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的作者自来有许仲琳说[1]、李云翔说[2]、陆西星说[3]，但是此书究竟是什么人作的，其实并不成一个问题。因为无论许仲琳、李云翔或是陆西星，我们都很难考证他们的生平，更遑论其生平对于《封神演义》创作的影响。

扫叶山房刊本《封神演义》

况且从文本来看，《封神演义》其书较为粗糙，如十绝阵一段完全陷于机械化的试阵和斗宝，殷洪、殷郊兄弟的经历几乎是高度重复的，而围困崇应彪、张桂芳的各人中竟然有吕公望，全然不知吕公望即姜子牙，称黄飞虎为“武成王”而不知“武成王”亦为子牙的别名，且十二金仙中竟有“清虚道德真君”，不知“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别名，弟子断无与师父同名之理，足见《封神演义》最终的整理者绝非有智识的文人，更不可能是陆西星这样有道教背景的作家。

假如以《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为标准，《封神演义》几乎可以认为是一部没有写定的书，作者生平终于无考。加之其版本流变过于清晰且无版本争议[4]、全文没有散佚、情节拖沓、文笔又劣，故长久以来不为批评家与研究者重视。

其实与《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类同，《封神演义》也是一部层累形成的著作，学界均知其本出于《武王伐纣平话》[5]，却忽视从《平话》至《封神演义》的历史演变，故以下详细探讨。

《封神演义》这个书，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之归于神魔一系[6]后，近世文学批评家往往因袭，实则中国自来说话艺术只有小说、讲史、说经和合生四部[7]，小说固然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之别，但其中的灵怪不过是精怪鬼魅一类，是六朝时志怪小说的延续，并没有后世神魔斗法的内容。

金闾书坊刊本《封神演义》

今世所谓神魔小说，首推《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但《西游记》是说经文学的变体，《封神演义》则是由讲史文学演变而来的。

金阊舒载阳刻本《封神演义》右行小字标目为《批评全像武王伐纣外史》，蔚文堂复刻明本则别题为《商周列国全传》，其开篇有云：“大小英灵尊位次，商周演义古今传”，可见当时整理者目其为讲史小说。

其讲述之史迹则为武王伐纣，是以《史记》的记载为底本的。在历史上，武王伐纣的历史记载至少有三个系统，即：

（一）儒家为代表的鲁史系统，以《史记》为代表，记载纣王为昏君、文王、武王父子为纣臣，司马迁为儒家弟子，曾从董仲舒听讲，故以鲁史系统为尊；

（二）魏史系统，以《竹书纪年》为代表，即以商为宗主，周为附属国，商杀季历，周报世仇，这一说法更贴近近年甲骨文考古所能发现的事实；

（三）楚史系统，以《楚辞》为代表，如屈原《天问》所谓“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何感天抑墬，夫谁畏惧？”谓纣王柏林自缢而亡，与上述两种史学体系中谓纣王自焚而死有明显不通，近年楚简频现，也可见其史学也自成一系统。

《封神演义》品文堂刊本

而《封神演义》则取义司马迁所代表的鲁史系统，一是因为只有这一系统属于当时的正统教育，也更利于听者接受，二是因为自《武王伐纣平话》以来诸书的演进也是以此系统为主要依据的。自《平话》之后又有《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8]、《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商志传》[9]，皆为与《封神》有一定关系者，以下分述。

一、《武王伐纣平话》

《武王伐纣平话》存于《清平山堂话本》，为元代刻本，是迄今所见最早武王伐纣题材的文学文本。其所开创的许多情节被延续到后来的武王伐纣故事中，若其上卷所言：

纣王有八伯诸侯，殿前宰相宏夭：第一东伯侯姜桓楚，坐青州；第二西伯侯姬昌，坐岐州；第三南伯侯杨越奇，坐荆州；第四北伯侯祁杨广，坐幽州；第五东北伯侯楚天佑，坐扬州，第六西南伯侯霍仲言，坐许州；第七东南伯侯张方国，坐冀州；第八西北伯侯扈敬达，坐并州——此是八伯诸侯，尽是先君殿下忠臣，先君尊此八人为兄；合到纣王，拜此八人为八伯侯也。此是纣王重臣处。

按：“伯侯”两字不伦不类，《史记》称姬昌为“西伯”，“伯”即“霸”，是西方霸主或宗主之意，“侯”为爵位，《史记·殷本纪》有九侯、鄂侯，《周本纪》有崇侯虎。《平话》中所谓“八伯诸侯”应为“八百诸侯”望文生义之误，《殷本纪》曰：“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

建安虞氏刊本《武王伐纣平话》

但自《平话》将“伯侯”作为定名以后，《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前数回都延续之，而《封神演义》则径将姬昌等称为“西伯侯”等，影响甚广。

此外，在《平话》的设计中，武王发成了西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不但成为众子之一，而且作者还将“伯”训为“百”，取其名为“百邑考”，并为他捏造了“千邑寻、万邑祥”等兄弟，甚为无稽。

费仲这个人在《史记·殷本纪》中原有记载，作“费中”，宏夭即闳夭，为西伯之臣，这里作为纣王的宰相并与费仲同时为虐，于史不合。况且后文宏夭又作为文王诸友出现，前后抵牾，《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删去此人，《封神演义》则将此人姓名颠倒，易名为尤浑。

不过，《封神演义》的很多情节确已在《平话》里已经有了眉目，如这里已有纣王杀妻、逼子之事——其子只有殷交一人——殷交所遇的钓叟高逊的经历后来被合并到了姜子牙身上。

西伯遇雷震子、纣王剖孕妇、敲骨髓、雕抓妲己、比干掘妲己老巢并焚烧狐狸、姜子牙为救武吉而遇文王、文王吐子、渑池用兵、火烧乌文画等事都在这里有了雏形，徐盖有两子徐升、徐变后来被《封神演义》改写为韩升、韩变，赵公明是五将之一被《封神演义》改为财神，《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对这些情节做了一定延伸。

建安虞氏刊本《武王伐纣平话》

有些情节则为《平话》所特有，《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反倒所无。例如《封神演义》第一回《纣王女娲宫进香》即出自《平话》纣王赴玉女观行香一节，只不过这里的玉女并未如女娲一般动怒，反而于纣王颇为殷勤，可以视为《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故事或宋玉《高唐赋》中楚襄王和神女故事的仿写，亦可以认为是先代才子佳人说话的叙事遗存。

第十六回《子牙火烧琵琶精》至第十八回《子牙谏主隐溪》只在《平话》中得以看见，《列国志传》、《有商志传》皆无此情节。

第三十回《周纪激反武成王》也是来源于《平话》中纣王调戏黄飞虎之妻耿氏一节，只不过这里耿氏的结局是耿氏被醢为酱送给黄飞虎，黄飞虎是南燕王不是武成王，并且一怒反商，并没有周纪激反他而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平话》中多了许多封神相关的情节为《列国志传》、《有商志传》所无者，如称胡嵩后来成为夜游神、虾吼和佶溜溜为大耗神和小耗神——“虾吼”和“佶溜溜”象征老鼠叫声，所以这里的封神还有一定谐趣成分，并不如《封神演义》一样有系统的神谱。

二、《列国志传》

《列国志传》是经过整理的武王伐纣的本子，旧题为余邵鱼整理。此书刊行时间为万历年间，而《封神演义》的刊刻时间虽被章培恒先生断为天启四、五年间[10]，但亦未获完全认同，其首刊时代大约在万历至崇祯间。

杨美生刊本《列国志传》

况且仅从刊刻时间出发，我们仍无从判断《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成书的先后或其影响如何，但《列国志传》将“八伯诸侯”改为四个伯侯，并且定下了姜桓楚、鄂宗禹、姬昌、崇侯虎四人的名字，且将姜桓楚作为纣王王后的父亲，与《封神演义》的设定基本相同[11]。

且《列国志传》里苏护也由“华州太守”改为“冀侯”，西伯、北伯联合征讨苏护，西伯访问姜子牙时一度不遇，高明、高觉为千里眼、顺风耳，又有徐芳、徐盖是兄弟的设定，乌文画虽然延续了《平话》中的形象，但明确将火烧改写为洪炉火，与《封神演义》中云中子用通天神火柱烧闻仲事类同，至少可以相信，《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出于同一源头。

从开篇即能看出，《列国志传》是按照《史记》重新整理过的：“话说纣王名受辛者，帝乙之幼子，汤王之二十八代孙也。”其虽然频称“纣王”，但在人物对话中却每以“商王”称之，即便辱詈之时也不过将其称为“商辛”，除前两回仍用“西伯侯”、“东伯侯”之外，后文皆作“西伯”，这是很懂历史的作法。

第六回开篇：“纣王十五年，岁次辛酉，秋九月，西伯再访子牙”，及本回“是夕，西伯遂崩，年九十七岁，后谥为周文王。时，商纣王二十年也”，完全是史书式的写法。此书中称姜子牙为“货卜匹夫”而无货卜之事，暴纣王十大罪时有“其七，欲乱黄飞虎之妻，君臣倒置”一句，但除此之外别无黄飞虎之名，可见整理者在做整理时有意剪裁此类内容，以求其合于正史。

三台馆刊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

三、《有商志传》

《有商志传》托名钟惺（钟伯敬）所作，名为明代刊本，今未能见，惟有清嘉庆甲戌稽古堂《夏商合传》刊本，故不能断定其与《列国志传》刊行的先后。其托言写商，实在写商周之际的政治、军事。

前三回遍写商代诸王与周国诸伯，其实不过写商与周的源流，而为后来的回目张本。不过，书中对季历的时代设计不对，误将季历征伐的时间由武乙时改为帝乙时，实则武乙所以被谥为“武”正因季历的征伐。季历遭武乙之子文丁（一名太丁）囚禁，而终于死于狱中，史称“文丁杀季历”[12]。季历之子即姬昌，纣即文丁之孙，所以周之伐纣乃世仇所致，与纣德否无干。

若沿着此思路写下，则可以成一部较好的商周演义，然而一则作者才力不逮，止于敷陈《史记》，而对《竹书纪年》等古籍缺乏了解（否则不至出现帝乙时季历尚在的谬误），二则为打算舍掉旧话本的基石，所以这三篇叙事便成了封神故事的前传。

《夏商合传》

第四回开始，《有商志传》又落入武王伐纣的旧话里面，而此书回目与《列国志传》雷同，若其《妲己驿中被狐魅 云中子进斩妖剑》较于《列国志传》第一回《苏妲己驿堂被魅云中子进斩妖剑》、第六回《纣王作酒池肉林 西伯侯脱罪归歧》相较于《列国志传》第三回《纣王作酒池肉林西伯脱囚归歧周》不过在半回的回目上略动手脚，第五回《西伯入商得雷震 西伯陷囚羑里城》与《列国志传》第二回完全相同，第七回《姜尚避纣隐磻溪 子牙代武吉掩灾》则是合《列国志传》第四回后半回和第五回前半回的回目而成的，先后因循之迹甚为明显。

只是相对《列国志传》，《有商志传》整理者对史实了解不如《列国志传》整理者更为殷实，如第五回中崇侯虎对纣王奏道：“大王昨醢姜桓楚，群臣皆服王刑，独鄂宗禹与姬昌互相诽谤。

且姬昌与其长子发、仲子旦皆圣人也，三圣合谋，王其虑之。”一则是发非长子，旦非幼子，二则崇侯虎的身份的人物设定是与西伯同为“伯侯”，不当有“三圣合谋”之论。前者于史不合，后者于逻辑不通。

而《列国志传》改为西伯称纣王“偏信妲己而殃社稷，不出二十年中，其身定作煨烬矣！”于逻辑更为合理，不过西伯久经政治且于商有世仇，不当有此妄言。

然无论如何，此二者情节差别应出于特别改动，以《列国志传》前后史证统一，而《有商志传》则在此则言发为长子，而第六回则称伯邑考为“长公子”，且与本书一贯史证不合，应为整理者妄增，此可作为《有商志传》出于《列国志传》之后的第一个证明。

《夏商合传》

《有商志传》第五回提到“钟伯敬诗云”，《列国志传》题为“宋贤道原刘先生有诗云”，第六回“后人钟伯敬有诗云”，《列国志传》题为“古人曾有诗云”，《列国志传》托为钟惺所作，若此诗为钟惺作品，不当谓之古人。

而《有商志传》则先以《列国志传》为钟惺所作，臆测作者托名古人，故改为“钟伯敬有诗”，此是《有商志传》出于《列国志传》之后的第二个证明。

《有商志传》第六回、第十二回 “后人冯犹龙有四六之词讥之云”、“后冯犹龙有诗云”、“后人冯犹龙有诗曰”在《列国志传》中作“后人曾有四六之词一篇，以讥之云”、“后史臣有诗一律纪西伯脱厄羑里云”、“后史臣有诗云”、“史官有诗云”。

冯犹龙即冯梦龙，犹龙是其字，《东周列国志》旧称《新列国志》，冯梦龙序说：“姑举《列国志》言之，如秦哀公临潼斗宝一事，久已为阊阎恒谭，而其纰缪乃更甚”，其《凡例》言：“旧志事多疏漏，全不贯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如临潼斗宝等事，尤可喷饭”，足见《列国志传》在《东周列国志》前，而《有商志传》在《东周列国志》后，其先后顺序至此得以明证。

《东周列国志》的创作时间，傅承洲断为崇祯元年至三年[13]，则《有商志传》刊行时间亦应在崇祯时，而《封神演义》金阊舒载阳刻本为天启刻本，可见《有商志传》刊于《封神演义》之后。

宝翰楼刊本《东周列国志》

不过，就《有商志传》内容而言，纣王无女娲殿进香事，纣王仍有殷郊一子且殷郊在终回斧劈妲己，姜子牙仍是术士而非道士，雷震子名为雷震并是周营唯一一位有法力的人，姜子牙的法术止于课卦、断阴阳等，并无神魔斗法情节，申屠豹为崇应彪麾下一次要角色不如《封神演义》中申公豹为一号反派的角色更为出彩，足见其受《封神演义》影响不大，反而是《列国志传》的流亚。

其第十一回将《列国志传》中“纣但低头不语”、“纣亦低头不言”改为了“纣但点额”、“纣亦点头”，平添了纣王的罪恶，却降低了人物的层次感，是说话家的作风。是书将千里眼、顺风耳与神荼、郁垒联系到一起，又平添比干剖心后遇到卖无心菜等事，倒有一点封神的影子。

但无论如何，自《平话》以下至《有商志传》这一系自成一系统，其书多是敷陈史迹而成，非但杨戬、哪吒等从未出现过此系书中，而且武王伐纣过程与道教绝无联系，可见此系书虽然是《封神演义》成书的重要来源，却绝非其来源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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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题名“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虽未获学界承认，但一般通行本《封神演义》皆标名“许仲琳著”。

[2] 章培恒：《封神演义》作者补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90页。

[3] 张政烺：《关于作者的通信》，《独立评论》209号，1936年7月12日。

[4] 《封神演义》成书于明朝，其明代刻本顺序依次为：金阊舒载阳刻本（天启刻本）、福建建阳刻本（崇祯刻本），清代刻本顺序依次为：善成堂刻本、四雪草堂本、清籁阁本（俱康熙年间刻），往下为覆刻本，而上述几种版本回目都为100回，只有卷数不同，文字大体相同，无明显分歧。

[5] 据洪楩：《清平山堂话本校注》，程毅中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以下简称《平话》。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下》，《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76页。

[7]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8] 据《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简称《列国志传》。

[9] 据《古本小说集成 第1辑 3 盘古至唐虞传 有商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以下简称《有商志传》。

[10] 章培恒：《的性质、时代和作者》，见《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295页。

[11] 《封神演义》的“鄂宗禹”作“鄂崇禹”，形近、音近。

[12]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嘉季历之功，锡之圭瓒、秬鬯，九命为伯，既而执诸塞库。季历困而死，因谓文丁杀季历。

[13] 傅承洲：《冯梦龙与通俗文学》，大象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