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司马迁传》指出：“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在此提出了实录的两条标准。其一，其文直，其事核，即文字要质朴，说事要真实。其二，不虚美，不隐恶，即善与恶都要说，不为尊者讳，秉笔直书，全面真实地呈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貌。凡是读过《史记》的都知道，《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的巨著，体大思精，既有历史的记录，又有文学的描述，何以称为“实录”呢？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文直 其事核

文直事核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著述最基本的方法。它要求史家作史有据，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司马迁写历史，全方位地展现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反映。

实录精神要求对具体史实的载述，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要对讹传的史事做细致的调查和考证。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审慎地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司马迁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马迁在许多篇章作出交代，说明所引据的史籍或其他根据。如《五帝本纪》：“予读《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的甲骨文所证实，为此，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

不虚美 不隐恶

“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记叙态度严谨，反映事实准确，不仅善恶必书，而且恰如其分：对“善”不虚张，对“恶”不隐讳。司马迁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不做全盘肯定或否定，而是原原本本讲清人物言谈行事，以及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依据事实，给予客观的评价。例如，司马迁反对秦朝的暴政，却肯定秦朝的统一之功和制度体系；司马迁颂扬汉家一统，却又深刻地揭露了汉家帝王的一些隐私和弊政；司马迁肯定项羽灭秦之功，把他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也批判了他的残暴不仁。特别是对高祖刘邦的记述堪称典范。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是位有远见卓识、智谋过人、善于用人、从谏如流的布衣皇帝，但是司马迁没有完全写他的丰功伟绩，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写了他流氓无赖的一面，写了他性格上的缺点，如好酒好色、言行粗鲁、奸诈圆滑等等。司马迁力求做到尊重客观的历史实际，写出实录的历史，还历史真实的面貌。

“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要求史家作史要有根有据，全面系统地直书史事，而且要求史家具有求是、求真的高尚史德。不仅需要眼光，而且需要胆量和气魄。唐代的刘知几特别肯定了司马迁的“述汉非”，指出史家直笔，贵在对现实生活不合理部分的批判。“述汉非”，从高祖一直到汉武帝，下到各级官吏，无论儒生还是酷吏，对百年汉史的整个面貌，都做了深刻的“微文刺讥”。难怪东汉的王允把《史记》斥为“谤书”，足见司马迁批判的力度之大。试想，如果一个史家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直言不讳的精神，那么史家就丧失了史德，也就没有史家的地位和历史的价值。

遥情想象

也许许多朋友会有疑问，如果说《史记》中有实录的部分可以承认，但是《史记》中还有许多对话、独白以及场景、细节描写，具有想象的成分，怎么能称为“实录”呢？这个疑问自《史记》问世以来，存在了两千余年，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了探讨。

当代的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进行了概括：“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钟书认为历史学家撰写史书，不能像文学家一样随心所欲虚构情景，而要立足实际，潜心研究，仔细思考，要合情合理，尊重历史事实。他所概括的这种“遥情想象”的方法，对于认识《史记》中具有想象特征的内容，有拨云见日般的指导意义。《史记》中这部分具有想象特征的内容，都是司马迁基于史料及民间素材，据人物性格和生活逻辑，加以自己的经验，经合理遥体揣摩而形成的。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史记》主干实，枝叶虚，只有细节的虚构，是合理的遥情想象。

司马迁记载“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的是传之久远，深恐“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所以要着意刻画人物形象，“面目活现”，故在他所写的史事中添加某些细节的补充和想象，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事实的真实，只是说明发生了什么事，历史的真实是要揭示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所以合情入理的想象与评析补充是合乎逻辑的。

以“鸿门宴”为例，按史笔写：“某年某月某日，刘邦与项羽会于鸿门，嫌隙稍解。”几十字足矣，而司马迁却铺陈了1000余字的大块文章，补充了许多史事和细节，展示了两大集团君臣的智略与斗争艺术。整个情节惊心动魄，有对话、有神态、有起伏、有高潮，扣人心弦，故事性强。细节揭示了人物性格与处事风格，道出了成败的原因，从而反映了最大的真实。这就是运用“遥情想象”的生动事例。

《史记》通过“遥情想象”的独特方法，把历史写活了，使后人读之，犹如身临其境。因此，《史记》中这些“遥情想象”的内容，虽不是实录，但合情入理、合乎逻辑，是对实录有益的补充。

黑格尔说过：“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了的……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史记》作为中国正史的第一部，以“实录”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后世史书作出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