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则故事可知，隋代的“说话”在形式上和“戏弄”，也即“百戏”较为接近，内容大多是即兴表演的笑话之类。不过，前述引文中的“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的内容尚可得知，它在“说话”演进中的意义值得注意。

“说话”作为一种伎艺的名词，正式出现在唐代的典籍中，表明唐代的“说话”已渐趋成熟，有许多新的特点。

其一，是它已发展成一种独立的、专门的娱乐活动。

郭浞的《高力士外传》说：“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难草木；或讲经、议论、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由此可知，“说话”已和讲经、议论、转变等并列，成为一种为人所喜爱的独立而专门的伎艺。

其二，是“说话”内容的故事性较强。

在上引资料中，高力士所讲述的内容看来比生动有趣，最终竟能打动“圣情”——皇帝的心灵。《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一《嘉话录》中著录了中唐诗人刘禹锡讲述的一则故事，倘将它和侯白所“话”的内容相比，就会发现中唐时代的“说话”已从先前即兴的插科打诨中脱胎而出，故事较为完整，且有一定的情节，和后世的话本有密切的联系。在艺人的长期演出实践中，它被反复修改加工后题为《虎媒记》、《虎报恩》、《大树坡义虎送亲》等，辑入著名的《醒世恒言》中。

其三，是“说话”已不局限于皇宫内院和贵宅私邸，它的听众，也转为普通的“市人”，即市民。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所记，有“市人小说”一语，它即民间“说话”艺人讲述的故事，常在人的生日等节庆时演出，地点多数在民众聚集的露天空地，如街头巷尾或茶肆酒楼等。大凡人群聚集处，大概不难见到“说话”表演者的身影。

其四，是“说话”已相当流行，深受民众的喜爱o《唐会要》卷四说：元和十年，“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人间小说就是民间小说。皇室宫廷人员如此，社会地位较低的妓女也不例外。孙綮《北里志?序》说：“其中诸妓都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谈吐和言话是“说话”之意。除了歌、舞、乐之外，唐代的妓女还兼表演“说话”，可见唐代“说话”的勃兴。

隋唐“说话”的勃兴，直接催生着话本的诞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俳优小说”，一旦遇到适宜的土壤，就会萌发新芽。

而伴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在唐代的寺院中又盛行着通俗说唱体的“俗讲”文字——变文，更和话本交相辉映。带来了唐代白话文学的新气象。这一点过去人们认识不足，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对此的看法有了新的提高。源自印度的佛教从两汉之际传人中国以后，经过东汉和魏晋时期的“格义”，不仅很快立稳了脚跟，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如梁武帝竞三次舍身为奴，出家奉佛，上行下效，使佛教深入民众心灵。来自异域的佛教和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传统的儒家文化融会后，成为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新兴文化，在隋唐时代臻于巅峰，被人称为是“佛学的时代”。这对话本的萌生起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变文的兴起，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话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唐代话本小说的出现，与此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加上对话本判别的标准在把握上的差异，人们对敦煌文献中的存世话本还有不同认识。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存在的倾向是过泛过滥。不少人只强调变文的叙事性，认为凡是叙事性的变文都是话本小说。据他们的统计，唐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也即话本小说约有五十篇左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判。我们判断唐代大量的变文中是否存在话本小说，除了要考虑它们在内容上的叙事性以外。还应当着重关注它们的韵散结合的具体情况。散韵结合是这批唐代变文在艺术上的基本特点。但关键之点也在这里。我认为，在这批作品中，凡是叙事性的以散文为主的（这种为主至少在篇幅上要占六至七成以上），才可称其为白话（短篇）小说，或话本小说，那种叙事性强而以说唱体的韵文为主的（全篇文字三至四成以上皆为韵文），甚至通篇都是韵文的。不能归入白话（短篇）小说，或是话本小说一类。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们理当归入变文一类。搞清这一问题，对唐代小说、变文，甚至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在近二十年前就说过，在唐代的存世作品中，只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叶净能诗》（一说作《叶净能话》）和《师师谩语话》（又名《不知名变文》）等六篇小说，以及已经佚失但大致可以窥知其内容的《一枝花话》，基本上可以确认为是唐代的话本，而其他一些作品是否属话本，还有待探究。我的这一看法至今未变。

在现存的上述六则话本中，《唐太宗入冥记》、《师师谩语话》、《秋胡》、《叶净能诗》四则已残缺不全，《庐山远公话》基本完整，唯有《韩擒虎话本》属于“完璧”。这两则小说可视为唐话本的代表作。

《庐山远公话》是敦煌文献中唯一在标题上注明“话”的小说，乃唐话本存世的可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