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

作为史学、文学和思想史的伟大著述《史记》，我们耳熟能详。千百年来，关于《史记》的著述，则更是数不胜数。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日本学者“史记学”的名著；宫崎市定的“解读”，亦为他山之献。

这里节选的是关于《伯夷列传》的解读。宫崎市定从司马迁之伯夷叔齐寻绎出司马迁的人生观，提出：名声使人不灭。这让人想起司马迁“重于泰山”一语。

概因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的汉学，有突出和特殊的成就。比如沟口雄三，比如竹内好。又如，近年引进的“讲谈社中国历史”十卷，都颇可一读。（任余）

《史记》列传之首是《伯夷列传》……专制体制也好，皇帝政治也好，忍受中国历代的重压，不改变自己主张的不乏其人，司马迁把伯夷、叔齐看作了最初的例子。

通常天道没有偏爱，但往往帮助善良之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伯夷、叔齐不是善人吗？他们的生活方式无可非议，却无法免于饿死。孔子门下有七十位高徒，其中被称赞好学的只有颜回，但他却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早早去世。相反，作为大盗的盗跖犯下无数杀人罪行，率领手下数千人横行无忌，最后却能安然地迎接死亡。

让我们听听孔子是怎么说的：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还接着说道，冬天到来后才能知道常绿树和其他树的区别，即便世间腐败透顶，只要不受其污染就是真正的廉士。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相信人类是不灭的吧。

人类有各种定义的方法，如果以肉体为重就是生物学的人类，如果以所持物品为重就是社会性的人类，这些都会随着人的死去而消亡。最本质的定义方法是历史性的人类，虽死不灭的人类就是其中之一。不灭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虽死犹生，就是因为他的名声。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名不是贴在身体上的名片，而是人类本身，至少是和人类本身密不可分的。名和实不应分开，因为人和人相知不是依靠肉体，而只能通过名声。特别是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名声就是一切，人是通过名声来获得不灭的。司马迁基于这样的想法，坚信人类是不灭的。

不过，这也是有条件的。司马迁接着补充道，首先必须结识志趣相投之人。伯夷叔齐是贤人，这一开始就是事实，此后经过孔子的颂扬而进一步知名。颜回虽然笃学，但也是通过进入孔子门下，其生活态度才成为世间的模范。虽然也有不少超脱世间、隐居在山间坚守孤独自由的人，但他们中也有幸运和不幸运，很多人的名声是被后世遗忘的。那么，混迹市民之间而独善其身、为社会服务的人，是否就能够扬名后世呢？这也不一定，需要有孔子那样的伟人给予提携。

因此，司马迁的立场是一分为二的。其一是遵守孔子的教诲，从后世寻求知己，因此他的行动不能辱没他作为儒家学徒的身份，司马迁对此是抱有自信的。在李陵事件中，他不向武帝的权威屈服，基于信念向天子劝谏，展示出不为外界所动的自由人的骄傲。即便面对周武王这样的大圣人，伯夷、叔齐也能够堂堂正正地指出其过错，而司马迁在他们面前也毫不逊色。结果如何是无所谓的，那是个人无力改变的命运。但后世一旦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出现，必定会认同自己的做法并给予赞扬。

司马迁认为，与自己一样遭受不幸的贤人不计其数，特别是到了近代常常为他们叹息：

若至近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这正是在说他自己，“时然后出言”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发言。“非公正不发愤”是指委婉的说法不足于震耳，这里用双重否定表达肯定的意思，其实就是“公正发愤”。也就是说，应该发愤的时候就要有发愤的自由。这正是直面李陵事件时司马迁的立场。

司马迁还有另一个立场，那就是继承孔子、成为像孔子那样的历史学家。他作为历史学家竭尽所能地搜集材料，不论岩穴之士还是闾巷之人，凡嘉言善行都必须加以网罗而传诸后世。幸而以伯夷、叔齐为代表，列传中这样的资料十分丰富，这是足以令中国感到骄傲的事实，历史学家可谓三生有幸。

当然，伯夷、叔齐的故事在今天看来难以直接作为历史事实。虽然近年来万里长城外的辽西地区出土了刻有孤竹、箕侯等文字的铜器，但这不能直接证明伯夷的实际存在和箕子朝鲜的建国。伯夷和叔齐逃离祖国，不如说是和吴太伯相同类型的让国传说之一，与尧、舜、禹的让位传说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故事进一步发展，就成了伯夷叔齐开头出现的许由的故事。尧本想将天下让给许由，但许由耻于自己被当作俗人，于是到颍水边洗耳朵。巢父牵着牛走过，听说此事后认为污染的河水不能饮用，于是牵着牛走去河流的上游。这样的故事可能最早出自《老子》《庄子》等倡导无为的道家学说，但即便只是传说，千百年来也一直温暖着古代中国人的内心。如果只是个人的逸事，就不必神经质地追究其是否属于真实的历史了。

（选自《宫崎市定解读〈史记〉》，马云超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第1版）

《中国教师报》2018年02月28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