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吴研人在《俏皮话》中揭露了捐官即买官的实质。在清朝，官职确实已成一种商品。看看在那个时代，社会是怎样被金钱给腐蚀的?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揭露清代时期的官场，希望你喜欢。

揭露清代时期的官场介绍

“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政府都干这等勾当了，清朝的地方官员当然明里暗里更加地有恃无恐。过年过节是清朝官场的官员最为忙碌的时节，可谓他们的活动旺季，上下打点，殷勤周到，生怕遗漏了某某关键人物。有些甚至变卖家产，赶搭官场这辆班车。

清朝为何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当官呢?“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最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凡事都是有缘由的，有些人说不上有多喜欢当官，喜欢的是当官后可捞的肥水。因此，“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没当上官之前，当然得变卖家产也要下够血本。有付出才有收入，清朝的官员太明白这个道理了。李伯元在小说《活地狱》中有句话叫“千里为官只为财”，说得太好，清代的官场，捐官就是为发财。

捐了官是否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白花花的银子钻进口袋，只进不出了呢?是否可以高枕无忧地坐收渔利了呢?美了去!自古官场如战场，永远也别想只进不出。只要你还想在官场上混，你就得继续四处打点。仅从清朝的京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就可窥得清朝官场的黑暗。“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清代京官与地方官之间，京官在皇城里，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耳耳相传，总能获悉一二，相对地方官员，京官的信息要灵很多，且大多权重。《歧路灯》里说：“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京官不仅掌握这些信息，还掌握着任免、参撤官员等权力。而地方官员为获取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让官路越走越通达，往往会向京官馈赠银钱物件等。这样，地方官用钱物换取高升的机会，京官也多了一种聚财的手段，彼此各取所需。

偏偏地方官和京官还把这种贿赂雅化，说是一种馈赠相交结的方式。甚至在馈赠银钱礼物的名目上也加些好听的字眼，比如夏天送钱物叫“冰敬”，冬天送的钱财叫“炭敬”，离京时送的叫“别敬”，或者“别仪”，年节送的叫“年敬”、“节敬”，甚至在时令季节，送些水果，比如西瓜，也要安个名号叫“瓜敬”，雅洁的礼品则称为“笔帕敬”等等。

清朝有个名叫张集馨的官员，曾着书《道咸宦海见闻录》谈到此等情况说：“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据说张集馨多次外任大吏，关是“出京留别”(送别敬)就花了不少钱。任陕西粮道出京前留别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留别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留别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留别一万二三千两。

不仅是张集馨，连在清朝还算红人的曾国藩也没有例外。同治年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就又谈到自己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别敬。京官摆洗尘酒等来索取别敬之类，并不是张集馨和曾国藩两个人遇到。嘉庆年间刊印的《都门竹枝词·芽京官》云：“外任官员怕进京，逢人说苦万千声。劝君莫贴洗尘酒，别敬于今久不行。”馈送诸敬花销之大，即使羊毛出在羊身上，清知府三年的十万雪花银全从百姓那搜刮而来，也得需要一定时间吧，所以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敢随便进京的。张之洞曾听到山西不少地方官议论“不愿进京，恐花钱耳”之事。

但馈送诸敬花销再大，京官索取别敬再多，最苦的也不是地方官。清朝官场的黑暗，可怜的和痛苦的是清朝的平民百姓。

中国古代官场

中国人向来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古训，连孔圣人也坦承“食、色，性也”，一句“吃了吗”更是人们见面时最温暖的问候，可见中国的“吃喝文化”是相当发达的。然而，倘若是普通老百姓讲究点生活饮食甚至出几个“美食家”，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平民百姓常常食不裹腹，饥寒交迫，若遇上水旱肆虐的灾荒年景，被迫“易子而食”也并不罕见，根本无缘享受美食。那么，又是什么人狂喝豪饮、享用饕餮盛宴呢?答曰：“官人也。”的确，中国古代官场的“吃喝文化”在一茬又一茬官员身体力行的接力吃喝中，不断“发扬光大”，几乎成了风靡官府的“时尚”、不可阻遏的“潮流”。如果有心人对数千年中国官场吃喝掉的钱财统计一下，那肯定是个惊天动地的天文数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官吏们吃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旧制度下的官场就是一幅醉生梦死的“吃喝图”。

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在新王朝建立初期，最高统治者往往励精图治，力倡俭朴，带头节衣缩食，吃喝风处于“青萍之末”;到了王朝中期，由于天下承平日久，百姓休养生息，社会财富日积月累，出现所谓“盛世”，这时的统治者日益丧失了当初的进取精神，沉湎于声色犬马不可自拔，吃喝风遂如狂飙突起;至王朝末期，吃喝风迅速滋长，成了谁也管不了、堵不住的“心腹之患”，直至“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由此可见，王朝中期是吃喝风盛行的关键时期，其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实在是兹事体大，最终关系到社稷安危。这一“规律”在清朝历史上，演绎得淋漓尽致。

清朝初期，满清统治者尚能保持戒惧之心，在顺治、康熙、雍正诸朝，官场吃喝风不算严重。然而，到了乾隆时期，在皇帝的鼓动下，吃喝风“劲吹”，至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吃喝风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嘉庆、道光年间，黄河年修费用有五六百万金，但真正用于河工者不到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被官吏们“吃”掉了。河督请客，需用一篮子猪肉，却要宰杀50头猪，只选取最好的部分，其余的全部扔掉。吃一次驼峰，竟然要杀三四头骆驼，鹅掌和猴脑也非精华者不食，甚至一盘豆腐也要花费几百金。一顿宴席，吃上三昼夜司空见惯。当时的各厅道从元旦到除夕，除非大忌之日，每天都要听戏宴请。曾任西安粮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每有官员路过西安，他都要一面张灯结彩，一面准备演戏和宴席。宴席分上席和中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必备鱼翅海参。演戏、宴请再加上送礼，每次花费总在200金以上，全年更是不少于5万两黄金。为此，他十分自责，称“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有识者耻之”。

流行官场的吃喝风如鸦片一样摧残着清王朝健康的肌体，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其中极少数眼光敏锐者如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已经预感到大厦将倾，其时已迫在眉睫。1867年，当清王朝因洋务运动似乎一切都欣欣向荣、呈现出“中兴”景象的时候，赵烈文目睹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外敌虎视眈眈的社会现实，断言大清王朝将在50年内灭亡。堪称大清朝中流砥柱、“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也深感无力回天，只能闭上眼睛对抗日益迫近的暮日，惟“日夜望早死”。不幸的是，赵烈文一语成谶，44年后清王朝果然在一片吃喝风中吃尽了自己的气数。

或曰：“吃吃喝喝，小事也，何以危言耸听，扯上邦国兴衰?”此言差矣!吃吃喝喝，固然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的小事，但官场的吃喝却会产生“蝴蝶效应”，不断扩展其消极影响：其一，吃吃喝喝会从星星点点的腐败现象发展成为社会的整体性腐败。当一个社会的肌体健康时，即使有局部溃烂，还可以通过自身强大的“免疫力”，将腐败现象逐渐消除，如雍正朝对康熙晚年官场腐败现象的整肃，即有效清除了侵入肌体的“吃喝病毒”，使雍正朝吏治为之一新。但当一个社会陷入整体性腐败时，虽华佗在世，也是药石难治了，清朝嘉庆以后的吃喝成风，即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历史反复地告诉后人：当官场出现吃吃喝喝的苗头时，就要重拳出击，将吃吃喝喝的腐败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否则，等其恶性发展后再去收拾，就为时晚矣!其二，吃吃喝喝丧失民心，动摇国本。如果吃吃喝喝仅仅是消耗了一些社会财富，那还可以挽救，若吃吃喝喝发展到人神共怒、丧尽民心之时，那就无可救药了。民心是社会的温度计，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尺。清朝中叶以后官场吃喝的无度挥霍，最终丧失了人心，而失人心者必然失天下，这是历史的无情铁律，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貌似强大的清朝“巨舟”终于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瞬间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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