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3日，“史料扩充与史学演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办，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二十余篇，涉及近现代域外和海内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辨与多视角解读，以及近代史学与史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来自两岸三地十余所高校、杂志社、出版社与文博机构的学者齐聚一堂，对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的诸多话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讨论中，每场两位评论人的评论大都很专业，且非常具有针对性，学者的回应与相互交锋也非常精彩。由于会上未能录音，以下仅简述与会学者所提交论文的大致情况。

会议现场

史料考辨

在史料数量日益扩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史料的考辨在重建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湖南大学历史系吴仰湘对《英轺日记》的作者进行了考察，认为这部挂名载振的作品成于众手，不能简单地划归唐文治一人名下，更不能依据此书来考察唐文治的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张晓川考证了《李鸿章全集》中同治末年及丁戊赈灾时期致吴大澂十七封书信的系年问题，其考证非常见功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时期吴氏的人际关系与仕宦生涯。广东行政学院张求会仔细考察了《守望：陈寅恪往事》一书中，有关领导与学者的错名和匿名问题，以此为例反思了人物研究中“选择性匿名”等为尊者讳的现象。

在详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与会学者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从不同维度讨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在政治史方面，北京大学历史系韩策运用清代档案与清人日记、文集，讨论了崧蕃的家世与仕履，并分析其在庚子事变以后出任陕甘总督的内情，以及崧蕃在惩治董福祥问题上的态度与措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从逊清内务府大臣绍英的日记与函札入手，结合其它已刊文献和报纸资料，指出了民国元年逊清皇室面对孙中山的北京之行，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曾经不共戴天的革命党人与逊清皇室，基于各自的现实利益考量，竟“化解前嫌”，相互示好。由此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

在对外关系史方面，上海大学历史系侯庆斌通过发掘法国外交档案，详细考察了1927年“宁案”爆发后法国政府的反应，以及此后中法双方三个阶段的谈判过程，他认为该事件是北伐期间中法关系变化的关键节点。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林学忠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探讨了民国初年排日教材《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所引发的中日外交纠纷，指出相对于日本关东州都督府和日本舆论的强硬态度，外务省和驻华使节则保持较低的姿态，以避免为中国高涨的排日民族情绪填注燃料。

在人物研究方面，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建标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中的占卜记录为基础，分析赵氏对于晚清政局危机深刻冷静的洞察，探讨了以赵氏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复旦大学历史系戴海斌综合利用中、日两方面的文献详细考察了文廷式晚年的活动，特别是文氏在沪与日籍人士的交往过程。上海博物馆柳向春运用郑振铎书信、日记资料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函件，详细回顾了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在香港回购流出文物的历史。

新史料的发掘

近年来，学界日益重视域外史料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发掘域外史料。复旦大学历史系司佳介绍了英国伦敦大学收藏的十九世纪中国旧海关档案，并以海关职员包腊（Edward Bowra）的个人档案为例进行解读。旧海关档案以手稿、信件、文书、内部通信和报告为主，相对于已刊旧海关文献具有更强的“一手”性质。这批资料不仅可以同已刊资料相互印证参补，还为揭示外籍海关职员与在华侨民群体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支撑。复旦大学历史系章可解读了曾参加八国联军的印度士兵辛格（Gadadhar Singh）的回忆录《在华十三个月》，认为该书对于研究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为近代印地语海外游历回忆录与印度人的中国社会记述也弥足珍贵。

此外，域外文献在中国的流传情况亦受到与会学者关注。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对解剖学译著《钦定格体全录》抄本的记录、流传与收藏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辨。这一满文译著的抄本不仅从清朝宫廷流入民间，亦通过各种渠道被俄、法、丹、日等国的图书馆收藏。复旦大学历史系曹南屏则研究了日本学者物茂卿所撰《论语征》的抄本自乾嘉以降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并指出当时的清朝士人虽然对“海东之国”的“未见之书”颇感兴趣，但其所在意的知识内容仍局限在经学研究的“正误、考异、补阙”等文献学意义上的补充作用，至于日本儒学的学术源流与传承脉络则既不明了，也不关注。

新史料同样推动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与会学者还讨论了近代史学史演进的相关问题。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裘陈江利用邬庆时家集和孔教会史料，探讨了近代学者陈焕章的早年生平及其参加孔教会的情况，进一步揭示出陈氏的文化民族主义心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从新发现的未刊讲义谈起，介绍了近代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在中国曲折的译介过程，以及坪著在中国史坛的隐性传播和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与会学者还对若干出土文献、函札和档案资料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评述。复旦大学历史系何爱国以考古发现的楚简与帛书《老子》为例，评价了近代学人的老子研究中某些考据、训诂的价值，对相关前提预设、理论架构、研究方法与话语诠释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出土文献对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忠文评述了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黄元蔚档案的史料价值。黄氏虽算不上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却同康有为、康广仁等粤籍要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的函札与家书，很多都反映了有关清末康、梁活动与民初政局的重要史实，有待于研究者的深入解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姜鸣解读了今年2月份影印出版的《张佩纶家藏信札》。这批函札数量丰富，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学术诸多方面，尤其对于“清流”政治活动、“甲申易枢”、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议和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以往不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地方文献方面，温州市图书馆卢礼阳回顾了《温州文献丛书》的整理与出版情况，详细介绍了后续成果与即将出版的文献，并指出十几年来的工作成效，主要得益于政府、社会与科研机构的良性互动。

会议现场

文化史

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解读近现代历史文献，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热点。得益于史料的扩充与新兴史学理论的译介，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蔚成热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贾钦涵从广告、漫画、文学和电影等文化领域的史料入手，考察了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为大众认知、接受与异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一文化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男性和女性、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皮国立运用近代医学报刊等史料，研究了1931-1937年间中医救护队的情况，探讨了在国难与战争背景之下中医的话语权、社会责任以及中医与国家的关系等议题。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黄海涛利用档案资料、中英报纸和时人观察等原始资料，考述了吕宋票（西班牙彩票）的成立、奖金制度、流行情况及衍生彩票，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上海道台遏阻吕宋票贩售的尝试，并揭示了澳门土生葡人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通过运用近代中西报刊、笔记和文集，研究了18-20世纪中国早期幻灯的制作、放映与传播。在近代中西文明接触的语境下，讨论幻灯从具有魔幻色彩的光学玩具，逐渐转变为承载科学精神的教具，并最终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过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考察了清末民初报刊、文集中“新名词”的流行情况，指出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要注意新名词的生产机制、符号意义和修辞策略，以及论述的前后变化及其背后的物质利益、个人动机乃至感情因素的作用。

最后，与会学者分享了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总结与体会。研讨会围绕“史料”这一主题开展了充实和深入的讨论，从官方档案到私人函札，从域外文献到地方文献与出土文献，各种类型的史料均有所涉及；而各个领域的具体讨论，也紧扣史料问题展开。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扩充与史家发掘使用新史料的实践，极大推动了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史料的不断增加，史家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进行全局性的关照也日益困难。此外，研究者也不能过于追求新史料，在新视野下对“旧”史料的利用、考辨与再解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无论如何，史家都应该努力把握历史文本自身的形成过程，即发掘史料自身的“故事”，更好地去重建过去和展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于现实及未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