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日人来华访书

——钱婉约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讲演

（之二）

《文汇学人》 2014.09.01

学者访书：内藤湖南与《满文大藏经》《五体清文鉴》《满文老档》

下面我从刚才讲到的这六个人中挑几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他们来中国访书的情况。资格和年龄最老的一位叫内藤湖南，本名内藤虎次郎，湖南是他的号，因为家住在日本东北秋田县的一个湖的南边。他有非常深厚的汉学修养，是客观实证地研究中国的这个转变时期的重要学者。

内藤湖南一生有十次来中国，至少有六次是以访书为目的。他访书中最重要的收获，首先是《大藏经》，这和近代日本的佛教改革有关。日本近代向西方学习也反映在佛教界，当时他们想要向欧洲佛学研究看齐，进行一些佛教的学理性研究，以及让佛教走出寺院参与和干预社会文化活动。

这时出现了一个重要佛教人物叫高楠顺次郎。他在英国留学，知道当时日本那些重要寺院都把年轻僧侣派去英国留学，所以高楠回来以后发愿要做一件事，就是由日本人来编一套最全的《大藏经》，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从历史上来看，《大藏经》有汉文系统、藏文系统、蒙文系统的，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满文、西夏文、日文、巴利文版本。大家都知道唐僧西天取经回来翻译经书，到宋代就有了比较好的大藏经，如《开宝藏》《赵城藏》等，这些经藏又传到接受中国佛教的朝鲜，朝鲜就有了《高丽大藏经》，明清时期还有藏文的甘珠尔和丹珠尔。日本1924年修的这部《大正新修大藏经》虽然晚起，但也正因此它是到目前为止收集最齐全、考据最好，也即版本最好的《大藏经》。现在一般说到《大藏经》，都是指《大正新修大藏经》，这是日本近代佛教方面的一个贡献。

当时还是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正是因为听了高楠的介绍，要到奉天找《满文大藏经》。1902年，中国东北在俄国人的控制之下，像沈阳故宫这样的要地日本人进不去，只有寺庙可进，于是内藤来到黄寺。黄寺是清入关前的一个皇家寺院，内藤在那里发现了一本用金箔写的藏经，特别高兴，他当时在旅行日记里写道：我发现了金字《满文大藏经》，这是东洋学里的非常宝物。但后来带回去让人一看，说这不是《满文大藏经》，是蒙文，之后内藤就开始学习满文。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从俄国人手里“接管”了中国东北，设立了奉天日本军总司令部。非常有学术头脑的内藤，当时就敏锐地感觉到——当然当时有掠夺的氛围——应该再到东北去。他主动请缨，写了一个报告，又在报上发文，后来在外务省申请到一些钱，当然也和军部打了招呼，就再一次来到了奉天。这次他终于找到了《满文大藏经》。这个《满文大藏经》在一个不是很重要的沈阳城北的寺院，叫北塔寺，或北寺。去后看到的景象是俄国士兵刚撤退，满地都是《大藏经》，原来它们被当作俄国士兵宿营的床褥，一些残破不全的甚至被用来烧火之用，这个场景对已经惦记了《满文大藏经》三四年之久的内藤来说，是非常震惊的，他赶紧把狼藉一地的经书收集起来，自己背回去了，放在奉天的军政署司令部。

就这样，《满文大藏经》被半搜罗半劫夺地从中国带到日本，归东京大学收藏；稍前，日本军方用五千元买下了1902年内藤在黄寺发现的金字《蒙文大藏经》，这部经属于了外务省，外务省说，既然《满文大藏经》放在东京大学收藏，那《蒙文大藏经》也给你们一并收藏了吧。很可惜的是，1923年东京大地震，震后烧了好几天，这两部经也被烧掉了。《内藤湖南全集》里有他拍摄的被烧掉的这两部书的书影。

稍稍可以安慰的是，《满文大藏经》在北寺的这一套虽然被毁了，但近年故宫紫禁城出版社调查到这个大藏经的原版——就是刻书时的木版模板，还被保存在故宫的皇史宬。所以，2002年就把这个版拼合起来，只缺几块，又根据现有的经卷补刻了几块版，于是他们用了当年乾隆年间的这个木版，重新印了《满文大藏经》。

内藤还有一个重要的调查，就是关于清朝开国时期满蒙文档案资料的调查，这些都是到了沈阳故宫里以后才发现的，内藤尤其关注《满文老档》《太祖实录战图》《三体蒙古源流》《五体清文鉴》等书。

沈阳故宫大清门左侧有一个翔凤阁，就是藏《五体清文鉴》的地方。《五体清文鉴》是一部工具书，五体就是汉满蒙回藏这五种文字，这也是清入主中原后兼收并蓄各种文化的表现。《五体清文鉴》绝不仅仅是一本词典，它其实是对清朝一些名物、制度的考据，是一部百科全书。故宫再往后走，左路的最后叫作崇谟阁，是书库，《满文老档》就放在那儿，也就是用满文写下的最早的满清档案。

内藤其实在1905年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为后人研究清朝的起源、研究日本和满洲的地理关系，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当时就做了记录。但这些书是故宫里的财产，不是流通的书。这件事到了1912年来了时机，也就是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京都大学的教授们非常敏锐地感到，《满文老档》这些东西有可能都会被中华民国收去作为将来写清史稿的材料，于是他们打算赶紧去看一看。当时内藤湖南已经是京都大学东洋史的首席教授，经他提议，京都大学就拨款派了内藤湖南、富冈谦藏、羽田亨等学者到沈阳去进一步寻找机会准备下手。最后的成果就是在八个星期内在沈阳故宫借出了这两本书，一页一页拍下来。

内藤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在沈阳，他们首先从照相馆里请了两个工人，然后又请了一个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来做助手，加上内藤，还有当时年轻的羽田亨，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摄影小组。他们在故宫存放《满文老档》的崇谟阁前面做了一个暗室，内藤负责把《满文老档》按照顺序一卷一卷运出来，两个照相馆工人和同文书院毕业生三人负责一张一张拍，羽田亨就在暗室里给这些拍出来的照片不断冲洗，用这样的流水作业，一共拍了近一万张照片，之后还要对着原文看，然后又进行了一百多张的补拍。可以看到，在内藤湖南的日记里为这些事情非常得意，当时他已经完全被这些资料所吸引了。

从崇谟阁再往东，是赫赫有名的文溯阁，也就是当年乾隆编了四库全书，分放各处的七部之一。内藤也去看了看。

对于清朝皇子皇孙来说，《满文老档》是他们老祖宗的资料，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哪怕是学者和管理沈阳故宫的人，大都也不知道《满文老档》是什么东西，内藤书里写了这么一段话：至于《满文老档》里到底写了什么？是本什么样的书？中国官吏们本来完全不知道，即使是总督大概也不清楚，只知道是用满文书写的书籍吧，但是日本人却为此进入宫中埋头拍摄，摆出那样一个架势，所以才知道大概是很贵重的东西，于是乎就不能再放任不管了。拍完《满文老档》以后，因为内藤他们没有想到要花那么多胶卷，钱都花光了，所以从沈阳到大连的日本银行里借钱再回来，想接着再拍《太祖实录战图》，可那时沈阳故宫就急剧改变了态度，说不能给你们拍了。当时《五体清文鉴》已经借出来了，所以他们就赶紧抢拍了《五体清文鉴》。不管怎样，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故宫里藏的这些文献的重视。

日本人的情报观念非常强，内藤他们除了访书外，还带了一个摄影师，一路跟拍了一本《满洲写真贴》。

另外，就是关于京都大学的学者来北京调查敦煌卷子的事。伯希和把敦煌卷子在北京发布之后，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当时清政府学部要把敦煌卷子从西北收归来京，罗振玉就给日本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通风报信，所以，京都大学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北京来访查敦煌卷子。清政府一个官员叫李盛铎，他收藏了一大批敦煌卷子，后来被羽田亨买下来了，羽田亨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大家，他在做京都大学校长时，调动社会资金，买下了李盛铎的这批敦煌卷子，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