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考古人员日前在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
龙窝村夏庄小组东北侧
发掘一处东周时期
高等级贵族墓葬群
随着29座陪葬墓发掘完毕
“ 王子朝携周典奔楚”事件初露端倪
或为寻找遗失千年的
△这是无人机拍摄的夏庄墓地全景。
“王子朝携周典奔楚”是春秋晚期影响深远的重大文化事件，《左传》《史记》等均有记载。有专家认为，华夏典籍因此事件南播入楚，不仅促进了楚地文化繁荣，还促生了诸子百家争鸣，对于研究先秦时期南北文化交流和中华文明进程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倍受学术界关注。
“夏庄墓地布局规整、等级较高，是南阳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东周时期高级贵族墓地之一，时间大约在战国早、中期，为‘王子朝奔楚事件’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考古队领队、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乔保同说。
△这是编号M1的甲字形大墓。
已发掘的29座墓葬，全部是该墓葬群南侧大墓“不见冢”的陪葬墓。除3座墓道被破坏以外，其余全为甲字形岩坑或土坑竖穴墓，有的带有车马坑，说明这批陪葬墓的墓主人生前都具有较高地位，有的相当于大夫级。此种情况表明，“不见冢”墓主人身份十分显赫。
考古探明，“不见冢”为东周时期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因曾遭盗掘文物部门已就地封存保护，有专家认为极有可能是王子朝墓。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在争夺周天子之位失利后，携周王室之典籍和青铜礼器，南奔楚国。
△这是编号M20的墓葬，其中随葬有陶器、铜器等器物，说明墓主人生前具有较高地位。
虽然已发掘的29座墓被盗严重，但共出土铜器、陶器、玉石器300余件。其中陶器大约200件，主要有鼎、敦、豆、壶等；青铜器100余件，除鼎、敦、壶、盘、匜等少量青铜礼器以外，全部为兵器，主要有剑、戈、矛、镞、弩机、匕首等。考虑到文物保护及展示等原因，目前没有对车马坑进行发掘。
“出土青铜礼器规制很高，但器物非常薄，呈现出流亡政府的特征。”中国先秦史学会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文化研究会会长白振国说。
△这是夏庄墓地出土的铜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考察发掘现场后表示，该墓葬群具有浓厚的周王室意味和明显的氏族墓地特征，很有可能是跟随王子朝奔楚的贵族集团成员的墓葬群。
△这是编号M22的墓葬出土的陶俑
“这里应是王子朝奔楚以后的贵族墓地。”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蔡运章说，“‘王子朝奔楚’带来了周王室的典籍和工匠，对以周王室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核心文化南迁下行、分散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乔保同表示，下一步，考古人员将对已出土文物进行保护性清理和修复，并做进一步的学术性研究，对车马坑的发掘要在制定出详细的保护规划后再进行。
附：
王红旗：该去寻找周室典籍了！
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一般来说即早于4200年前）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它们通常被保存在陶器、骨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根据中国远古传说（它们也是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伏羲时代已经创造出复杂的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已经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有“典”字和“册”字，它们又连称为“典册”；从其文字的象形结构可知，它们是用绳子将若干个长方条形的木版或竹版串起来，其用途则是在上面刻写或书写文字。根据古人的记忆，殷商先人“有册有典”，也就是说那时便已经有图书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典册实物，最早的只是战国时代的竹简。
根据《尚书序》记载，我国上古帝王遗书有《三坟》（记述三皇事迹，“坟”可能指泥版图书）、《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典”为木简或竹简图书）、《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索”为结绳纪事符号体系）和《九丘》。《尚书序》解释《九丘》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一书正是国土资源白皮书。
随着文字的使用，记录有文字信息以及符号、图画的载体（亦即图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们被集中收藏起来，以供人们查阅和长期保存，于是便出现了图书馆。据《人类文明编年纪事》（德国学者维尔纳·施泰因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一书，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赫梯王国首都哈图萨斯（今土耳其波加兹刻伊）已建有图书馆，收藏着大量楔形文字泥版文献，内容涉及法律、条约、编年史、庆典记述和书信等。约在公元前650年，尼尼微（亚述）泥版大图书馆收藏有20 000多块泥版，内容包括用苏美尔文字写成的古老诗歌、教科书、语法书，以及有关买卖、交换、租赁、租佃、利息和封分采邑的文件、契约。到了公元前2世纪，罗马已经出现了图书出版和发行业。
中国的图书档案文献馆，至少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这表明我国在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里。
令人遗憾的是，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在2500年前神秘地失踪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占卜后被遗弃的殷商甲骨文和周朝甲骨文），它们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而去；以致我们今天不得不下大力气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的是搞清楚西周的编年史、商代的编年史、夏代的编年史（其实，我们还应当搞清楚先夏史，而周室典籍中很可能也有先夏史的内容）。
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因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从此，这批无价之宝的图书文献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资料的实物。
由于管理周室典籍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而王子朝又是有计划地撤离，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论，即与王子朝同行的应当还有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和学者，其中很可能也有大思想家老子，因为老子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而老子之所以辞周退隐当亦与此事变有关。至于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表明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正统继位人；事实上，《左传》还记有王子朝撤离王城后曾派使者去各诸侯国寻求支持，显然他仍然在为复位而努力。据此，我们还可以推知，王子朝除了携带周室典籍之外，还会携带走相当数量的周王室青铜礼器，以及大量的工匠，因为青铜礼器也是王权的重要象征（近50年来，我国湖北、湖南频频出土殷商青铜器和西周青铜器，或与此事件有关；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发达，当亦与王子朝一行带去的中原文明有关）。
那么，王子朝奔楚之后定居在什么地方，周室典籍又到哪里去了呢？目前流传下来的史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线索是《皇览》（三国魏文帝时编写的百科全书）的记载：“（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也就是说，王子朝的墓在今日南阳石桥镇；此外，今日南阳地区的镇平县有地名晁陂，这些地方可能都是王子朝后裔的聚居地。据此，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看法，即王子朝奔楚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定居在楚国都城，而是选择在既安全又靠近周王室所在地的南阳定居；与此同时，王子朝也不会把周室典籍交给楚国君臣，而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要保持自己是周王室合法继位人的宿求（当然不能排除交一些见面礼，毕竟是客居在别人的地盘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子朝一定会把周室典籍秘藏起来，以待来日；为此笔者在1992年撰写长篇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已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时，特意设计了老子劝王子朝将周室典籍秘藏于深山的故事情节。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杀了王子朝，《左传》在记录此事时没有再提及周室典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此之后的25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文人学者去追寻周室典籍的下落，这批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国人遗忘了。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道篇》记有孔子曾准备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周王室图书馆，似乎表明周敬王有意征集天下图书重建王室图书馆；此外，所谓孔子五十岁才读到《易经》的说法，以及所谓孔子删编《书经》、《诗经》的记载，均表明着周室典籍的外传（实际上是孔子只收集到很少一部分外传的周室典籍）。事实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和私学的兴起，恐怕更是直接受益于周室典籍的外传。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谈到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书《山海经》，它仿佛是在西汉时期突然冒出来的，可是它记载的内容却非常古远。根据笔者对《山海经》长达二十余年的研究，现存《山海经》一书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这四部分内容合辑而成的，其中《五藏山经》乃是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白皮书（画家孙晓琴根据笔者对《山海经》地理方位的考证，创作出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记述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自然动物和由人装扮的神异动物473处、人文活动场景95处一一绘出。此外，孙晓琴女士还创作有山海经艺术复原图组画和山海经神异图国画一百余幅）。
那么，究竟谁是《山海经》一书的编辑者（包括翻译和部分内容的改写）呢？这个问题已经争论许多年了。笔者认为，《山海经》的编辑者，正是追随王子朝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学者或其后裔，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足够多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而且，《山海经》一书由于其具有独特的政治、军事、经济价值，很可能被王子朝作为见面礼送给了楚王，并被楚国作为机密文献深藏起来；事实上，在先秦诸子百家里，唯有屈原的著作（《天问》、《九歌》等）中引用了大量《山海经》里的内容。此后，秦国灭楚，《山海经》等典籍被收藏入秦国图书馆里；接下来，刘邦率先兵入咸阳，萧何将秦国图书馆的图书典籍悉数收藏，其中应当包括《山海经》一书；刘邦平定天下后，由于时过境迁，《山海经》的军事地理价值不再重要，该书才被解密，世人方知有《山海经》一书。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外传的并不是全部的周室典籍，而且也不都是周室典籍的原本或原始文献，而是有选择的抄写本。也就是说，追随（自愿或被迫）王子朝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及其后裔），为了谋生而开始了抄书、编书、卖书的生涯，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出版业了，它的出现正好与私学的兴起同步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最后，笔者愿意强调指出的是，两千五百年前发生在我国的周朝王室藏书整体失踪案，对人类文明文化史来说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一项巨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它们，那又将是人类的一大幸事，许多千古文化之谜都将迎刃而解，笔者乐观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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