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管书合

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清代以来东北区域史、医疗卫生史方向研究。

摘 要：作为清代前期和中期东北地区的一条重要地理界线，柳条边的设置和完善历经皇太极、顺治与康熙三个时代，在不同时期的设置动机和政策内涵也有显著变化。皇太极时代所设的“边栅”，可视为柳条边之雏形，目的在于明确对辽河套的控制、设定游牧界线、划分八旗蒙古与外藩蒙古活动区域；顺治时代因八旗部众大举入关后，盛京地区空虚，为维护留都规制需要限制蒙古东进，遂有大规模修筑完善柳条边西段之举；康熙时代的“扩边”和设置“新边”，则是在东北地区政治格局与局势变化后，对蒙古限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也显示所谓“界”其实是一种单向的、动态的关系。由此可见，“老边”西段和“新边”的设置根本目的在于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亦即高士奇所说的“插柳结绳，以界蒙古”，而不应视为民族隔离、军事警戒线或行政区划的分界线。

关键词：柳条边；“边栅”；蒙古；盛京地区；清代民族关系

柳条边是清初在东北地区修建的重要地理界线，对于理解清代前期和中期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制度、经济形态与民族关系，乃至近年成为史学界新热点的生态环境史，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关于柳条边设置的目的，却鲜见于文献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扈从东巡的高士奇曾在日录中写道：“癸亥，道经柳条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南至朝鲜，西至山海关。有私越者，必置重典，故曰柳条边也”。高士奇作为近侍儒臣且陪伴康熙身临其境，所言必有一定之根据，故“插柳结绳，以界蒙古”常被后世视之为“老边”西段和“新边”设置之初衷。不过，对于“界”的具体含义，后来的研究者则存有不同的解读。20世纪初，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在《满洲发达史》一书中提出：“老边”西段和新边一起，是满人防遏蒙古人侵入东北之戒备线。而中国学者刘选民则认为柳条边“纯为封禁而设”，其目的在于防止汉人从蒙地进入东北。20世纪70年代，苏联有些学者迎合其国内政治意图，声称柳条边是清代的边境线。由此也引起中国学界的回应，一致认为国境线之说根本不符合史实。至于修建柳条边的目的，杨树森等认为在于严禁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其他各族人民进入东北地区，借此达到维护“龙兴重地”和八旗的经济特权，同时也是作为政区的分界线。郑天挺则认为，柳条边建立真正的原因在于限制沙俄蛊惑蒙古族进行分裂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虽然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基本的看法大致上仍不出上述几种意见之范围。综合来看，各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这段柳条边是清初统治者为防止汉、蒙民族联合，以及汉人从蒙地进入东北而设的隔离线；二是防备蒙古进扰的军事警戒线；三是为了和蒙古科尔沁等部划分界线，也是东北部分行政区划的分界线。各家的分析和解释如此迥然不同，反映出学界对相关制度与民族关系存有明显的歧见，因此有必要进行重新探讨和进一步考察。

柳条边因其设置历经不同年代，若对时间序列认识偏差恐怕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南辕北辙。现有研究在此问题上存在两点明显不足：一是普遍认为“老边”西段始建于顺治初年，而忽视了皇太极时代所设置的“边栅”；二是对于柳条边在不同时代设置的目的及功能是否发生了变化、其与清代前期和中期对蒙古各部的整体政策演变、对东北地区的定位与制度设计存在何种联系等问题，也重视不够。鉴于此，本文试图重新梳理柳条边的设置过程，结合与其相关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发展脉络，在检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以界蒙古”的涵义，以期对柳条边设置的动因及清初东北地区相关民族关系形成符合历史实际的新认识。

一、“界”之雏形：皇太极时代的“边栅”与蒙古关系

对于“老边”西段，即从山海关至今天辽宁铁岭威远堡段的柳条边，其始建年代应该从皇太极时代在这一地区广泛设置的“边栅”算起。清人之所以要设置这些“边栅”，根本目的即在于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首先，从当时形势看，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立清人对辽河套的控制权。在明代前期和中期，辽河套地区原为汉人开垦的农耕区，“水甘土厚，平地不下万顷”，但明英宗正统年间以后，因不为政府所重视而逐渐弃置，成为蒙古游牧之地，明朝不但失去了沃野万顷，辽河航道也从此暴露于外，“不止商业农产皆受影响，更是军事上的失策”。

与明朝弃置辽河套退缩防守不同，清人则持积极进取之方针。明末辽河套地区一度为喀尔喀蒙古所屯住，不过这一局面持续时间不长。天命十年（1625），清人迁都沈阳，根本原因就在于重视辽河套地区的战略价值，认为它是“形胜之地”，从此这一地区开始被逐步纳入清人直接控制之下。至皇太极时代，已经常在这里牧马、行猎，并将其作为西出对明朝及蒙古用兵的必由之路及与外藩蒙古各部的会兵之处。至迟于天聪七年（1633），清人已在辽河以西常年驻防。天聪九年（1635），又在旧巨流河城附近重建新城，翌年竣工。崇德二年（1637）八月，皇太极在巨流河城西北选址修筑都尔鼻城。翌年四月竣工后，皇太极改之为屏城，随后又在城周围筑台、砌墙、掘壕、设官驻兵，并勤加修治，随后在屏城至法库门之间设置“边栅”。还在修筑巨流河城之前，皇太极就要求外藩蒙古继续从辽河套地区后撤。从法库门到屏城的“边栅”修建，就是在这一命令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划定了外藩蒙古游牧区与清人直接控制区之间的地理界线。

其次，这些“边栅”也是清人给蒙古各部设定的游牧界线。有明一代，东北西部地区的蒙古各部不断南下、东进，或西迁再东来，其总的方向和趋势，“是以辽东地区为中心，向东北的西部地区集结”。对此形势，明朝进入中期后疲于应付，基本上未能找到有效的应对办法。相比之下，清人在崛起过程中则巧妙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采取联姻结盟与军事打击并用的策略，逐步成为东北西部地区蒙古各部的共主。尤其在皇太极时代，政策更为积极主动，至迟于天聪三年（1629），已开始介入对蒙古各部驻牧领地进行划分的事务，并且严禁逾越。同时还规定，清人在外藩蒙古地方犯罪，按蒙古法律治罪；外藩蒙古人在清人地方犯罪，则按清人的法律治罪；“在两国中间犯罪，则按各自法律处理”。从这个意义上看，辽河套地区“边栅”的存在，既是蒙古与清人之间的界线，也是游牧区域的边界。

再次，这些“边栅”也是八旗蒙古与外藩蒙古活动区域间的界线。在皇太极时代，蒙古喀喇沁部来附，其中一部分被安置于辽河套地区居住，在法库山耕种。法库山位于开原以西的辽河套地区，西北与蒙地山水相接，与外藩蒙古频繁来往恐怕在所难免，因此翌年正月大臣丁文盛等就上书对此表示担忧：“（喀喇沁）放在辽河外散住，甚是不便，万一心生背恩反叛，并通往奸细，极难觉查”。这样的言论，实际上也符合清人长期以来对蒙古一贯的防备心理。天聪九年二月，清人在编审喀喇沁壮丁后，再结合部分早期归附的乌鲁特、喀尔喀、巴岳特等“旧蒙古”，组建了八旗蒙古。崇德三年（1638），曾发生八旗蒙古之阿代旗之诺木图牛录下坤图辉、吴赖旗兖楚思牛录下啦席泰毁栅而逃的案件，而戍守边台抓获案犯者，则为满人之正蓝旗，其中监视的意味可谓不言而喻。由此不难看出，屏城至法库门“边栅”的设置，既是将八旗蒙古与外藩蒙古隔开的分界线，以便于分而治之，同时也能加强对前者的管理与控制，以强化一体化的关系。

二、顺治时代大规模修边之动机

顺治八年到十一年（1651—1654），各边门之设虽然不能认定为“老边”西段修建之始，但作为该段柳条边大规模的修筑及完成的标志则应无疑义。不过如前文所述，既有研究虽然都认为此段柳条边修建和蒙古有关，但对于其性质和修建动机则存在较大分歧，而且从整体来看，各家的意见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难圆之处。

一种意见是将柳条边的设置看作针对蒙古的军事警戒线或隔离线。如果这一看法成立，就意味着清廷此时将蒙古各部视为东北地区的军事威胁，从而公开进行防范，而这显然与清初满蒙关系的实际走向相悖。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成功的对蒙政策是清人在东北地区崛起并最终定鼎中原的主要基石之一。而这一政策的核心在努尔哈赤时期是以通好、联姻、招抚等政策确立联盟关系，在皇太极时期又通过编组、分封等政策不断强化双方关系，使漠南蒙古各部相继归附，成为对明战争及经略北部边疆的重要力量。及至清军入关之后，因内有各种反对力量的存在，外有漠北蒙古进扰及沙俄东侵的威胁，内附蒙古各部的重要性有增无减。正如魏源所言：“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祚，中外帖然，翳蒙古外戚扈戴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廷是否有必要在东北地区以修筑柳条边的方式，大张旗鼓地隔离或警戒科尔沁等蒙古各部，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再从建造形式和边门人员配置来看，柳条边也不能算作军事防御工事，郑天挺先生对此已有相关论述。需要稍作补充的是，在顺治时代，各边门一般设有笔帖式、关口守御等官员，但常驻的只有笔帖式这样的文官，关口守御作为武官则常驻于盛京等处，直到康熙元年（1662）后才陆续移驻边门。在边门驻军则始自康熙十四年（1675），每个边门最初也只有满、汉兵11人。这样的设置，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军事隔离或警戒。

另一种意见认为清初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除在山海关严防外，还设置柳条边以防汉人从蒙地进入，但就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在柳条边修建的年代里，由于原有人口大量流失，清廷是允许甚至鼓励汉族人移居东北的。顺治六年（1649），朝廷以种种优惠待遇，劝谕已分散在各省之原关外辽人还乡。同年，又下达允许民人出关垦荒的谕令。顺治十年（1653），清廷又颁布辽东招垦授官例，鼓励招民到辽东。这一政策施行了15年，到1668年才停止。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顺治帝又下谕，允许饥民赴辽东就食耕种。可以看出，在柳条边大规模修建的年代里，正是清廷积极从关内向辽沈地区招募汉民开垦之际，迎之唯恐不及，禁止之说显然不能成立。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柳条边是行政区划的分界线。这种意见认为，“老边”西段的边内为盛京辖区，边外则为蒙古各部，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而在实际上，盛京将军或盛京五部的管辖权则经常越过柳条边，像设于顺治四年（1647）、位于柳条边外的养息牧场“东西距百五十里，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就隶属于盛京礼部管辖。再如锦州府所属之义州城，北距柳条边仅20—30里，但其管辖领域，“西至三百六十里图里根蒙古界”，“北至八十毫台一百九十里蒙古界”，“东北至招苏营子三百三十里蒙古界”，“西北至土门儿三百八十里蒙古界”，也远远逾越柳条边所限。另外，在柳条边修筑完成后，尚有部分八旗农庄在边外。清廷曾明确规定：“八旗庄地多有在边外者，相沿已久，不必迁移。”这些都清楚地证明，柳条边修建的初衷不是为了划分行政区，当然其设置客观上影响了后来的行政区划。

可以看出，已有的几种意见均与史实或逻辑存在明显的相悖之处，因此都不是合理的解释。那么此段柳条边修建的真正动机应该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将清初对东北地区的定位与制度设计以及对蒙古政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也是以往研究中不够重视的方面。

顺治元年（1644），清廷迁都北京，此后，东北地区被清廷视为控制全国的后方基地和保持满洲本色的根本之地，原来的都城盛京则转为陪都，成为经营和控制东北广袤区域的枢纽。作为政治、军事的基础和支撑，清廷在盛京地区推行“以农为本”的赋税经济模式。然而，这一设计在顺治初年却面临严峻挑战，最关键者乃是人口问题。因历经长期战乱和大批八旗部众“从龙入关”，原为东北最为富庶繁荣的辽沈地区人口流失严重，陷入荒凉之境。根据学者的研究，顺治初年，整个东北地区人口共计40余万，其中东蒙古地区土著蒙古居民16万余，吉林、黑龙江地区有土著居民16万余，而辽沈地区居民不过3万左右。

与满、汉人口大幅减少相比，移居辽沈地区的蒙古人口数量较之明末则有增无减，尤其在辽西地区，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明清两军在辽沈地区的长期军事对峙过程中，蒙古民众或被掳掠、裹挟，或主动内附于双方，在这一地区定居者已为数不少，如吴三桂降清后，曾一次性交出所属蒙古人口2508名。因此，清初在辽西各地，满、汉、蒙杂居的情况已很常见。顺治十年十一月，朝鲜使臣沈之源在赴北京途中，路过广宁时已注意到“牧牛满野”的景象。另据谈迁《北游录》所记，曾于顺治十一年游历盛京地区者的描述，从山海关至锦州一带，“城废，杂满汉数十家，又东滨海，多蒙古屯牧焉”。蒙古民众的大量移入，冲击了辽沈地区自明代以来已趋于成熟稳定的农耕传统和环境，首当其冲者当属土地关系上具有绝对优势的清室和八旗贵族。更重要的是，造成了首任奉天府尹张尚贤所称的“根本尚然空虚”，从根本上威胁到了清廷所设计的留都规制并以内驭外从而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的战略布局。

再就清廷入关后对蒙古的政策来看，在保持结盟的同时，仍然延续了入关前的限制政策。在蒙古内部，继续介入牧区疆界划分，并且要求更为严格。顺治五年（1648）清丈牧区内的地面，要求牧民必须在牧区内驻牧，不许越境。顺治七年（1650）更详细地规定：“外藩蒙古，每十五丁给地广一里、纵二十里”，以此限制越界驻牧。对外则严格限制蒙古民众进入内地。顺治五年明确规定，各蒙古王公属下人等，不准私入内地，倘经发现，“一概发还”。

较之内地，因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在辽沈地区限制蒙古各部东进就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沿用皇太极时代创设的“木栅”成例和初衷对蒙古各部予以限制，自然成为比较合理的选择。从走向和形式看，从法库门至彰武台门段的柳条边基本上沿用了皇太极时代的“边栅”，并向东继续完善和延伸至威远堡，向西完善和延伸至白土厂门。所以在顺治十八年（1661）奉天府尹张尚贤才会有广宁城“北至我朝新插之边，相去数十里”的说法。康熙二年（1663），朝鲜朗善君李俣出使北京时路过此处时也记述称：“蒙古界木栅在旁”。至于从山海关至白土厂段的情况，由于平川营、高台堡、黑山口、新台、长岭山等边门都较原明边向西南后撤数十里不等，据此可以推断，这段的柳条边有一小部分应该利用了原有的明代边墙，大部分应为新建。另一位朝鲜使臣在康熙九年（1670）就观察到：自锦州西南的高桥铺直到山海关，“掘堑而外其土似长堤，堤内设木栅”。从形态来看，这里所述的应该就是柳条边，亦可见此段走向与明边并不完全一致。

在西段柳条边设置完成后，部分居住在边内的蒙古民众被要求移出。康熙二年正月，奉天府尹徐继炜奏称：“查各蒙古头目移居边外，有遗下熟地”。不过未移出者应该也为数不少。顺治十七年（1660）朝鲜使臣姜柏年在《燕行路程记》中对辽西的松山堡就特意标注：“有蒙古出没”。上文提到的朗善君李俣也注意到：“牧马之屯，自凌河以北，处处有之，而或多之数百或千数。”由此可见，柳条边此时还只是初步明确了农耕、游牧两个区域的界线，管理和限制并不十分严格，所以辽西地区仍有蒙古民众居住并不时通过边门往来。按照当时人描述，边门的职能是：“内外人出入，必登籍以记，他无厉禁”。这也正如《奉天通志》所总结的：“清起东北，蒙古内附，修边示限，使畜牧游猎之民，知所止境，设门置守，以资镇慑。并讥察奸宄，以弭隐患而已。”

以往学界在研究清初东北移民问题时都会注意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顺治十年清廷颁布辽东招垦授官例，积极招徕关内移民，但在第二年就大规模地修建了西段柳条边。对此，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这反映了清廷对东北地区存有开发与限制的矛盾心理。这一看法其实预设了“柳条边是针对汉人”这一前提，如果从限制蒙古的角度来看，两者非但不存在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因为无论是招垦汉人，利用其发展盛京地区农业经济，还是限制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迁入东北，都是为了维护清初所确立的以留都盛京为核心进而统驭整个东北的基本国策。

三、界的扩张：康熙时代的展边与“新边”

“老边”设置完成以后，至康熙时代又多次扩展，同时设置了吉林段的“新边”。“老边”展边和“新边”，既是柳条边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也体现了清廷根据形势变化对蒙古政策和留都规制的进一步调整。

（一）“老边”的展边

对于康熙时代“老边”展边的过程，学界研究成果丰富，基本史实已比较清楚。整体来看，“老边”西段至少经过五次大的展边，主要在三段发生重大变化。一是自山海关至九官门台段，平均向西、向北扩展三四十里到六七十里不等。这样一来，此段柳条边已越过明边墙，特别是新台门至九官台门一段，“较明边外展六十里”。二是九官台门至清河门段向西北扩展，将义州纳入边内。三是铁岭北的柳条边北扩，将开原纳入边内。康熙三十六年（1697）后，“老边”基本固定下来，全线共计1950余里，设有16个边门。

对于展边的原因，杨树森在《清代柳条边》一书中最早提出：清初以来柳条边内的人口增多，耕地不敷分配，需要向柳条边外展边开垦。这一看法也为后来研究者普遍接受，但杨先生这一论断主要依据的是《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户部·田赋》的一段话：“国初按旗分处，各有定界，继因边内地瘠，粮不足支，展边开垦”。然而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段话最早可见于《满文老档》，为天聪四年（1630）六月皇太极之言，所述的是清人进入辽沈地区之后的情况。《清太宗实录》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并为后来编纂的《八旗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等文献所引用，因此不能将其理解为顺治时代修筑柳条边后的情况。而从柳条边修筑年代的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辽沈地区还是一片荒芜，人地矛盾并不突出。“平原旷野，可井而赋，可沟而涂，今一望苍莽，风烈气肃，树木少植。”“旧堡败垒榛莽中，居人十余家与鬼伥为邻。”学界已有的研究也表明：直到康熙中叶，辽沈地区无论人口数量还是耕地开垦的面积，皆远未恢复到明末的水平。

既然并不存在人地矛盾，为什么还要展边呢?从发生重要变化的三段柳条边来看，应该各有原因。首先，从山海关至九官台门段是最早开始筹划展边的，主要出于交通和军事上的考虑。前文已指出，此段柳条边修筑后较原明边向东南退缩数十里，以致连接关内与东北地区的辽西通道更显狭窄。顺治十八年五月奉天府尹张尚贤上疏称：“北面皆边，南面皆海，所谓一条边耳。”所以到了同年十二月，继位之初的康熙帝即谕兵部：“其锦州以内山海关以外，应展边界”。这里之所以指定兵部负责，并且此后在此段频繁展边，其目的就是拓宽和保障辽西走廊这一交通和军事要道。其次，九官台门至清河门的扩展与察哈尔王布尔尼的叛乱有关。天聪九年，蒙古林丹汗兵败后，其子额哲率察哈尔部众内附，皇太极封其为亲王，并以义州赐为领地，所以在清初修筑柳条边时，这里“地属边外”。康熙十四年（1675），察哈尔王布尔尼反清兵败后，义州又被收回为广宁所属，此段柳条边也就相应向西北推进。再次，铁岭段柳条边的北移与清廷重视对开原的经营有关。开原本来在明边以内，但清人进入辽沈地区后，将人口主要集中在铁岭以南地区，开原遂被弃置，顺治年间修筑的柳条边也止于铁岭以北20余里的山头铺一带。康熙四年（1665），开原县设治后尚在边外，到了康熙十年（1671），将柳条边北移50多里，“移置开原北”，就重新纳入边内。

三处展边原因尽管各不相同，但都表明柳条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和需要进行调整，并且所谓“界”也主要针对的是蒙古各部，所以即使展边停止以后，边内民众仍可轻易逾越柳条边到边外开垦。时人描述称：“（边外）土地肥美，任人开垦而不起科。多窝藏逋逃及刨参之人，因缘为奸，以此家多殷实，边内贫民反羡为乐土。”另外，康熙中叶以后，各边门管理日渐严格，但也并非有论者所说的是民族隔绝，因为即使在边禁最严的乾隆时期，跟随皇帝东巡的大臣还写诗说：“边人蕃人似邻里，贸易熙攘利倍蓰”，“外边策遂里边见，欢笑和答将毋同”。亦可见柳条边内外的交往依然活跃。

（二）“新边”的设置

吉林境内的柳条边完成于康熙二十年（1681）。该段柳条边从威远堡边门西杨堡起，南与“老边”相接，北到今吉林市北法特哈东亮子山，全长690余里，共设4个边门。日本学者稻叶岩吉认为“新边”为清廷“突然创设”，并且质疑其走向的划定并无具体依据。而实际上早在皇太极时代，哈达公主之蒙古额驸济农被封在开原一带居住时，就因多次擅入叶赫哈达山行猎等罪被免去名号为民，并夺取所赐予的封地及满洲牛录。可见当时已对后来“新边”所设地区的出入有所限制。康熙十七年（1678）下谕，禁止外藩蒙古人员私自进入禁地，否则予以严惩。这也表明，限制蒙古各部进入吉林地区并非“新边”设置后才制定的政策。

从“新边”设置的过程来看，其目的仍是作为区别内外界线的地理标志物，可以说继承了“老边”西段“以界蒙古”的传统。《钦定盛京通志》曾称其：“遮罗奉天北境，插柳结绳，以定内外，谓之柳条边，亦名新边。”乾隆皇帝于十九年（1754）东巡过布尔图库苏巴尔汉边门时曾作《柳条边》一诗，其中就有“西接长城东属海，柳条结边画内外”的句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内”，已不再限于“老边”以南的辽沈地区，而是包括了“新边”以东的吉林地区。这一观念的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东北地区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顺治初年，以盛京统辖东北全境，但自顺治十年宁古塔地区分设昂帮章京，开始独立设治，康熙元年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有黑龙江将军之设。自此，盛京作为留都的政治中心虽一直保持到清末，但无疑吉林乃至黑龙江地区的独立性及政治、军事地位也与日俱增。同时，这一格局变化又与本地区农耕经济的扩张、儒家文化的传播相互影响，并形成紧密的一体化关系，共同对整个东北地区包括蒙古在内的民族关系进行重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边”的设置其实也是这种格局变化的结果。

与“老边”的情况类似，吉林“新边”所“界”的对象，更主要的也是蒙古方面，边门台丁开垦土地与蒙古牧地的冲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台丁不领薪饷，可以在柳条边外开垦土地而不纳税赋，耕地渐渐和蒙古牧区连在一起，以致经常引起蒙古王公不满，反而主动要求清廷划清界线。乾隆三十一年（1766），蒙古台吉请求分界，经过吉林将军和郭尔罗斯盟长会商后判定，“以台兵与蒙古人等耕牧杂处多年，未便分界”，并咨报理藩院定案。但到嘉庆十九年（1814），时任郭尔罗斯副盟长公固噜扎布旧案重提，再次要求分定界线，被吉林将军拒绝，认为“碍难办理”。经上报清廷后，嘉庆帝也认为，“百余年来设立军台并未分定交界”，“中外一家，并无区别，此事著仍旧办理”，并革去公固噜扎布副盟长，以示惩儆。此时，蒙古东进的困扰早已不复存在，反倒是农耕区越过柳条边不断向西北扩展，应该说这也正是清廷默许或支持的结果。

四、结语

明代中后期，东北西部的蒙古诸部持续不断地向辽沈地区运动和集结，形成长期困扰明朝政府的结构性问题。鉴于此，清人占据辽沈地区后，对蒙古采取了结盟与限制并用的政策，皇太极时代修筑的以法库门至屏城段为中心的边栅，即为此限制政策之一部分，并具有多重功能：明确对辽河套的控制、设定游牧界线、划分八旗蒙古与外藩蒙古活动区域。顺治时代，八旗部众大举“从龙入关”后，为维护盛京留都规制，仍有进一步限制蒙古东进之必要，遂有大规模修筑完善柳条边西段之举。康熙时代的“扩边”和设置“新边”，则是在东北地区政治格局与局势变化后，对蒙古限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由此可见，高士奇所说的“插柳结绳，以界蒙古”其实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中所体现的对蒙古的限制政策，也因柳条边设置的不同阶段而有显著的变化，也显示所谓“界”其实是一种单向的、动态的关系，不应视为民族隔离、军事警戒线或行政区划的分界线。

在此意义上，柳条边的设置可以视为清人治蒙政策之重要创造。然而，自清初开国以来的对蒙政策的宗旨，乃是要将其逐步纳入统治体系之中，这也决定了柳条边及其所蕴含的政策设计只是权宜之计，逐步对蒙古加强经济联系和政治控制才是一以贯之的根本目的。因此，清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默许或直接参与下，农耕与商业已逾越柳条边不断向游牧区扩展，而同时政治力量也随之不断延伸，不同“文明”的边界逐渐模糊，毗邻的蒙古诸部与盛京、吉林、黑龙江地区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地理区间，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日益形成一个渐趋整体性的区域。在这样的趋势之下，“老边”西段和“新边”因价值下降而渐趋衰败。到乾隆中期，柳条边虽因清廷为维护“满洲本色”而推行封禁政策时再受重视，但后来终究不敌东北地区区域一体化的趋势而渐渐成为历史地理的遗迹。

【注】文章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