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研究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有没有发展？当然有，但总体精神我觉得没有根本变化。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时，能看到的地下材料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是早期发现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近百年来，第一个变化是科学考古学的引进和发展。新出出土文献资料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在材料的断代、系统整理和材料本身价值判断等方面，远远超过了王国维的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使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除了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文本对读以外，更引进了考古环境、伴随器物以及相关科技手段的综合运用，从而大大丰富了二重证据法。第二个变化是在研究视野上有所拓展和突破。如果说王国维利用二重证据法，只是从古史的角度印证史料的可信、可疑或错误，还是停留在历史资料辨析使用上，那么现在的研究领域就大大的拓宽了，目标也不完全相同了。现在已从微观的材料选择取舍、判定真伪，进而上升到对古史的建构；从一般性利用出土材料研究历史，上升到通过对出土文献资料的全面系统研究，进而揭示整个古代历史文化演进的线索，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商代历史的研究上表现是最为明显的。我们知道商史研究过去没有太多的文献依据，主要是靠司马迁的《殷本纪》。现在不一样了，前几年出版的十卷本《商代史》，以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为基础，结合商代考古发现等多种资料，从商代社会与国家、经济与科技、社会生活与礼俗、宗教祭祀、战争与军制、地理与方国等各个方面，建构了全面系统的商代社会历史。第三个方面是出土文献学科的发展。如果说二重证据法提出之初，是就文献文本的局部问题来进行研究，以确证文本的史料价值，那么现在已经从对材料的研究、考辨上升到对文本文献流传演变的整体研究，出土文献学科为重建先秦古典学术源流演进历史开展了许多深入的探索。前些年，李学勤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问题，重点讲的是学术思想的演变。先秦学术史以往是在前人研究和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来建构的，当今依据出土文献一手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校正过去对传世文献的一些误读和认识偏差，重新思考和建构先秦学术思想文化，特别是揭示文本文献流传演变的历史轨迹，促进文献学、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交叉融合，是出土文献学科的一个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