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略》记录的不止一事，《三国志》亦然，故而只能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某本史书名气更大、地位更高，就武断其记述的所有内容都更可信。典型的网络言论如XXX是正史，XXX是野史，所以XXX更可信，这就是标准的缺乏逻辑思维能力。

《魏略》的作者鱼豢是曹魏大臣，又是铁头娃一枚，对本朝事属于时人记时事，可信度较高。然而，对于势不两立的蜀汉故事的了解就大不如《三国志》作者陈寿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鱼豢对于蜀汉皇帝刘禅的生平所知都是一团浆糊：

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

这段记载显然离了大谱。

再具体到诸葛亮出山一事。最有力的证据无疑是诸葛亮的《出师表》：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这是明白无误的直接证据。彼时元老重臣所在多有，捎带看表文的阿斗就是刘备的亲儿子，以诸葛亮的身份无必要也无可能在如此严肃的公文中编造涉及先帝的大事，从而授人以柄。

何况，陈寿在蜀汉与诸葛瞻有交集，又供职东观，可以接触大量资料，入晋后受晋武帝之命编定《诸葛氏集》，掌握了庞大的原始资料库，其在《上诸葛氏集表》中亦如是言道：

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於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

试想，陈寿奉旨作文，本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岂敢欺君？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当然，退而言之，《魏略》记载的孔明自荐之说不实，是否意味着洋洋洒洒都是扯淡呢？却又未必然。裴松之在注引的时候便觉得奇怪：

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鱼豢作为魏臣，没有动机去编造蜀汉君臣的事迹，易言之，他记载的确实是听闻的传言，而传言的基本特征便是变形与累加。传播的渠道越不畅，转手的次数越多，变形与累加就越夸张。

回到开头的例子。后主漂流记是不是很可笑？但参照史料却可以推测出原始的事实依据，那就是小沛之战中刘备的确失去了妻、子。末了，历经数十年的流传变形，就被按到了阿斗的身上。

同样，鱼豢是否可能接触到诸葛亮出山前后的相关事迹？完全可以。别忘了诸葛亮的几位老朋友，诸如徐庶、孟建、石韬可都是曹魏的显官，孔明的早年事迹经他们的口完全可能流传于曹魏。当然，作为鼎鼎大名的“巨寇”，彼时不可能有人为诸葛亮著书立传，于是乎，在口口相传中，故事也发生了变形。

故而，综合史料，可以取三顾茅庐而弃登门自荐，但对于魏略记载的诸如结毦进谏、查实游户是否完全虚构，恐怕得留有余地。从常理推断，诸葛亮必然拿出了实绩，刘备才与之“情好日密”。要不还能为了什么？爱？（手动滑稽）

《通典》几乎全文照录了诸葛亮建议查实游户一出，却舍弃了登门自荐，或可为例证。

后汉建安中，刘表为荆州牧。刘备时在荆州，众力尚少。诸葛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着籍者寡，平居发调，即 人心不悦。可语刘荆州，令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言其计，故表众遂强 。

话说回来，鱼豢著书在三国鼎立之时，了解敌国情报本就是难上加难。更何况蜀汉、曹魏隔着秦岭对峙，刨去双方短兵相接，要通点消息真是阿弥陀佛，也不能埋怨鱼豢的报道出现了偏差。想想看，美帝在朝鲜都打成什么样了，还始终认为志愿军的总司令是林三虎，何况通讯基本靠腿的汉末三国？

老鱼跑的又不快，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