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关于秦代方士徐福（巿）里籍的考证，已有一些研究，但尚未取得共识。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一问题表一孔之见。

关于徐福的里籍，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江苏赣榆说、山东琅琊说和山东黄县说。笔者认同山东黄县说。

秦始皇是哪里人今为哪个省（秦始皇是哪里人祖籍在哪）

《史记》是研究徐福的最早最具权威性的史料，很多人对《史记》这一“同时代”史料避而不谈，反而把重心放在杂史和传言上，违背了史料运用的准则：史料的年代越久，越有价值。《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齐人徐巿等上书”，对于文中“齐”的解释，有三种：一是秦齐郡，二是战国齐国，三是齐地。笔者更倾向于齐郡，理由有二：首先，司马迁治史严谨，记事注重时空观念，《秦始皇本纪》是逐年循序而写，纵观《秦始皇本纪》，系统对照，就不难看出文中所指的“齐”乃是齐郡。《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条明确记载，秦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二十八年条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在该条后即记载“既已，齐人徐巿等上书”。这段文字有一个重要前提，即秦始皇已实行郡县制，旧六国的概念在官方文书中已不被承认，而且是在东巡郡县的过程中与徐福相遇，因而此“齐”并不是指秦灭六国前的齐国。其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直对旧六国，特别是齐楚存有戒惧之心，他多次东巡的目的就是树立威信。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徐福不可能以齐国方士的身份开展活动。司马迁写《史记》时距徐福事件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对于当时政治形势是了解的，不会在记秦朝人的里籍时用战国时的籍贯。这是从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原始史料得出的初步推论。

《汉书·地理志》记载“东莱郡……县十七：……徐乡。”元代于钦《齐乘·卷四》记载：“（徐乡城）汉县，盖以徐福求仙为名。成帝封胶东恭王子炔为侯。”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徐乡条》又再次引用上述《齐乘》的文句。班固奉诏继父而成《汉书》，且其时代去秦未算远，其论述必有所据；于钦，是元代益都人，谙熟齐之史地，其《齐乘》最有古法，向来被推为善本；王先谦是清代大儒，被史学界推为治《汉书》之泰斗。

那么问题是，秦时的齐郡和汉时的徐乡有什么关系？

《齐乘·卷四》记载：“郑康成谓，越有君子军，齐有士乡城。图记皆云在黄县。”清代叶圭绶的《续山东考古录》进一步明确了士乡与徐乡的关系，“徐乡即士乡城，士徐为音转”。由此可知，战国时的齐之士乡，秦时隶属于齐郡。由《齐乘·卷四》可知，西汉成帝时封胶东恭王子炔为徐乡侯。东汉时废，并入黄县。而且，明清两代的《一统志》《登州府志》《黄县志》以及清代杨士骧的《山东通志》等在“登州府黄县”或“黄县”条下，都记载了汉徐乡县是以徐巿求仙而得名的说法。由以上史料推论，徐福里籍应在黄县。

此外，也可以从社会风俗的层面予以考察。黄县是莱夷居住之地，而莱夷是一个善于歌舞的部族。《左传·哀公五年》记载，“莱人歌之日‘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乎，胡党之乎’”；《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莱人为乐”“进莱乐”的记载。《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倭人“性嗜酒……而等类就歌舞为乐”，而这种习俗，很可能是最初由徐福及童男童女东渡带至日本的。《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古代殡葬的风俗，也大体同于胶东民俗。明代李言恭、郝杰撰《日本考》记载日本“如人亡之后，亦按逢七次祭祀，生期、死期祭亦如之。”“其丧，举家悲泣，不饮酒食肉。”胶东民俗也是人死后逢七祭祀，亲人的生日、忌日也要祭祀。亲人死后，家人哭泣，吃素食，戒酒肉。《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倭人“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这也是莱夷人的习尚，古代华夏或立或坐，夷人则蹲踞，至今胶东人还有蹲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前胶东山区人还有赤脚的习惯。日本古无桌椅，皆跪坐于席上，吃饭用矮腿桌。胶东至今仍用一种矮腿炕桌，与日本的矮腿桌或有渊源。（鲍家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