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

版本 古书经过传抄重刻，往往会产生脱漏差错，时代早的版本一般善于后来的重刻本，但如果重刻时作过认真的校勘，或找到更古的善本作依据，则重刻本又可成为善本，胜于时代较早的版本。可供研究唐史的史料书除新编印者外，凡属古书一般都不止一个版本，究竟用那个版本好，那个版本较为易得，都需要给读者作介绍。这里先介绍《旧唐书》的版本：（1）宋代有刻本，但由于《新唐书》盛行，此书读者少，印本流传不广，到清代只残存南宋绍兴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六十九卷，旧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2）元、明到清初此书的地位长期为《新唐书》取代，甚至被挤出了正史行列，因此历久不见重刻，到明嘉靖时重刻古书成为风尚，此书才有嘉靖十八年的闻人诠刻本（以下简称“闻人本”）。据闻人诠刻书序说所据“遗籍俱出宋时模板”，则是用宋本重刻，但与现存南宋绍兴残本在文字上又间有异同，因此有人认为系“别据一宋刻”（如《十七史商榷》卷六九“《旧唐书》各种本不同宜择善而从”条所说）。又有人认为仍是出于绍兴本，与宋刻间有异同当系闻人诠所据宋刻不全而用抄本补缺的缘故。不管怎样，自有闻人本后，《旧唐书》才能以完整面目流传下来，不再有如《旧五代史》原本那样失传的危险。

现在闻人本又已成为难得的善本书。（3）至乐楼抄本，不知是明抄还是清初抄，每卷卷后所题校勘人名和绍兴本相同，可能即从绍兴本传抄。清初藏书家叶万据以校闻人本，但只校了一半，可能抄本本来就不完全。其后抄本和叶校原本均不知去向，仅铁琴铜剑楼藏有清中叶顾之逵临校叶本，即校于闻人本上，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4）清乾隆四年校刻“二十三史”，收入《旧唐书》与《新唐书》并列，重新恢复《旧唐书》的正史地位。清前期中期撰修刊刻书籍的地点在武英殿，因此通称武英殿刊刻的书籍为“武英殿本”或简称“殿本”。殿本正史除《明史》外每卷后面都附有考证，殿本《旧唐书》的校勘考证都出于沈德潜等人之手，据书后沈德潜用“上言”形式所写的跋语，是用闻人本为底本，再用《新唐书》、《通鉴》、《通鉴纲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文苑英华》、《唐文粹》和《新旧唐书合钞》等加以校勘考证。沈德潜本是诗人，不懂史学，从上述用以校勘的书籍之杂乱无章，就已显示其浅薄，在跋语中竟说闻人本“表全散轶”，认为《旧唐书》原是有表的，岂非绝大笑柄！因此，所附考证也只能引用一些《新旧唐书合钞》的陈说，敷衍塞责，很少自己的心得，正文则往往据他书随便改窜，若干地方失去了《旧唐书》本来的面貌，实在不如闻人本。

殿本“二十三史”在乾隆四十九年增刻辑本《旧五代史》成为殿本“二十四史”，覆刻和影印的本子极多，常见的有咸丰时广州陈氏覆刻本，光绪时成都书局覆刻本，光绪时同文书局、五洲同文书局两种影印本，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排印本，竹简斋剪贴影印本，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剪贴影印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影印本。“二十五史”是影印殿本“二十四史”加上退耕堂原刻《新元史》，在每种史后都附有参考书目，惜去取不尽确当，更欠完备。此外，同治、光绪时金陵（在南京）、江苏（在苏州）、浙江（在杭州）、淮南（在扬州）、崇文（在武昌）五书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则“十七史”覆刻明末毛晋汲古阁本，其余重刻殿本，《旧唐书》为浙江书局重刻殿本。（5）清道光二十年扬州岑建功惧盈斋刻本，校刻工作则由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文淇等人主持。这个本子是根据殿本仿照汲古阁“十七史”版式重刻的，大概由于殿本是官书的缘故，其实用闻人本重刻才对，这是岑本的最大缺点。但书后所附刘文淇等人撰写的校勘记六十六卷，用闻人本和其他史料校殿本，远胜殿本沈德潜的考证。书后所附逸文十二卷，则多辑自《太平御览》里标名为《旧唐书》、《唐书》的文字，虽然这《旧唐书》、《唐书》未必真是刘昫进上的《旧唐书》（岑仲勉认为是旧国史、实录之类，见所著论文《旧唐书逸文辨》，载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但汇集到一起也方便阅读。

（6）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编印了一部汇集各种旧刻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旧唐书》用南宋绍兴刻残本六十九卷影印，缺卷用闻人本配印，绍兴本久属孤本，闻人本亦已难得，有了这个百衲本，一般历史研究工作者才能见到这两种旧刻本的真面目。另外，张元济还撰有《校史随笔》二册（商务印书馆本），用札记的体裁记述各种旧刻正史的源流，以及百衲本所据旧刻的优点，很值得一读。百衲本“二十四史”建国后商务印书馆又出过缩印精装本。台湾也影印有仁寿本“二十六史”精装七十册，其中除《史记》改用北宋景祐监本，并增添《新元史》和台湾“国防研究院”修订本《清史》外，均一仍商务百衲本之旧。（7）建国后60年代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70年代已出齐，其中多数比较好，在“十年动乱”中点校出版的则有少数不理想，1975年出版的新旧《唐书》即是颇不理想的两种，《旧唐书》点校底本不用保存旧刻面目的百衲本，而用经沈德潜等改窜过的殿本的岑建功重刻本，已是失策，而且点校也极草率。校的问题一是并无严格的校例，如卷一九○下文苑李白传“山东人”下竟出校勘记引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的考证来否定李白是山东人之说，完全超出校勘文字的范围，照此办理则前人近人对《旧唐书》失实之处的考证都得统统收进校勘记里，可是又未这样做，这岂非自乱其例？二是继承了殿本改窜文字的坏作风，根据《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随便改动原书，仅在卷后的校勘记里说明一下，有些《旧唐书》的记载本来与《新唐书》等不同，也硬要用《新唐书》等来改《旧唐书》，这是给原书作修改，哪是在作校勘？此外，校点分段之错误失当就更常见，个别地方还出现整个句子被漏掉未印的情况。至于书前出版说明之大讲“儒法斗争”，则倒是“十年动乱”中司空见惯的官样文章，不足为怪。—《唐史史料学》

新唐书

版本 （1）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因此《新唐书》宋以来的刻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至今较有名的南宋刻本，有十四行残本，旧藏吴兴陆氏皕宋楼，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有同上刻元补版印残本，藏北京图书馆；有十六行残本，旧藏傅氏双鉴楼，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有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吴兴刘氏嘉业堂。（2）元刻本，书版明代入南京国子监（即所谓“南监”），修补印行，有些大图书馆收藏有此版的明南监修补印本。（3）明成化南监刻本，后与其他各史刻版配合成“二十一史”印行，世称南监本“二十一史”，现在所见到的一般都是明嘉靖以后到清代初年的递修印本。（4）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即所谓“北监”）据南监本重刻“二十一史”，也称北监本“二十一史”，版式改为一律，不像南监本那样存在杂配的痕迹，现在所见到的一般都是明末到清初的递修印本。（5）明崇祯末常熟毛晋汲古阁刻“十七史”本，毛晋是大藏书家，还是我国历史上私人刻书最多的一家，刻这部“十七史”多参考宋、元旧本，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南北监本。清中期有席氏扫叶山房覆刻“十七史”本。（6）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二十三史”本，用北监本重刻，不算是好本子，所附考证也出于沈德潜等人之手，和《旧唐书》考证一样不甚高明。殿本的各种覆刻本、影印本、排印本已在讲《旧唐书》版本时讲过。开明本“二十五史”中《新唐书》的参考书目全同《旧唐书》。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则也是浙江书局所刻。（7）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是影印几种拼配的南宋本，以静嘉堂藏本为主，配以北京图书馆、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建国后又有商务馆缩印精装百衲本和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影印百衲本。（8）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底本用百衲本，比《旧唐书》之用岑本高明，其他毛病则一同点校本《旧唐书》。—《唐史史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