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宋、辽、金史的《夏国传》及有关的纪、志、列传《宋史·夏国传》说，西夏设有翰林学士院，负责修实录。现存西夏文《天历年改定新律》第十章“司次行文门”，有史院一名。史院与翰林学士院或即一事。元代虞集记载，斡道冲一家在西夏世代专掌国史。凡此种种可以说明，西夏应与我国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一样，设有纂修实录、国史的机构。可惜的是，西夏的实录和国史都没有流传下来。

现存的关于西夏历史比较系统、比较原始的记载，是宋、辽、金三史中的《夏国传》或《西夏传》。前面已经说过，三史虽然是同时纂修的，但是它们所依据的资料各不相同，三史的《夏国传》（《西夏传》）的情况也是一样。元朝修史诸人没有做什么统一工作。材料来源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叙事详略不一样，所以三者对于研究西夏历史都很有用处。三者之中，以《宋史·夏国传》最为详细（但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这是因为宋国史有西夏传，而且元朝修史诸臣在考订西夏诸帝谥号、庙号、陵名时，还参照了《夏国枢要》（宋人作，今已佚）等书。《辽史》的《西夏传》最为简略，基本上是将本纪中的有关内容摘编而成。《金史·西夏传》主要依据是金历朝实录，卫绍王和哀宗朝无实录，所以这两朝的西夏史实也就失载。例如，《金史·西夏传》载，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夏国王“安全薨，族子遵顼立”。接着又说：“（遵顼）立在安全薨前一月，卫绍王无实录，不知其故。”遵顼在安全死前一月即自立为王，在《宋史·夏国传》中有明确记载。同书还载，金卫绍王在次年三月遣使册封遵顼为夏国主，而在《金史·西夏传》中反而失载了。

《金史》又说，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七月夏国主“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这里所说的“史”，应指金的实录或国史，其实《宋史》明白记载继德旺而立的是南平王睍。

宋、辽、金三史的《夏国传》（《西夏传》）的记事都是从本国的角度出发，记载西夏与各自国家的关系，概括起来，不外是和平时期的朝贡关系和冲突时期的战争情况。而对西夏国内的情况，特别是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力水平等等方面，语焉不详，记载是很不完全的。

除《夏国传》（《西夏传》）之外，三史中的本纪、志、表、列传的有关部分，也有关于西夏的记载。以《宋史》的列传为例，太宗朝的曹光实、田仁朗、李继隆、石保兴、郑文宝、王德用诸传，都涉及西夏，因为这些人都曾处理过有关西夏的事务。其他各朝的列传，也可按这样的线索去寻找。《辽史》和《金史》的情况也一样。

（二）宋人著作

1．宋代基本史料上一章提出的八种宋代基本史料，除《宋史》已介绍外，其余七种都或多或少涉及西夏史事，需要认真阅读整理。特别是《长编》一书，所载西夏史料比较丰富，是研究西夏历史时必须重视的。

此外，《隆平集》卷二十有《夏国传》。《隆平集》成书较早，《夏国传》有关西夏习俗和制度的若干记载，不见于《宋史·夏国传》，而与《辽史·西夏传》相近，可供参证。王称《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七和一百二十八为《夏国传》，纪事终于靖康元年。叙事比较简略，但成书在《宋史》之前，也可供参考。

2．宋人文集北宋时期，与西夏的和战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某些时候甚至可以说是牵动全局的中心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许多文集中都有关于西夏情况的记载，特别是一些直接或间接与处理西夏问题有关的官员们的文集，更是如此，如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韩琦的《韩魏公集》（包括家传）、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余靖的《武溪集》、司马光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等。其他文集中也往往有西夏史料。

3．宋人笔记北宋人的笔记中有不少西夏史料，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魏泰的《东轩笔录》、陈师道的《后山谈丛》等。宋人的文集、笔记数量很大，有关西夏的记载散见各处，有待汇集整理。

（三）金、元人著作

西夏与金朝并存达一百余年之久，与西夏的关系是金朝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金朝的历史记载常有涉及西夏史事者，如《大金国志》《归潜志》等。其他金代的史料中间亦有西夏史料，如《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就有金朝回答夏国的国书（卷十二）。

西夏为蒙古所灭，西夏后人在元代一般称为唐兀人或河西人，其中不少人在元朝做官。元代有的史籍和文集记载了西夏覆灭的过程，以及若干西夏后人在元朝的活动，如《元朝秘史》《国朝文类》《国朝名臣事略》和虞集《道园学古录》、程钜夫《雪楼集》、姚燧《牧庵集》等（关于这些著作的情况见下一章）。应该特别提到的还有《青阳文集》，作者余阙，本身是西夏后人，文集中有一篇《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卷四），谈到他所了解的西夏人传统习俗以及后来的变化，是研究西夏社会的珍贵资料。

明初修成的《元史》，对于研究西夏后期的历史是很重要的资料。《太祖本纪》中有关蒙古攻灭西夏过程的记载，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原始文献。列传部分有不少唐兀人的传记，其中如察罕、昔里钤部、高智耀、纳麟等传，对于研究西夏灭亡和唐兀人在元朝的活动，都是很有价值的。

（四）有关唐史、五代史诸书

西夏建国虽在元昊时，但早在唐末五代党项首领已成为西北地区一股封建割据势力。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都有《党项传》，记述了党项族在西北的活动。以上诸史的纪、志、表、传中也有不少有关党项的记载。此外，《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中都有党项的资料，可和两《唐书》、两《五代史》的记载互相参证。

（五）西夏文文献

元昊建国后创制西夏文字，在境内通行。西夏亡国以后，有关文献资料几乎都被湮灭。20世纪初，俄国科兹洛夫、英国斯坦因等在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发现大批西夏文书及有关文物，以后在宁夏、甘肃等地陆续有所发现。现在已知的西夏文文献数量很大，按其不同性质大体可分为法律文书、社会文书、佛经、儒家经典（由汉文转译）、语言文字著作、诗歌谚语和碑刻等。其中佛经所占比重最大。

近年我国相继出版了：

《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

《英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藏西夏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中华书局）等资料汇编。

《俄藏黑水城文献》收录的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20世纪初科兹洛夫探险队从黑城猎取之物，以西夏文物居多。《英藏黑水城文献》收录的是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从黑城获取之物，亦以西夏文文献居多。《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收录的西夏文献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一是原苏联政府捐赠给中国的科兹洛夫探险队所获部分西夏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则收录了国内收藏的全部出土、发现、保存的西夏文文献。以上这些资料的刊布，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各种西夏文文献中，法律文书对于研究西夏历史是最重要的资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一部仿唐、宋律令编纂的西夏法典，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前苏联学者克恰诺夫将它译成俄文，并和原文在1988—1989年同时刊布。我国学者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将此译成汉文，以《西夏天盛律令》为名，列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经过译者修订补充，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名，又收入《中华传世法典丛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社会文书包括户籍、账籍、契约、告牒、书信等，散见于以上所说各种文献汇编中。这些文书对于研究西夏社会有很重要的价值，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加强。

（六）清人和近人著作

清代修西夏史的有十余家，但现存的只有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周春的《西夏书》等数种。《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是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最早有道光十年（1830年）刊本，1998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龚世俊等的点校本。《西夏书事》四十二卷，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搜罗资料丰富，特别是关于西夏后期历史的记述，有不少不见于其他史籍，因此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但是此书编纂不够严谨，有些记载不注明出处，已发现其中有对宋、元史籍的误引，因而在使用时应慎重。此书初刻于道光五年（1825年），1935年北平文奎堂有影印本。1995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龚世俊等校证本。《西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只有残抄本流传下来。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胡玉冰的《西夏书校补》（全四册），很有价值。

民国时期有戴锡章的《西夏纪》，作于1917年。此书为编年体，征引史料广泛，而且注明出处，便于核对。198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矛昆点校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韩荫晟编成《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一书，三卷九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此书征引文献三百五十余种，最称完备，而且做了大量文字校勘和史实考订等工作，便于使用。

（七）考古文物发现

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斯坦因等在黑水城遗址掠走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分别收藏在外国各博物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西夏文物考古工作有很多新的发现，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夏帝陵和黑水城遗址的发掘、甘肃武威地区两次西夏文献文物的发现等。已发表的西夏考古文物报告和研究著作主要有：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韩小忙《西夏王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马文宽、张连喜《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西夏三号陵》（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西夏六号陵》（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传世的西夏文献比较贫乏，这些文物考古报告与研究著作的问世，对于西夏历史研究的深入，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