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取决于你要获取的历史真实度，还是历史的广泛度？

如果要获取历史的真实度，那旧唐书可信度更高。

最早的唐史目前称为《旧唐书》，是由刘昫等人撰写，刘昫是五代人士，当时唐朝刚刚灭亡没有多久，《旧唐书》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也修撰的时间也与唐代较为接近，更符合史实。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由宋祁、欧阳修、曾公亮、吕夏卿等人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合撰完成。编修者之一的曾公亮就曾在《进新唐书表》中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

但新唐书经历了五代十国中改朝换代、战乱分裂太过频繁。且在考证方面也不是很严谨，而后世也对《新唐书》颇有微词，史家黄永年就曾指出：“他(宋祁)用这种文体把《旧唐书》里原有的诏令、奏议以及记叙文字乱改一气。而且宋朝文人都喜欢咬文嚼字，所以《新唐书》就有大的生涩难懂的字眼，读起来费时费力。除了参考旧唐书，还有通过见闻和小说写出来。

比如李世民派侯君集向李靖学兵法的故事，便是无稽之谈。

查阅这个故事出现的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唐宪宗年间。故事最早出现在当时的笔记小说《大唐新语》。

《大唐新语.卷十六·知微》侯君集得幸于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将反，至隐微之际，辄不以示臣。”太宗以让靖，靖对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时靖为左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俱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而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

旧唐书侯君集列传中没有记载，而新唐书中如下记载：

《旧唐书.列传·卷十九》然尝为将，破灭二国，颇有微功。为言于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于岭南。——侯君集列传完结

《新唐书.列传·卷十九》破二国，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 帝闻，原其妻及一子，徙岭表。——后面有添加了新故事。

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隐微，不以示臣。”帝以 让靖，靖曰：“方中原无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尽臣术，此君集欲反耳。 靖为右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同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乃觉，靖语人曰：“君集 其有异虑乎？”后果如言。

而且小说《大唐新语》时靖为左仆射……。《新唐书》靖为右仆射……。

实际上从《大唐新语》中行文的逻辑来看，这明显是倒果为因的写法。《新唐书》作者们没有丝毫鉴别能力，照本宣科，还出现了衍文错误将其作为史书流传，这才成了以讹传讹的结果。

作者是先确定了侯君集谋反的事实，然后才在李靖身上编故事。侯君集谋反的确是事实，但主要原因并不在个人，而在太子李承乾。这次谋反实际上是李承乾在与魏王李泰争夺储君位时落了下风，找在东宫任职的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商议，然后才引入了侯君集的。从案子上谋反的发起者不是侯君集，而是李承乾，侯君集是秉承李承乾意志的执行者。

既然是这个逻辑，那李靖又凭什么判断出侯君集能谋反呢？难道他还能隔空预判李承乾的行为？

还有就是唐太宗诏令六路大军出击东突厥。

旧唐书：薛万彻出暢武道

新唐书：薛万淑为畅武道行军总管

两书不一致，而正史记载这两人出自河东世族大家薛家，是亲兄弟。《隋书.列传·卷三十》（薛世雄）子万述、万淑、万钧、万彻，并以骁武知名.。

《旧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四》诏兵部尚书李靖、代州 都督张公谨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卫将军丘行恭出通汉道，左武卫大将军 柴绍出金河道，卫孝节出恆安道，薛万彻出暢武道。（《旧唐书列传十》三年，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

《新唐书·本纪·卷二·太宗》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华州 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 恒安道行军总管，营州都督薛万淑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以伐突厥。

《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诏并州都督李世 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灵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 出大同道，幽州都督卫孝节出恒安道，营州都督薛万淑出畅武道，凡六总管，师十余万

北宋另外一个编纂编年体历史的司马光都懵了。

司马光并没有采用同朝代的新唐书，而是沿用了《旧唐书》薛万彻的记载。

《资治通鉴.唐纪九》以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众合十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