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中国古代，书籍的载体不断变化，从早期的龟甲石鼓、简牍绢帛到造纸术成熟后刻本出现，最后这一变化直接带来了图书数量的激增。可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一个人由于精力、视野的局限，难以及时获取知识信息。为了方便人们查阅所需的文字资料，类书应运而生。

类书是指将经、史、子、集等各类图书中搜集的资料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利于翻阅、征引、查考的工具性书籍，中国古代的类书与当今信息时代的数据库非常相似。

中国古代的第一部类书当推曹魏时期的《皇览》，南宋王应麟在其编撰的《玉海》中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魏文帝曹丕在位时，令儒生刘劭、王象等人编纂一部采集经传、以类相从的书籍以供查阅，这部书便是《皇览》。《皇览》共分40余部、千余篇、800多万字，收集了五经群书的精华，可惜因为年代久远，原书早已亡佚。但《皇览》作为中国类书之祖，保存下诸多的珍贵文献，激发了后来的帝王及私人编纂类书的浓厚兴趣。

唐代修撰了很多类书，较为著名的有官修的《艺文类聚》《文馆词林》《初学记》，文人私撰的《北堂书钞》《白孔六帖》。宋代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类书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部，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十分重视文化发展，大力倡导编纂大型图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这三部便是他在位时期编纂而成的。

明清时期最为著名的有两部类书，即《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先后分两次才编纂完成，明永乐元年(1403年)第一次编纂时解缙是总纂修，可呈给明成祖朱棣阅后，朱棣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于是永乐三年(1405年)第二次编纂时任命姚广孝、解缙、郑赐三人为监修，前后参与修书者多达2000余人，永乐六年(1408年)清抄完成后定稿进呈，明成祖看后十分满意，并亲自作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全书目录为60卷，成书为22937卷、11095册，共约3.7亿字，历代的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方面的书籍都被辑录。

《永乐大典》有正本和清嘉靖时期重录的副本之分，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数次战火及人为盗窃，原书大多已亡佚，如今仅余数百册，而且散布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及私人藏家手中。

《古今图书集成》由陈梦雷等编纂，目录为40卷，正文为10000卷，共分为5020册，约1.6亿字，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初修，雍正六年(1728年)付梓。因为《永乐大典》毁于战火，所以《古今图书集成》就成了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类书。清朝重臣张廷玉评曰：“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

自《皇览》开始，历朝历代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规模巨大、内容完备、编次分类上眉目清晰，较好地保存了中华民族的历代文献，既可用来校勘、辑佚，又可让后世挖掘其中蕴藏的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