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本报推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栏目，通过对话访谈专家学者，介绍相关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实践。

赓续中华历史文脉

对话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

杜泽逊教授向记者讲述古籍版本知识。所讲述古籍为宋元递修本《礼记正义》。刘同华 摄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形成追求统一、追求天下大同的思想文化

记者：典籍文献记录着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演进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融通古今、保护文脉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杜泽逊：在中国，文化的产生非常早。但是早期的文化由于没有文字，所以那时的中国人对历史只能一代讲给下一代听，这就属于传说。所谓传说不一定是虚构。传说就是我告诉你，你再告诉他，这就是口传历史。有人可能觉得传说故事不一定真，其实真东西就隐伏在里头。

有了文字以后，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可以记载下来了。这样逐渐就形成了典籍。但是有些典籍，没有传到今天，比如上古时代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传到今天而且可靠度比较高的是儒家经典，比如《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仪礼》等。当然，还有诸子百家，像《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兵法》等等，都是早期的文本。

杜泽逊教授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图为该项目整理资料之一。刘同华 摄

在古代，随着文献出土，又证实了一些典籍出现的年代其实更早，比如《穆天子传》。西晋初年，在河南发掘了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称为“汲冢书”，其中就有《穆天子传》，这就证明了这部典籍起码是先秦的古书，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下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活动。

到了汉朝武帝时期，就把儒家的学说观点、伦理道德、政治主张在内的一整套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家经典就成为国家的经书。我们都知道，当时董仲舒传《春秋经》（主要是《公羊传》），那么董仲舒的学生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学习渠道来晋升，就像今天考大学考几门课程。通过这样的方式，读书人既可以得到生活保障，又可以有政治地位，还可以有荣誉价值。

学习儒家典籍成为主流，其他的诸子百家就成了辅助性的学问。这里要注意一点，儒学成为主流并不是说古人就不学诸子百家的学问了。因为儒家有包容性，允许其他学问的存在和发展。这也成为儒家思想长期以来被尊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包容性——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也不相害。

推而广之，中华传统文化始终主张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化解矛盾，这个思想很重要。比如孙武，他的《孙子兵法》是先秦典籍，作为一个军事家，他追求的是要打胜仗、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但是他的最高追求恰恰是不打仗——怎样能够不打仗解决问题，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价值追求就高明了，就超越了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存在，而具备了哲学思维。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的古圣先贤不仅仅追求和平，更是通过兼容并包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思想来追求更高层次的和平，也就是大一统。我们看夏商周秦汉大家都不同意分裂，当客观上有了纷争因素、分裂局面的时候，大家都谋求统一。所以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越来越少，剩下几个大的诸侯国确实还存在争斗，但是他们争斗的目的都是要统一，只不过是由哪个诸侯国来完成统一的问题。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形成追求统一、追求天下大同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说主流的认识是统一好。在文化上，我们从古至今也是在不断做这方面的工作。孔子把六经做了整理，传授给学生，学生们就接受这种追求和平、追求统一的思想。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就要推行书同文。书同文面上看是文字统一，背后则是文化统一。所以，政治统一就要求文化统一，而文化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统一。

记者：作为古籍整理专家，请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历史上较为重要的典籍整理情况。

杜泽逊：中国古代整理典籍，较早且名气大的是在汉代。汉代大量收集各种典籍图书，到了汉武帝时期典籍的量非常大，可以说堆积如山。于是，汉武帝就让刘向刘歆父子成立一个团队，对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为什么说是系统整理？因为刘向刘歆对典籍进行了分门别类，而且对每一部书都做了非常有深度的介绍，也就是具有评价性的批评。而这种对典籍进行的批评，就成了国家的统一标准。这套批评也形成了一本书《七略》。

略的本义是边疆，在这里“七略”就是把图书分成七类，然后用国家的标准对典籍统一做了介绍和评价，成为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和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为什么要着重介绍这段历史呢，因为这样的举措实际上是文化上的统一工作。历朝历代，都由官方来主导统一对典籍作整理，这种行为就是文化和思想的统一。当然文献整理是诸多方式方法中的一个。唐朝开元时期也对全国的典籍用国家标准统一进行整理，也是要作评论。当时这项工作是由元行冲主持的，可惜元行冲这部书已经失传。但是这项工作，同样是为了文化思想的统一。到了宋朝，国家成立崇文院，由职务很高的人担任管理者，甚至有时是宰相兼领这项职务，收集存放各地献来的图书，然后统一进行整理，用国家的标准进行评论，很多宋代以前的珍贵典籍得以保存。

后来，明朝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都是文化思想的统一工作。这个意向就更清晰了。这里的统一是多元的，正如我们的民族是多元一体，文化同样是多元一体。打个比方，就是不断把文化的各个流脉汇集成大江大河。长江黄河就是我们的主流文化，这个主流文化支持着我们的主流思想，而这个主流思想就是大一统。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就是我们的文化认同。

就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所说的，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就是文化的格局。在共同认可的基础上，主流和支流是共存的。这同样是中国典籍的基本精神。中国的典籍可以说汗牛充栋，甚至是无边无沿，穷一人毕生之力不可能读完，那怎么办？就是要抓住主流思想，攻读那些体现主流思想文化的典籍，这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文化使命。所以，历朝历代，都在做典籍文献的整理工作。而且从今天传世的典籍文献来看，流传下来的经典是以国家级文献为主的。

从长远来看，国家版本馆的功能是非常大的，它能把今天的经典和优秀作品沉淀下来、保存下去

记者：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做好典籍版本研究和挖掘工作，把中华民族瑰宝呵护好、珍惜好。在您看来，建立国家版本馆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杜泽逊：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文明大国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

原来国家新闻出版署设有国家版本图书馆，每个出版社出书都要给版本图书馆送一套保存。版本图书馆并不是开放的，其功用主要是保存图书。

那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照一照、看一看，就会明白是非常有必要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唐朝的时候，日本、朝鲜都派人来中国学习，这些人学成可以归国服务，也可以留在中国做官，也可以代表中国政府回国处理事情，当时的科举考试是给他们留有名额的。这些人受他们母国委派来到中国，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购买中国的书籍带回国家。其中很重要的一类书籍就是佛经，当时是手抄的经卷。我们可以想象，在长安城、洛阳城里，甚至像宁波这些地方，好多来中国学习的人要购买这些卷子。那时候，这样的经卷可以说随处可看。如果没有他们要的现成经卷，就会有人专门去帮他们抄写。

那时长安城里到处都可见的卷子，有几件流传到了今天呢？有，但是不多。倒是在敦煌有个藏经洞，数万卷书保存了下来。如果像敦煌这样的藏经洞能有三五个的话，在今天得是多大的国宝。再比如宋版书，在今天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前辈学者黄永年先生曾经说过，宋朝学生书包装的不就都是宋版书嘛。可是今天宋版书流传下来的都是国宝。大词人李清照当时往南逃，带着书籍、古器物，后来走不动了，就把一些书扔了。扔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国子监本。在今天从版本学上看，这都是最重要的版本。

我们今天到处都是书。但是如果结合前面讲的例子，再过1000年后这些书能不能保留下呢？会不会像唐朝的卷子、宋版书一样，当时很常见，今天却见不着了。从历史上来看，当时流行、后世又能保留下来的，千不存一。

这就需要成立国家版本馆，就像昔日的藏经洞一样，把我们今天流行于中国甚至外国的出版物，妥善地保存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是国家版本馆的第一功能。另外有中央馆和地方分馆的搭配设置，也考虑得很周到，因为从历史上看分散更容易保存，都集中在一起有风险。包括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具备存放条件的，也都承担着这方面的功能。

因此，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国家版本馆的功能是非常大的，它能把今天的经典和优秀作品沉淀下来、保存下去。

还有一种保存形态，那就是对于无形的书籍和信息的保存，比如大量产生和传播于互联网上的知识成果。不能轻视这些成果，这些成果有不少是宝贵的资料，把我们某时某刻鲜明的活动、鲜明的思想、鲜明的智慧记载下来了。

如果让它随便就流失了，当然是个损失。把无形的成果保存下来，其实难度更大。所以，国家版本馆既保存有形的东西，也保存无形的东西。

杜甫有句诗，“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我们今天就是要看到500年后、1000年后。把我们今天认为随处可得的东西尽可能多地保存到500年、1000年后，甚至更久。

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需要我们把整理工作做深做细,真正让古籍“活”起来

记者：您40年与古书为伴，抢救出濒临失传的珍贵古籍数千种，使其得以新生。比如您曾经承担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科研规划重点项目《四库存目标注》，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您曾说：“医生救人的命，我们救书的命。”学界同仁对这句话传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感触很深。

杜泽逊：说起《四库存目标注》，有很多感人的往事。1981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1983年当时国家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批准在一部分高校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就是那年批准成立的。我1981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5年毕业，正好碰上古籍所招研究生，顺利考取，1987年毕业留校，在古籍所工作，被指定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教。当时王绍曾先生主持古委会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我参加了这个项目。

1992年1月我来中华书局送《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稿子，办完事到琉璃厂买到一部《四部全书附存目录》，线装本四册，上面有民国时期某位学者的批注，条目不太多，但是体例与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差不多。之所以买这部书，是因为1988年我写硕士论文，题目就是《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毕业后又跟王绍曾先生做《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学术方向可以说是目录版本学、四库学。我买这部《四部全书附存目录》，目标明确，就是要从事《四库存目标注》，因为邵懿辰、莫友芝他们主要标注了《四库全书》著录的书，而没有标注存目的书。《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的书一万多种，其中三分之一是《四库全书》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存目”，也就是《四库全书》未收而仅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保存了目录。这部分“存目”书早在清代就受到关注，乾隆时期就有了单行的木刻本，但受重视程度还是不高的。随着古籍事业的发展，“存目”书将近7000种，史料价值巨大，就越来越受重视。我把这部《四部全书附存目录》带回济南，向王绍曾、霍旭东、刘晓东等先生汇报，他们都非常支持。于是马上着手工作，买了十几个硬皮本子，和我爱人分工，把存目的6793种书的书名、卷数、著者及朝代抄在十一个本子上。每条间隔4行，这个空白用来标注各书存世的版本。

半年后，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召开。会上周绍良、胡道静两位先生先后提出“存目”书的重要，建议调查并影印，周绍良先生明确提出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会后北京大学提出编纂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计划，获得国务院古籍小组批准。我本人因古籍小组秘书长傅璇琮先生推荐，参加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任总编室主任，在北大干了四年。在这个过程中，过目“存目”书善本5000余种，完成了《四库存目标注》的大部分工作。到2005年，《四库存目标注》写定工作完成，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四库存目标注》从开始到完成经历了十五年，先后列入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高校古委会重点项目、国家古籍规划办出版资助项目，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是国务院古籍整理重大项目。

记者：《永乐大典》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自问世以来广受关注。请谈一下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的相关情况。

杜泽逊：今天，做深做细历史典籍版本研究和挖掘工作，就要继续做好校勘、标点、注释、今译以及数字化等工作，真正让古籍“活”起来。以《永乐大典》的整理为例。2020年，中宣部出版局古籍办公室国家古籍小组对部分委员征求意见，看《永乐大典》有什么工作可以做？我作为委员回复了一个《永乐大典》综合整理计划，分六大方面。后来对《永乐大典》进行综合整理的工程就交给我来组织实施。目前，我们正在对传世的《永乐大典》进行系统性整理，包括高清影印、标注现代标点、用国家繁体字出版物通用字形予以排印出版、推进数字化等。此外，还在推进“分书重编”工作，就是把《永乐大典》割裂引用的古书逐条拆分、各归其书，从而使《永乐大典》引用的典籍文献辑集成书。“分书重编”属于系统性整理工程，较以往各取所需的辑佚方法有着明显不同，能够帮助读者便捷地掌握利用其有用线索，进一步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工作，让这部巨典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

就古籍版本而论，比如《九章算术》，据专家研究，这部书定型于汉代，总结了先秦到汉代的数学成果。西汉早期，张苍、耿寿昌对其进行过增补删订。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为其作注，唐代李淳风又进一步作解释。唐代曾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规定学习十部算学典籍，叫《算经十书》，其中有《九章算经》《周髀算经》等。在北宋年间曾用雕版印刷这些算经，南宋汀州又重刻之。然而这些算经大都流传稀少，《九章算经》南宋汀州刻本仅存前五卷，后四卷失传。所幸明代永乐年间修《永乐大典》时，这些算经大都被引用。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精心校订、补图，《九章算术》九卷基本恢复了全貌。回顾历史，《九章算术》定型于汉代，在唐代科举考试中列入“明算科”，可谓最显赫的时期，其后渐被冷落，到清代又受重视。从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历史典籍版本经过种种曲折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离不开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人在精心呵护着。

历史典籍版本从历史深处走来，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需要我们把整理工作做深做细。进入新时代，典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无论在物质形态还是精神内涵方面，都得到更好的继承、传承，我们任重而道远。（本报记者 刘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