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明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日本研究史籍，出现专书並踏出了实地考察研究的第一步，研究阶层扩大，开始关注现实。这些史籍体现五个方面的显著特点：其一，对于日本的研究比较全面；其二，重视地图和语言；其三，重视倭寇问题的研究；其四，编纂内容存在因袭传抄现象；其五，具有强烈的史学致用意识。总之，明代出现的这些日本研究史籍，体现出与前代不同的诸多特点，对于清代的日本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要：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接触古已有之，明代以前对于日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代正史的日本传记中，而到明代则出现了大量的日本研究史籍，研究专书的编纂也有了新变化。严重的倭寇问题是推动明代日本研究史籍出现的重要因素，官方的支持和普及性史学潮流的推动也是重要原因，而中日交流的加强则扩大了史料来源。从总体上看，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具有显著的特点，不仅较为全面，而且非常重视地图和语言等内容，对倭寇问题也进行了重点研究，而这些史籍中存在着因袭传抄的现象，也体现出了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绵延不绝，相互之间的认识与研究更是源远流长。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日本，但在明代以前主要还只是停留在正史日本传记的层面上。从《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开始，历代正史中共出现了15篇日本传记，对于日本的历史、地理、风俗、社会以及中日关系等各方面都有涉及。但是，在史学中除了正史的单篇传记以外，其他的研究寥寥无几，一些典制书或域外地理书中所谈到的日本也多是取材于正史。而随着明代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明代史学中出现了一股日本研究的热潮，于是大批日本研究史籍纷纷涌现。本文拟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及其特点略作分析。

一、明代日本研究史籍的出现

明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日本研究史籍，既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也是中日关系史中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些史籍的出现，在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上属于新的变化，也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一）日本研究的新变化

首先，专书的出现是明代日本研究的最大变化。明代以前的日本研究，主要是以单篇传记为主。除了正史中日本的专传外，在《通典》、《文献通考》或域外地理书中的某一个部类也都列有日本的专节，但是这些研究多为单篇的记载，不成体系。明代开始出现专门研究日本的独立成书的史籍，这就改变了以往只有单篇传记而无专书记载的情况。如，由薛俊编纂的《日本考略》就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日本研究的专门书籍。此书虽然篇幅不长，但从现存的部分来看，全书由17篇略组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与以前单篇的日本研究传记显然不同。随着《日本考略》的问世，明代关于日本研究的专著如《日本图纂》、《日本考》、《日本一鉴》等等也不断涌现，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

其次，踏出了实地考察研究的第一步。明代以前的日本研究主要靠本土的闻知手段，并没有学者亲自赴日实地考察。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像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那样，在实地考察研究对象国家的基础上完成的专著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在明代，郑舜功曾受浙江总督杨宜之命，两次赴日考察，既负责宣谕日本国王禁绝倭寇之事，又肩负考察日本实地情况之责。郑舜功凭借两次赴日考察的经历和悉心研究，终于完成了日本研究的专著——《日本一鉴》。这是明代日本研究中的重要变化。

第三，研究阶层的扩大及对现实的关注。明代的日本研究开始出现由官方向基层深入的趋势。明代大量涌现的日本研究专门史籍，都非官方组织的大规模修史活动，主要依靠个人独立完成。就拿《日本一鉴》来说，虽然郑舜功曾经受浙江总督杨宜的派遣才得以赴日，但是他在书中表明自己的身份乃是“布 衣”和“新安商人”。并且其完成日本考察回国之后，是在身陷囹圄的状况下，依靠个人努力完成是书。而且，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开始在广大民众中传播，其影响力已广及社会基层。另外，在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中，更多的是关注防倭御寇这一主题。这在以前的日本研究中是不曾出现的，这与明代的现实问题紧密相连。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跟御倭有关的书籍，如《倭变事略》、《日本犯华考》、《虔台倭纂》等等，也反映了明代史学对现实的积极关注。

（二）日本研究的推动因素

明代之所以出现日本研究的热潮并涌现出大批的史籍，是有深刻原因的。就推动明代日本研究史籍大量出现的因素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倭寇问题对明代日本研究的推动。倭寇问题是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的大事件，明史学界对其研究非常之多。关于倭寇的成因、来源、危害、影响等问题已经讨论很多，但是和倭寇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其对于明代日本研究的刺激作用。明代在面对严重的倭寇之患时，作为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也都积极行动起来，用手中之笔或研究、或撰述敌国之史。从这一时期出现的一大批以御倭为名的史籍中就可以一见端倪。如，王士骐的《皇明御倭录》、卜大同的《备倭记》、郭光复的《倭情考略》等等。这些著述的编纂宗旨均十分明确，基本都是要在了解日本的基础上进而寻求防倭之策。王文光在为《日本考略》增补重刊本所作的序中即称：“日本即倭奴也，其狙诈不情尤甚，镇边重臣咸以备倭为名。”从这些日本研究史籍中，基本都可以看出这种对于倭寇问题的忧虑之情以及为防倭御倭而著述的使命感。

第二是官方的支持。明代能够出现日本研究的热潮，和官方给予日本研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日本考略》的出现就是在定海知县郑余庆的支持下才得以问世的。在嘉靖宁波倭乱之时，沿海诸多州县均遭破坏，惟独郑余庆所辖之定海因官民力守才得以幸免。郑氏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大力支持邑痒弟子薛俊撰著《日本考略》，认为其书“有裨于边防也。捐俸寿诸梓，嘉与有志忠爱其国与民者共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身为浙江布政使的范涞也自撰《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一书，并且呈请钦差提督军务巡抚浙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审阅，最后得到批示：

务要字画端楷，一面买办上好梨板，择空闲处所募倩惯熟字匠议资供给。……此系垂久之书，毋容潦草搪塞，刻完刷装二十部送院。如本院已经出境，另装四十部遇有便差送至原籍。其各沿海兵道府卫有司及参游备倭把总衙门，行令自备纸张赴司印回遵守。其该司道前后用过纸张，并刊刻印装工料及各校誊录人役工食犒赏等项，该司径议酌行用过银两，俱于司库渔税犒赏银内造册开销。

可见，不仅有官方的支持，还提供了刻板印刷等项所需的开销。

第三是普及性史学潮流的推动。明代史学的重要特点即在于其普及性的潮流。一方面因为史学普及化程度大大提高，所以出现了不少适应社会大众需求的普及性著作。另一方面，书商们为了普及性的需要以及利益的驱动，也往往热衷于发行适应大众需要的作品，甚至有的书商会自己操刀，用“剪刀加浆糊”的方法假以名家之号而发行。在这种商业运作和知识普及的双重力量推动之下，明代出现了大量的普及性史书。特别是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潘荣《通鉴总论》衍生出的编年体史书纷纷涌现，并且占据了明代普及性史学的主流地位。而明代对于日本研究类史籍的大量涌现也和这种潮流息息相关。

第四是中日交流的加强与资料来源扩大的推动。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即实行海禁政策，严禁民间私人对日贸易，只允许官方的朝贡贸易存在。但是，从元末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的民间贸易并未被完全禁绝。明代倭寇之乱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双方正常贸易往来的重要性。甚至有的倭寇贼首不自觉地成为中日往来交流的使者，比如声名显赫的王直就和中日两国的上层都有交游。对于日本方面来说，由于朝贡贸易有利可图，所以官方对此乐此不疲。虽然室町幕府时期有如足利义持这样禁绝朝贡的贸易者，但毕竟时间短暂，其继任者足利义教接代之后就立即恢复了遣明船的派遣。另一方面，长期的朝贡往来也使大批的使臣往来于两国之间，他们对于中日交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明代还出现了大量的日本僧人来华的现象，他们对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加强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中日交流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明代对日研究的开展便有了更丰富的资料来源。在与络绎不绝的来华日本商人、大量的日本遣明使臣、成批的来华日本僧人等的交往中，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认识不断深入。更重要的是，大批赴日的中国人有了亲身接触日本的机会，他们的所见所闻成为最切实可信的资料。明代还出现了像郑舜功这样的亲自赴日本考察者，他的《日本一鉴》成为明代诸多研究日本史籍中直接引用日方资料的唯一之书。其书中参考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典籍，对于日本的郡名、町村和官职名的记载基本符合日本的历史实情。总之，在中日交流不断加强与深化的基础之上，对日本研究的多种途径的资料来源为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的出现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保障。

二、明代日本研究史籍的特点

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之下，明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日本研究史籍。对这些史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对于日本的研究比较全面

明代之前的日本研究，主要集中表现为正史中的单篇日本传记。由于篇幅的限制以及了解的不够深入，所以显示出在对日本的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史地等个别方面。到了明代，随着中日交流的深入，伴随着朝贡贸易的频繁往来，关于日本的信息来源有了很大扩展。当嘉靖中期倭寇问题日益严重之时，明人对于日本的研究愈加重视，于是便把得到的关于日本的多方位信息都充实到日本研究的史籍当中。比如，在《日本考》中就有关于日本的琴法、琴谱的详细描述，对于日本的制琴材料、取音分类、操琴之法等都进行了介绍。此外，还记录了《忆中华调》、《又回文词》两组日本琴谱以及象棋、围棋、双陆三大日本棋类游戏。特别是对于象棋的棋子造法、棋子步法、棋盘式样都有详细的叙述，而且还有多幅图画具体解说象棋的规则和比赛方法，对于如何布局、棋子步法、何为胜负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图画以及附带的说明而一目了然。对于这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内部的研究和记录，在明代以前是未曾出现的。明代日本研究史籍中还有其他一些日本社会细节的记录和描写，这些都说明，明代对于日本的研究已经比以往更加全面而深入。

（二）重视地图和语言

地图在中国的起源很早，中国历来很重视地图的作用。史载刘邦攻入咸阳以后，手下大将皆争夺金银财宝，惟独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籍藏之”。后来刘邦击败项羽、坐稳天下，丞相萧何掌握的图籍功不可没。此后，历代都很重视地图的编绘。明代在对日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地图的作用。比如《日本图纂》一书就是郑若曾在胡宗宪幕府时所作，“以坊行《日本考略》一书舛讹难据，因从奉化人购得南澳倭商秘图，持以询诸使臣、降倭、通事、火长之属，汇订成编。前为图三幅，附以论说。后载州郡、土贡、道路、形势、语言、什器、寇术，而仪制、诗表别为附录”。此书中的《日本地图》非常重要，并且因为直接得自日本人之手，所以更加符合日本当时的实际地理情况，因此得到明人的重视，很多日本研究史籍中都转引《日本图纂》的地图。书中还载有《日本岛夷入寇之图》，将倭寇的来犯路线一一标明，对胡宗宪领导的东南防倭工作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后，这些内容都收录到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之中，胡宗宪曾称赞此书道：

用是详核地利，指陈得失，自岭南迄辽左，计里辨方，八千五百余里，沿海山沙险厄延袤之形，盗踪分合入寇径路，以及哨守应援，水陆攻战之具，无微不核，无细不综，成书十有三卷，名曰《筹海图编》。余展卷三复，而叹郑子之用心良苦矣。图以志形胜，编以纪经略。东南半壁，按籍瞭然，讵不足以备国家掌故，而为经世之硕画乎？

从抗倭军事将领胡宗宪的评价中就可以知道，日本研究史籍在实际御倭斗争中的用途之大。郑舜功的《日本一鉴》中附载的地图更多，其中既有他亲自在日本搜集到的，也有其从事沈孟纲等人绘制的。另外，在书中还绘有多幅赴日路线之图，郑舜功把沿途所经过的航海路线和沿岸岛屿都记录在图中，为以后使日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还很重视对于日本语言的记录。最早掀起明代日本研究热潮的薛俊的《日本考略》中，就专门辟有《寄语略》的专栏，将日本的语言发音用汉字标注出来。薛俊此举影响极大，不仅明代以后研究日本的史书中几乎都辟有寄语的专栏，而且，《日本考略》中的寄语部分还以《日本寄语》的书名被收入到诸多丛书之中。《日本考略》中虽然只收有300余个日本语汇，但是其影响很大，明代以后研究日本的著作中的寄语部分，“在音注上，一般都是祖承《日本考略》的”。薛俊之后，明人收录的日本语汇不断增加，《日本考》中扩展到了1000多个，特别是亲自到过日本的郑舜功所著的《日本一鉴》中，其收录的日本语汇达到了3400多个。这些日本研究史籍中之所以如此重视日本语言，用薛俊之言来讲就是：“言者心之声，得其言或可以察其心之诚与伪”。如果要对日本深入地了解，必须熟悉他们的语言，特别是在明代倭寇严重的情况下，与其周旋，不懂日本语言是行不通的，因此，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都非常重视语言，而且注意寄语部分的编写。

（三）重视倭寇问题的研究

倭寇问题是引发明代日本研究出现热潮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些史籍中无一例外地都很重视对于倭寇问题的研究。比如《日本一鉴》就是因为要解决倭寇问题，所以郑舜功才赴日宣谕并调查了解倭情，并在归国之后完成此书。在书中，对于倭寇的成因，倭寇的盘踞之地、犯华路线以及解决倭寇之道，郑舜功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今天看来郑舜功的有些观点并不正确，但是他对于倭寇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在那个时代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些研究日本的专书外，明代还有一些其他类史书中载有日本研究的专篇，比如张燮的《东西洋考》中的《日本考》、茅元仪的《武备志》中的《日本考》等等。这些史书中的日本研究也都重点关注倭寇问题。张燮的《东西洋考》的《日本考》中，对于明代从洪武至万历时期历次的倭寇犯华事件都有记录，而且重点关注其家乡福建地区的倭寇问题。书中对于倭寇之乱的看法值得重视，他认为正是由于沿海之人勾结倭寇才使问题逐渐扩大。他还在书中引用朱纨奏疏中的话：“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以此说明嘉靖中后期内地奸豪在倭乱大作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分析日本人的习性时，他考述历代对于日本人的评论，最后总结道：“盖造物者突开东南几番杀气，而华人导之；讵云‘喜盗轻生，好杀天性’，然哉！”明代还有一些专门记录倭寇问题的书籍，如卜大同的《备倭记》、采九德的《倭变事略》、郑茂的《靖海纪略》、茅坤的《纪剿除徐海本末》、殷都的《日本犯华考》、张鼐的《吴淞甲乙倭变志》、王士骐的《皇明御倭录》、郭光复的《倭情考略》、黄俣卿的《倭患考源》等等，此外，还有很多著录于《明史·艺文志》等目录书中但今已不存的史书。这些书籍本身就是对于倭寇问题的记录和研究，而他们对于专门研究日本的史籍又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王士骐在《皇明御倭录》的小序中写道：“纪倭事者，有薛俊之《考略》，有王文光之《补遗》，而郑若曾之《筹海图编》加详焉。臣不佞读之，而叹其用意之勤也。已稍稍参以国史，始恨事略者百不得一，而一且失真，士大夫不考于先朝之故事，而动以野史为证，则所误多矣。”因此，王士骐参照国史的记载，采用编年纪事的方式将明朝的御倭大事编排为一书。明朝如此之多的记录倭寇问题的书籍出现，为明代日本研究史籍在此问题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

（四）编纂内容存在因袭传抄现象

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很多，但是仔细研读可以发现，这些书中的内容大多来自于因袭传抄。其中关于日本历史沿革以及地理风貌的内容，大多因袭历代正史的记载。这一点在《日本考略》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薛俊主要是根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宋 史·日本传》的内容，完成关于日本的沿革、疆域、州 郡、属国、山川、世纪等几个“略”的内容。这些内容又被后来其他日本研究史籍所传抄，如郑若曾《日本图纂》中的《日本纪略》部分基本就是从《日本考略》中因袭而来，而《日本考》的“沿革”、“疆域”、“属国”等篇目就是完全照搬自《日本考略》。当然，对待这些史籍中的抄袭现象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并没有足够的条件发现更多的关于日本的史料，而且这种抄袭的目的也是为了社会现实的需要。就如《日本考》一书，它是李言恭和郝杰利用《日本风土记》的刻板进行印刷的，而且出版之际还进行了剜改书名和更换署名的行为，但是在明代并不为人所诟病。因为《日本考》一书是为了满足当时抗倭援朝战场的需要，只有在李、郝二人的名下才能更方便地在御倭将士中广为传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明代众多的日本研究史籍中，只有《日本一鉴》较为特殊，因为作者郑舜功亲自到过日本，所以此书中关于日本的研究很多都是得自第一手资料。《日本一鉴》中在描述日本的社会风俗、自然物产等事物时，首先会引用历代史书中的记载，并注明出处，然后根据自己在日本的实地调查说明实际情况，进而进行更正或者补充。《日本一鉴》中记载：

因诣阙过吴门，比有监生郑若曾闻而顾之，愿闻要领。功因出书以示，若曾曰：“昔为《图纂》、《图编》时，但倭夷事风闻未真。今见是书，惜见不早。世昔《纂》、《编》类，愿为改正”。功固辞之。若曾复曰：“事在国家，愿勿我辞。”嗟夫，若曾尚未食肉，初见功书，惜乎不早。夫志宁波者，志在家国也，又岂不欲早见功书乎？

这说明明代日本研究者中已经有人知道郑舜功此书的价值。郑若曾曾在胡宗宪的幕府中效力，并著有《日本图纂》、《筹海图编》等史籍，身在抗倭前线大营，当然比较了解日本的情况，但还是需要用郑舜功的著作来更正自己书中的错误，可见，郑舜功日本研究之书的价值。而这种利用他书的记载来补充或者完成自己著作的行为，在明代比较常见，也正如郑若曾所言的那样，是一种为国家效力的行为。所以，对于明代日本研究史籍中的这种因袭传抄的现象也不能过于苛责。

（五）具有强烈的史学致用意识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主要是在现实原因的刺激下出现的，所以，这种史学经世致用的意识就更加强烈。不仅在《日本考略》、《日本一鉴》、《日本考》等专门史籍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得较为明显，而且就整个明代日本研究史籍来说，经世致用的意识也都比较突出。面临如此严重的倭寇问题，为了寻求御倭之策，必须有所参照，这就需要对日本有所了解。但是明代以前对于日本研究的著作并不多，所以当东南沿海狼烟四起之时，一大批日本研究史籍便应运而生。郑若曾在《筹海图编》的序言中写道：

壬子以来，倭之变极矣。久乃得今少保梅林胡公，祗承天威，殚虑疏策，元凶授馘，余党底平。当变之始作也，莅事者欲按往迹，便地利，侦鼫迹，以图完全之功。而纪载蔑如，无所从得。仅有《日本考略》，而挂纤漏巨，无关成败，咸以为恨。荆川唐公顺之谓予宜有所述，毋复令后人之恨今也。稿未半，荆川不逮。龙池王公道行，顾予旅舍，固命成之。会少保公征辟赞画，参预机宜，且获从幕下诸文武士闻所未闻。越数月，而书竣事。

在倭寇之乱的情形下，堪称一时名流的士大夫如唐顺之、王畿等人极力支持郑若曾完成《筹海图编》。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日本考略》可以参照，而此书又舛讹较多，因此编纂内容全面的日本研究图书就成了当务之急。唐顺之等人都是明代学界名士，他们正是在史学以经世的思想指导下，积极敦促郑若曾完成御倭著述，服务于当时的抗倭大业。而身为浙江抗倭前线总指挥的胡宗宪，更是大力支持其幕僚郑若曾完成此书，以利于他的战斗需要。所以郑若曾的书中处处体现了为现实需要而撰述的意识，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于《筹海图编》编纂的始终。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中所体现的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反映出史学与社会的紧密关系，也显示了史学对现实的积极意义。

总之，明代日本研究史籍的大量涌现并非偶然，它既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也与中国传统史学积极探求域外史地的优良传统密不可分。明代出现的这些日本研究史籍，体现出与前代不同的诸多特点，对于清代的日本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明代日本研究史籍的分析，有助于深化中日关系史和明代史学史的研究。

文章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6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