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有一个“话本小说”的概念。在宋以来,有一种以说唱为主的表演艺术,叫“说话”。其底本叫“话本”,现在着重强调它们在文本上的小说性质,也把它们叫做“话本小说”。我们都知道,《三国志通俗演义》,它受了《三国志平话》极大的影响。后者正是一部话本小说。“平话”,就是“说话”的一种,不过与连说带唱的诗话、词话(与《沧浪诗话》《蕙风词话》的“诗话”“词话”不同,并非文学评论)不同,更偏重说。但这不妨碍,它是一种表演艺术。
我们可以参考现在的戏剧与曲艺,比如京剧、昆剧的定场诗。它们是不唱的、用来念,但念法又与普通的对白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也有传统的诵念吟歌唱,即便不去吟唱,我们念韵文的调子也和平时说话不同。
总之,在包括“平话”的各种说唱艺术中,韵文当是表演的载体、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又受了话本《三国志平话》极大的影响,它保留这样一种成分,是很好理解的。
事实上,话本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是非常有影响力乃至统治力的一种体裁。到了明代,甚至有部分作家,模仿这样一种话本的体式,去创作案头————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把它们用于实际的说唱表演——短篇小说。这样一种小说形式,被称为“拟话本”,最著名的有“三言”(中的大部分,另有小部分是留存了真正的“话本”)、“两拍”。
“话本”的影响也表现在长篇小说领域,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它们在引用诗句之前,常常先以一个“正是”或“有诗为证”提起;诗句也多用于描写和评论:这都与说唱表演与话本小说并无二致。它们在诗词的运用上,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特色和发明,但是,它们对“话本”,带着模仿成分的继承方式,是可以明确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小说,除却《金瓶梅》,都带有极其浓厚的通俗色彩。而文人小说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表现出的模仿成分,明显较《水浒传》《西游记》更少。长篇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短篇如《聊斋志异》,除却“话说……且听下回分解”之外,已较少话本的痕迹,尤其是它们的叙述方式,已经与话本的说书人角色截然不同了。
《红楼梦》中当然有诗词,但它们看起来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或《西游记》都不同。它多是在叙述中自然引出诗词,或是楹联所写、或是小说中人所作所引,而减少了“说书人”或作者的“正是”、“有诗为证”。我们通过薛宝钗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去体味她的性格,正如通过她们的语言、动作一样。这与作者外在的评论,是不同的。《水浒传》固然也有宋江题反诗,但却只是个例、不是主流,与《红楼梦》数次同题、限韵所展现的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完全无法相比。
如果我们细读《水浒传》的诗词,我们可以感觉到,通俗小说与文人小说,似乎在写作目的上,就已有较大的分歧。通俗小说,即使标榜“教化”的“深层目的”,也总把吸引注意、满足感官需求放在较为优先的地位。而文人小说,则在一切为主旨服务上,显得更为自觉。或许正因为如此,通俗小说,更加偏爱带有浓厚的夸张、表演性质的韵文成分。例如《水浒传》第二回:
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那十八般武艺?
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
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
话说这史进每日在庄上管待王教头母子二人,指教武艺。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不在话下。不觉荏苒光阴,早过半年之上。正是: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
一杯未进笙歌送,阶下辰牌又报时。
我们实在看不出,特意采用韵文的形式,对于表现人物、叙述事件有什么额外的帮助。如果不是为了表演、为了趣味、为了调节气氛与节奏,它就不免有为韵文而韵文的嫌疑。显然,文人小说不太会有这种的状况,它们对刻画人物更有兴趣。
题主也提到,“现代感的文章也就算了”,意即承认,现代背景、现代白话文小说,要恰当的使用诗词而不破坏风味的统一是很难的。而对于严肃的文人小说而言,现代白话文庶几必然,现代背景也要占去大多数,那些以史为鉴、借古讽今的小说,也要以深刻锐利的分析和见识为先,不大会去大规模地使用创作诗词的手段。
而题主所说“偶尔来一句很有诗意的俳句”就属于调剂。这种使用在当代小说中还是不少见的。
总而总之:韵文对于特定时期的通俗小说而言,是出于迎合读者的目的而必备的成分,也是一种创作的风气。而这样的需求在当下已经失去,这样的风气在多数题材内已经消灭,作者也就不需要去刻意迎合。(当然,答者亦不否认这些作者的能力,难以驾驭诗词。)对于文人小说、或者说严肃小说而言,韵文本就只是可供选择的手段而已。当作者不需要,或者无法以恰当的方式和成熟的能力去驱使,自然就弃之不用了。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