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并不只喜欢《三国演义》，他们还超级喜欢《水浒传》和冯梦龙的“三言“，甚至在江户时代，《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带给日本人的冲击还比《三国演义》要大一些。

严重限制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产生兴趣的原因其实就俩：一，翻译看不懂作者写的啥，翻译不了；二，读者看不懂作者写的啥，翻译了也看不懂。

用《绘本通俗三国志》的关张当题图罢一、《三国演义》等文言小说的流行

由于日文的语法顺序和中文不同的，汉字和原有的日语固有词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此日本人在阅读汉文的时候要进行“训读”，主要是方式是“書き下し”，也就是在汉文中添加“送假名”、“句读点”、“片假名”等调整语序和标注发音，从而辅助阅读。

日本人发明这套“训读”的方案，主要是用于阅读和写作文言文的，因此古代日本很多颇有汉学修养的人，虽然半句汉语都不会说，却能看懂和写作汉文。

《三国演义》占了一个大便宜，因为《三国演义》基本上是用夹杂着一点白话的文言文写的。

翻译《三国演义》的京都天龙寺僧人——月堂和义彻兄弟俩，恐怕压根不会说汉语，但是他们在删除了一些冗杂的诗词文章，增删部分内容后，把《三国演义》全书进行了“書き下し”，并且对“难读汉字”标注假名后，在1689-1692年间出版了《通俗三国志》，使得不太认识汉字的一般日本人也能阅读《三国演义》：

1692年出版的《通俗三国志》第一回，刘关张相遇的场景

《通俗三国志》的成功，致使17、18世纪之交，日本出现了一场翻译明代中后期跟风《三国演义》作品的热潮——这些被翻译的作品的特点就是白话少，文言多，翻译不需要懂汉语，只要掌握”書き下し“就可以翻译和阅读。

比如说梦梅轩章峰等人在1695年起，将明末甄伟的《西汉演义》翻译成日文。因为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将《太阁记》、《甲越军记》一类以战争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叫做“军谈”，因此译作被起名叫《通俗汉楚军谈》，这本书在江户时代颇具人气，开《通俗军谈》之滥觞。

明治时代再版的《通俗汉楚军谈》的插画

此后，大阪的清地以立，根据余邵鱼的《列国志传》，还参考了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和《智囊》，抽取精彩章节，在1703年、1704年分别翻译出版了《通俗吴越军谈》、《通俗周武王军谈》。

日本翻译家冈岛冠山也受此风潮影响，根据《皇明英烈传》（《云合奇踪》），在1705年翻译出版了《通俗元明军谈》（《通俗皇明英烈传》）。

冈岛冠山译《通俗皇明英烈传》

《通俗汉楚军谈》等一系列译作，带动日本人参考《通鉴纲目》和"二十一史"，加上日本原创的一些中国故事，写了一堆《通俗军谈》为名称的中国题材的战记小说，比如《通俗唐玄宗军谈》、《通俗五代军谈》等，甚至后来1722年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日本人在第二年就凑热闹写了个《通俗台湾军谈》……

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鸦片战争后，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时，青卫主人还根据传闻写了《清明军谈》、《鞑靼胜败记》、《清贼异闻》三部曲，角色的名字大部分是用《通俗三国志》和《通俗汉楚军谈》的人名排列组合出来的……

另外，比较值得一提的还有中村昂然、马场信武在1703年起翻译并出版了明万历年间酉阳野史著《三国志后传》，改名《通俗续三国志》。

《三国志后传》总体来说文笔一般，主要取材元朝《三国志平话》最后一段的YY，把南匈奴首领刘渊硬说成是蜀汉梁王刘理之子，羯族首领石勒硬说成是赵云之孙，辅佐石勒夺取北方的汉人大臣张宾是张苞的庶子等等，满怀阿Q精神地把“五胡乱华”硬给写成蜀汉后人虐杀司马家族的爽文。

刘渊：我浑身大汉

赵云：我没这个孙子

本来是作者和读者一起满足心理需求的泄愤作，结果没过几十年真的发生了明清易代、剃发易服的悲剧，这本小说真的就被当成粪作而在大陆销声匿迹。

可日本人嘛，本来就是老外，当然不在乎中国人自己的“华夷之辨”，因此墙内花开墙外香， 《三国志后传》的译本其实在江户时代卖得相当不错，可以治愈一下代入蜀汉视角，却眼睁睁看着蜀汉国破人亡的日本人。

二、《水浒传》等白话小说所遭遇的窘境到日本翻案小说

另一方面，不懂汉语而只懂“汉文训读”的人读到连旁白都是白话文、还掺杂着大量方言的《水浒传》和《金瓶梅》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日语和汉语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歌川国芳《通俗水滸伝豪傑百八人之一個 九紋龍史進》

在“書き下し”加日文注释《水浒传》的时候，翻译《明英烈》的冈岛冠山就遇到许多囧囧有神的问题——梁山好汉们一口一个“鸟官”、”鸟人“，这个“鸟”应该怎么标注片假名？然后在正文旁的空白处，怎么向读者解释“鸟人”什么意思？

再比如《水浒传》和《金瓶梅》里都出现了“气得发昏”这句白话，根本没法用“训读”的方式解释通，只能进行全文翻译——鸟山辅昌翻译成“アマリ立腹シテ目ヲマワスト云ウコト也”，高阶正巽就给翻译成“ム子ンガリテメガクラム”，满篇都得逐句翻译。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水浒传》在日本真的被当作学习汉语的习题本，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甚至为了看懂《水浒传》原作，还真的激发一些日本人专门去学了汉语。

虽然学了汉语的日本人看《水浒传》看得很爽，可是除了1728年冈岛冠山去世后，门人们出版了他用日文注释翻译的《通俗忠义水浒传》前10回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愿意接手《水浒传》的翻译工作。1757-1790年间，《水浒传》的译作拖拖拉拉了二十多年，才得到系统整理和分部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水浒传》前10回出版的格外早，受此影响，日本人最喜欢第一个登场的梁山好汉”九纹龙史进“，一是他的纹身很帅，二是他性格放荡不羁、为朋友两肋插刀很有”江户社会小青年“气质，三是史进后面丢人的情节还没被翻译……）

弘前睡魔祭的”九纹龙史进“立体大灯

可是这又遇到另外的问题，像《三国演义》里的“宰相”、“太守”这些官职，在江户时代还是作为日本官职的美称继续使用，所以日本读者还能多少理解含义，但是《水浒传》里这些“中书”、“枢密使”、“都监”、“团练”、“押司”又是啥玩意？一般读者就看不明白了。

因此，还需要冈白驹、陶山南涛等汉学家出版的《水浒传》注释类书籍作为辅助，才能使得日本读者真正看懂《水浒传》。

就在这段慢慢出版《水浒传》参考书的时间里，懂汉语的日本人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些新鲜的“武侠故事”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一时间诞生了大量采用《水浒传》故事情节，或者题目里自带《水浒》的日本翻案小说（把中国故事套个日本背景）。比较好玩的有性转版本有曲亭马琴的《倾城水浒传》，可以参见下面这个答案：

在日本人纠结怎么翻译长篇《水浒传》时，为《水浒传》写日文注释的翻译家冈白驹，对冯梦龙的“三言”产生了兴趣，他在1743年从《醒世恒言》中挑选四篇训注、翻译了《小说精言》；又在1753年从《今古奇观》里挑选了五篇翻译了《小说奇言》，他的学生泽田一斋则在1758年从《今古奇观》《警世通言》里挑选了五篇翻译了《小说粋言》，并称“和刻三言”，也颇具影响力。

《小说精言》

此外，都贺庭钟还根据“三言”创作了翻案小说集《英草纸》、《繁野话》，上田秋成创作《雨月物语》等等，大部分都是将中国故事换了个浅显易懂的日本背景。

像明清流行的各种“穷书生和小姐的爱情”，首先得让日本读者懂“中国式科举”是什么吧？这还不如改个人设，自己重新写一篇呢！

日本人正儿八经的理解这类故事，还要到明治维新后，地方来的学生去东京借住人家，半工半读，苦大仇深地考“一高”、“高等文官试验”之后才能领会得到。所以《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这类，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基本没啥共鸣，在明治维新前自然没什么人去翻译。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末明初瞿佑所作的志怪小说集《剪灯新话》，这本书在明朝就屡屡列为禁书，以至于后来绝版，虽然《剪灯新话》原著在日本出版得不太多，但是翻案的故事却大受欢迎，早在《三国演义》被翻译前，浅井了意就将其中的故事背景改写在日本，写成了小说集《伽婢子》、《狗张子》，对于江户时代的怪异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三大怪谈”之一的“牡丹怪谈”，就是根据《伽婢子》翻案的《剪灯新话·牡丹灯记》改编出来的。

至于《西游记》，其实遇到的问题和《水浒传》一样——作者写的白话文自带淮安口音不说，还拽内丹学术语，让日本翻译无从下手，直到1837年岳亭春信翻译的《画本西游全传》出版，才马马虎虎将《西游记》的故事全部翻译成了日语——而此时《三国演义》都被翻译了一百四十多年了……而且幕末“讲谈”（评书）这种艺术形式相当流行，当时很多人看书少，听“讲谈”多，讲谈师（说书先生）喜欢举些日本的事物来向听众介绍《西游记》里的人、事，结果一来二去，听众只记得比喻，沙僧因此变成了日本的河童……

参考这本书不是冯梦龙写的《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的情节参考过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