俞樾对《三侠五义》修订及意义-米儿火

摘要：俞樾曾对《三侠五义》进行修订，使其在南方广泛传播，《月月小说》因此誉俞樾以“小说家”之号。俞樾之所以选择《三侠五义》进行修订，源于他对包公故事的兴趣、对古代侠义之风的激赏，并且该小说也符合其政治理想。俞樾以朴学大师的身份关注这一部平话小说，使《三侠五义》及其 “尚武” 精神得以广泛传播，功不可没。

关键词：俞樾三侠五义修订意义

俞樾(1821一1907 ），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清末著名朴学大师，著有近五百卷的《春在堂全书》及其他著作。“博通典籍”之际，俞樾 “旁涉稗官杂流"，对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小说戏曲投入相当热情。俞越寓居苏州时，潘祖荫从北京归，向俞越推荐《三侠五义》俞樾携归阅之，喜欢之余动手加以修订，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上海广百宋斋铅印出版，题曰《绣像七侠五义》，平步青描述当时情势“沪上石印，风行广播。这对做过翰林而又以朴学大师之名闻于海内外的俞越来说，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金文京先生誉此举“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之举，应大书特书之”。

一、俞樾改编《三侠五义》之缘由

俞樾自小对通俗文艺有浓厚兴趣，就小说而言，阅读过的不下二十几部，为何选择“粗鄙无文，士大夫多不屑寓目”的《三侠五义》进行修订? 俞越樾《七侠五义》序云:“尚书云有《三侠五义》一书，虽近时所出，而颇可观。余携归阅之，笑曰:‘此《龙图公案》耳，何足辱郑意之一盼乎?’ 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患，描写既细入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瓷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乃叹郑盫尚书欣赏之不虚也。”从序看来，俞樾似乎感于《三侠五义》艺术上的感染力而为之。俞樾喜欢民间说唱文学，而《三侠五义》平民化，对世态的描写，自然深得俞樾的赞赏。但若分析一下，可发现另有一些深层原因。

第一，源于俞樾对包公故事的兴趣。俞越阅读过《龙图公案》及有关包公的戏曲，著述中有不少对包公本事的考证。《小浮梅闲话》中，俞樾通过《宋史》包公本传、李宸妃传考证包公与李宸妃的故实，这些考证出现在他修改的《七侠五义》第一回。俞樾还从其他笔记，辑得一些有关包公而未被小说家们发现的故事，如《茶香室丛钞》卷三《包顺》引宋王覃《甲申杂记》、卷四《包孝肃公子妇崔氏》引宋韩元吉《南涧甲乙集。庐州重建包二公祠堂记》、《茶香室三钞》卷二三《张清风》录明郑仲夔《耳新准线张清风事及《茶香室四钞》卷二十《包孝肃为东岳速报司》引吴翌凤物志堂杂钞》载有关之事等等。俞樾对《龙图公案》里的八大王亦做了考证，见《茶香室丛钞》卷二《八大王》条，《七侠五义》第一回末亦作了说明，还增加沈椒(《谐史》有关八大王的记载。这些说明俞樾对盛传的包公故事颇为留意。

第二，源于俞樾对古代侠义之风的激赏。俞越在《七侠五义。序》、盛称小诸葛沈仲元“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可见对侠义之会心。从俞樾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俞樾对民众的高义与侠烈行为相当推许和赞赏。《五五》(《俞楼杂纂》卷四十三)中俞樾首列“五义”一门，以曲园史名义论曰:“立人之道，曰‘仁义’，然余以为仁义非有二道也，义者所以行其仁也，是以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太公谓之义士，而孔子以为求仁而得仁。仁义岂有二哉。余观匹夫匹妇之所为，有士大夫所不及者，殆古之所谓义士者钦。孔子不云乎‘义以为尚’，故著斯篇。”《五义》第一则的王全，《五奇》第一则虬髯公般的武昌舟人髯峭公，《右台仙馆笔记》卷三第十七则盗亦有道的“梁上君子”及卷十五第三十五则所写的张翁与某翁等等，都是有高义的普通百姓和侠士。

《三侠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恰好暗符俞越对侠义的审美要求。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五鼠白玉堂韩彰，以及智化、艾虎等，他们都具有劫富济贫、伸张正义而又身怀绝艺的特征。南侠展昭“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拽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十三回)。丁兆兰亦言“你我行侠尚义，理当济困扶危，剪恶除奸”(六十回)。欧阳春更具有古代游侠的特征，也是《三侠五义》里惟一一个最后不受官家管束的侠客。而如寇珠、余忠之类的小人物，寇珠“为人正直，素怀忠义”，余忠“作事豪侠，往往为他人之事奋不顾身”，为了救主，二人都甘心失去自己的性命。还有张别古，“好行侠义”，与冤魂无亲无故，却一趟又一趟带乌盆上公堂，为其鸣冤。这些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品格都符合俞樾对侠义行为的欣赏。

第三，《三侠五义》符合俞樾侠士与清官结合、共同戮力除奸的政治理想。《三侠五义》里侠士和清官生存的社会基础是“四海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第一回)。宋仁宗知人善任，近忠远奸。以包公、颜查散为代表的朝廷清官，铲奸除候，下安黎民，上报天子。而侠士们不管是有古侠之风、做事稳当、不图扬名的欧阳春；还是性情高傲、武艺非凡的白玉堂；或是啸聚绿林的张王马赵诸人，都以忠于朝廷为第一要义。如丁兆蕙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二十九回) 王朝诸辈，因不满权奸庞太师，落草土龙岗，“功名未遂，亦不过暂借此安身，不得已而为之”，当展昭提议他们等包公耀用，弃暗投明，为国出力时，立刻答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爷倘蒙朝廷耀用，我等俱愿效力。”(第六回)亦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意。《三侠五义》里侠士与清官结合，互为辅助，上为朝廷除奸，下为百姓伸冤，维护了百姓和社会的安定。

这种清官政治与侠士武功结合下实现的政治清明，为俞樾所赞许。俞樾非思想僵化之人，治学上不拘门户，也乐于接受外邦的东西。但他的思想开放有个底线，就是不能超越忠君爱国，而这源于俞樾浓厚的“尊王”思想。俞樾认为孔子因忧君臣之义废而作《春秋》,于是作《春秋论》三篇，详论《春秋》尊君之义，强调:“人之罪固有可赎，若拭君之罪，虽功存一时、泽及万世，不以赎其毫末也。”(《俞楼杂纂。佚文》）释《论语》“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粹犹犬羊之粹”亦云:“文质之异，异乎其在外者也。至其中之所存，如君臣之主敬、父子之主恩，不以文而有加，不以质而有损也。”(《群经平议》卷三十一《论语平议》)当学生章太炎有仇满言论，并剪去辫子时，俞樾立刻将其逐出师门，责以“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因此也可以理解一贯对小说不大加以主观臆断的俞越，对《水浒传》却颇为不满，“《水浒传》则实无可观，不知袁中郎何取此书”(《茶香室三钞》卷二三)。因为梁山之人虽受招安并为朝廷出力，但他们曾经反抗朝廷的事实是存在的，李逵更是动不动就要“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水浒传》六十七回)。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附旨出:“《水浒》对于强盗，对于官吏，都有一种大胆的见解;《七侠五义》也恨贪官，也恨强盗—这是北方中国人的自然感想，—但只希望有清官出来用‘御铡三刀’和‘杏花雨’的苛刑来除掉那些赃官污吏，只希望有侠义的英雄出来，个个投在清官门下做四品护卫或五品护卫，帮着国家除暴安良。这是这些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公同见解。胡适批评的地方，正是俞樾所欣赏的地方。正因《三侠五义》没有反抗朝廷的精神，才得到俞樾的认可。

二、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

俞樾阅读《三侠五义》之后，动手加以修订，并易名《七侠五义》出版，盛行于南方，平步青有言是“沪上石印，风行广播”，影响可见一斑。那么俞樾对《三侠五义》进行了哪些具体修订?

俞樾所作一项重大修订即是，易书名为《七侠五义》原书首页题 “三侠五义”，俞樾认为“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氏，则已得五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 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二人非侠而何? 即将柳青、陆彬、鲁英等人概置不数，而已得七侠矣。”因此改题《七侠五义》以符其实。此一改动虽大，实不影响及小说内容及结构。与此改动相类似的是，将书中人物颜查散易名为颜眘敏。俞氏认为颜查散是主要人物，为后半部书之主，在名字上“非如牛驴子、苦头儿、鞠先生、米先生诸人，呼牛呼马无关轻重也”(《七侠五义序》)。所以他从小学的角度出发，疑“查散”是“眘敏”之误，因为古文以“杳敏”为名，有“取慎言敏行”之意，故易之。此亦其考据习癖之自然流露。

对《三侠五义》所作真正内容上的修改则是删改第一回情节。俞樾认为原书第一回所叙狸猫换太子事太过荒诞，“白家老躯之谈，未足、入黄车使者之录”，遂据《宋史》、《默记》、元人杂剧等记载的包公、李宸妃、八大王事，“别撰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七侠五义序》)，把包公等事迹罗列之后，用简略的笔墨介绍了狸猫换太子的缘由。俞樾有言“今据正史，将包公一生宦迹表明，又照原书叙明狸猫换子缘由，以后便径接原书不再删改”(《七侠五义》第一回)。因此，俞樾对全书文字所作改动主要即在此处，李家瑞先生曾判定:“俞曲园先生又把《三侠五义》成《七侠五义》，除第一回而外，没有更动。

此外，俞樾对《三侠五义》的字句文辞作了部分正讹或增删。由于《三侠五义》不论在写作还是版刻上，都稍显粗糙，出现较多的字词方面的错误，因此俞樾在《三侠五义》修订中做的首要工作是纠正字词或语句上的错误，这里仅举前十回中数例:

“才将家伙找着厨房送去”，改为“才将厨房找着，像伙送去。”(第三回)

“包公见赵大一死”，改为“已死”(第五回)

“在白家堡祖房三间居住”，改“祖’，为“租”(第十回。按:韩氏母子租人房屋居住，非祖房)

除纠正字词和语句的错误，俞樾还对小说中某些语句进行一些增删。(括号部分表示增加，下划线部分表示删除)

“(真是时衰鬼弄人，我张三生平不做亏心事。) 如何白日就会有鬼?”(第五回)

“他用笔画成三把铡刀，故意的以“札”字做“铡”字，(三道做三刀)，看包公有何话说。”(第九回)

“不要管他，我也跟进去瞧瞧。(那个要饭的有良心呢?非偷即摸，若有良心，也不要饭了。)”(第十回)

“临行又将自己得用的一个小厮名唤李才，留下服侍包公，___与包兴同为内厮心腹。___”(第七回)

他连一句也插不上，一旁前仰后合，不觉的磕睡起来。困因酒后，酒因困魔，后来索性放倒头，酣睡如雷。”(第八回)

俞樾对小说字句文词所作的另一项工作是改俗字为古字:

“束修”改成“束脩”(第三回)

“桌子”改为“棹子”(第四回)

“侄儿”改为“姪儿”(第五回)

这样，除了对小说首回的改写和一些字词的修订外，俞樾对小说内容或结构并未作大的变动或调整。对俞樾的修订工作，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俞越的修订起了不小的作用，高度肯定其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如石庵云:“《七侠五义》余曾观其原本，笔墨甚冗琐，远不及近日所印行者。盖近日所刊，实经俞曲园先生编次删改也。余曾取二书相较视之，其删改之处，每行中不到十数字，而其笔墨遂大改变，文章之道，真不可以言传哉 ! 《月月小说》亦曰:“《七侠五义》一书，粗鄙无文，士大夫多不屑寓目，自先生为之删润一通，遂成一种义侠小说。另一种意见则对俞越的修改不以为然。如黄人《小说小话》言:“《三侠五义》‘书，曲园俞氏就石玉昆本序行，易其名为《七侠五义》。书中三侠谓南侠、北侠、双侠也。曲园因其人数为四，疑有错误，遂凑入智化等，又改小义士艾虎为小侠，而称七侠。常笑曲园赅博，而不知有三王一禹汤文武亦四人，三侠盖用其例，岂非怪事?) 对俞樾的易“三”为“七”作了嘲笑。而俞樾第一回的据正史改写，也被鲁迅挪榆为 “既爱臆造之谈，又不忘考据之习”。鲁迅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有言:“《七侠五义》的原本为《三侠五义》在北京容易得，最初似乎是木聚珍板，一共四套廿四本。问起北京人来，只知道《三侠五义》而南方人却只见有曲园老人的改本，此老实在可谓多此一举。

故鲁迅、胡适诸辈皆认为俞樾的改本实不如原本。如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佚札言：“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所改首回作附。" 1925年，亚东图书馆重印《三侠五义》时选用原本。胡适“序”中明确指出:“《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近年上海戏园里编《狸猫换太子》新戏，第一本用《三侠五义》第一回作成底本，这可见京班的戏子还忘不了《三侠五义》的影响，又可见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有声有色的描写部份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戏剧的演做了。这回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先生标点此书，全用《三侠五义》作底本，将来定可以使这个本子重新行于国中，使许多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原本是个什么样子。

要之，对俞樾有关《三侠五义》的修订应作客观具体的分析，一方面确实起到了文通字顺的作用，使这部稍显粗糙的侠义小说有了一定的文人化倾向；但俞樾毕竟是一个考据家，他把《三侠五义》第一回充满想像和虚构、具有强烈艺术性的情节据正史作了改写，又使小说失色不少。

三、俞樾修订《三侠五义》的意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 )，俞樾卒后不久，《月月小说》以“中国近代大博学家兼小说家德清俞曲园先生遗像”为标题，刊登俞樾画像，附文曰:“德清俞曲园先生为近世之大博学家，海内文坛咸推祭酒，而犹兼长于小说，《七侠五义》一书，粗鄙无文，士大夫多不屑寓目，自先生为之删润一通，遂成一种义侠小说，使我国民读之，振起尚武精神不少，是故先生亦小说家也，表其遗像于右，以为吾小说光。" ( 1907年11月20日)按，《月月小说》自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1月)创刊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停刊，共发行二十四期，这二十四期中，贯以“小说家”名号并刊登画像的中国作家只有三人，即第一号的“中国元代小说巨子施耐庵先生遗像”，第三号的“近代小说家李伯元微君遗像”，另一位即俞樾。对俞樾这样一位进士出身的朴学大师，一个标准的传统文人来说，这是对其修订《三侠五义》的莫大肯定。

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其行为本身的意义超出对文本修订的意义。就《月月小说》的高度赞赏而言，也不无借重曲园之名以抬高小说之义。《三侠五义》是平话小说，俞樾修订后，以本名作序出版，无形中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抬高了这部小说的地位，使这部原来只在北方流传的侠义小说立刻在南方流行开来。如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提及:“这一种改本(指《七侠五义》)，现在盛行于江浙”。再如胡适1922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九节提到:“此书原著者为石玉昆，但今本已是俞樾改动的本子，原本已不多见了。胡适于1925年为亚东图书馆重版原本《三侠五义》所作的序中重申:“《七侠五义》本盛行于南方，近年来《三侠五义》旧排本已不易得，南方改本的《七侠五义》已渐渐侵入京、津的书坊，将来怕连北方的人也会不知道《三侠五义》这部书了。” 这些记载都反映出经俞樾修订的《七侠五义》很大程度上对《三侠五义》的推广流传起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1925年亚东图书馆以《三侠五义》为底本标点出版，但俞樾修订过的《七侠五义》仍是当时流传的主流。据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几本民国间出版的《七侠五义》，除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上海文明书局铅印出版《足本七侠五义全传》把俞樾改过的第一回“据正史翻龙图公案，借包公领侠义全书”作为首回附在前面，后面径接《三侠五义》第一回外，其余几个版本，如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年三月出版的《增图七侠五义传》、上海启智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新式标点七侠五义》等等，采用的都是俞樾修订过的《七侠五义》本，而且无一例外附上俞樾所作序，挟俞樾以自重之意颇为明显。

《三侠五义》的盛行，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诚如鲁迅所言，“其时欧人之力又侵入中国” 而武力是我们处于弱势的主要原因。一些有识之辈有感于民族缺乏尚武精神，希望通过提倡急公好义、慷慨赴死的侠义精神来振兴国家。如梁启超《新民说》第十七节专论尚武，把尚武精神作为国民新特性之一，还发表《中国之武士道》宣扬古今侠义人士，力图使“柔脆无骨”之我族人，能“立于天演之界”。《七侠五义》的广泛传播，必然对人民“尚武”心理的兴起有一定导向作用，《月月小说》言“使我国民读之，振起尚武精神不少”当非空穴来风。

因此若要对俞越《三侠五义》的修订影响及作用下个结论，胡适《三侠五义。序》所言颇中肯肇：“曲园先生在学术史上自有位置，正不必靠此序传后，然而他以一代经学大师的资格来这样赞赏一部平话小说总算是很可钦佩的了。”而且亚东图书馆请俞越曾孙俞平伯校点此书，正可谓“《三侠五义》曲园先生的表章而盛行于南方，现在《三侠五义》原本又要靠平伯的标点而保存流传，这不但是俞家的佳话，也可说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