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永功｜辽宁省档案馆

摘要：一般认为，满文作为“国书”在清代前期的公文中曾经广泛使用，但在清后期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年间呼伦贝尔副都统街门公文仍然用满文书写，同当时该街门及其所辖驻防八旗体制的长期存在和清代对满文的尊崇与公文应用满文的规定有关。尽管全国范围内满文早已停用，但该街门档案满文在书写、遗词造句等方面仍相当标准规范，这是满文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只有对一般和特殊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考察了解，才能全面把握满文发展的历程轨迹。

▍一

辽宁省档案馆现在保存着一批清末至民国年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公文档案，共计25册（件），其形成的具体时间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之间。这批档案中，除少数文件是用蒙古文书写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用满文书写的。以册的形式保存下来者，是用满文抄录原件以备查阅的档册；以件的形式保存下来者，是用满文书写的公文原

件。

据笔者考察，这批公文档案是伪满洲国时期集中东北各地保存的“旧记”（这是当时日本人的说法，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档案”）时，自呼伦贝尔地方集中到奉天国立图书馆“旧记整理处”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当时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所属沈阳图书馆接收。1948年沈阳解放后，由东北图书馆接管。1960年东北档案馆成立，辽宁省图书馆（1955年东北图书馆更名为辽宁省图书馆）移交给东北档案馆。1969年东北档案馆撤销，这批档案移存辽宁省档案馆。

这批公文档案只是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全部档案的一小部分，其它部分或许仍保存在呼伦贝尔地方。

▍二

1644年清代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大力推行满语、满文。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尊崇满语、满文为“国语”、“国书”，规定一些公文必须用满文书写，诸如满人大员的奏折等，因而形成大量用满文书写的公文。嘉庆朝以后，公文中使用满文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满文书写者日趋减少，到光绪、宣统朝就基本上停止用满文行文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年间，不用也不可能再用满文行文，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却仍然在用满文行文，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奇特现象。笔者对此做了初步考察，现报告如下。

为什么在满语、满文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还用满文行文呢？

首先，这同呼伦贝尔地方驻防八旗体制的继续存在有直接关系。

在清代，呼伦贝尔地方处在黑龙江将军辖区的西部，与俄罗斯国搭界，又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相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顺治入关前后，俄国势力已经越过外兴安岭到达黑龙江流域，给清政府的边防造成了威胁。康熙年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在俄国的支持下发动叛乱，曾一度东进到车臣汗部，也对黑龙江地区的安定构成了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雍正继康熙之后继续加强黑龙江地区防务，开始往呼伦贝尔地方调集兵丁、编设旗佐、建立驻防八旗体制。雍正十年（1732年）和十二年，先后调索伦、达斡尔、鄂伦春、额鲁特、陈巴尔虎、新巴尔虎人到呼伦贝尔地方，编设旗佐，置总管、副管、佐领、骁骑校等职官管辖，又自京城简派大臣一员加副都统衔统领之。戟降八年（1743年），改该大臣为副都统衔总管。光绪六年（1880年），黑龙江将军定安以副都统衔总管“职微权轻”，“每贻外人讥笑”①，奏准改设副都统实缺，隶黑龙江将军。光绪二十年，黑龙江将军增褀奏准裁兴安城所设鄂伦春总管、副管，于黑龙江（瑷珲）、墨尔根、呼伦贝尔、布特哈四处各设协领一员，专理鄂伦春事务。呼伦贝尔由是遂有鄂伦春一协领之设，原有的托河路二佐领鄂伦春划属该协领并隶呼伦贝尔副都统。应当指出的是，呼伦贝尔地方驻防八旗与其他地方驻防八旗不同之处在于其兵丁中没有满人，这大概是从当时当地民族分布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的。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内设一处二司，即印务处、左司、右司，由所属总管、副管、佐领、骁骑校轮值当差，印务处掌文移往来，右司掌官兵俸饷等项财政事务，左司掌验放官兵及征调审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裁撤齐齐哈尔、呼兰、通肯、布特哈四副都统缺，以适应发展民治的需要；同时奏请保留黑龙江、呼伦贝尔、墨尔根三副都统缺，三十二年奉旨“依议”②。

光绪三十四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扩大民治，又奏请裁撤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三个副都统缺，但考虑到呼伦贝尔、黑龙江两处“办理交涉关税事务，责任较重，且前有兼辖部属之责”③，分别改设道员并加参领衔，以资控制。这样就取消了呼伦贝尔副都统，改设了呼伦兵备道，道尹加参领衔，意在便于控制所属驻防八旗官兵。

博格多汗宫博物馆（乌兰巴托）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在俄国的支持下，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定年号为“共戴”。呼伦贝尔地方蒙古上层起而附和，亦搞起“独立”活动。民国政府面对俄国对呼伦贝尔蒙古上层判乱活动的支持，几经交涉，于民国四年（1915年）与俄国达成《会订呼伦贝尔条件》，蒙古上层取消“独立”，将呼伦贝尔定为“特别区域”，复设副都统，其衙署内印务处改为文案处，左右司改为左右厅，所属各部依旧。不久后，俄国发生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削弱。民国八年呼伦贝尔蒙古上层决定取消“特别区域”之称，废除《会订呼伦贝尔条件》，副都统归黑龙江将军节制。民国九年，呼伦贝尔地方全面实行民治，改设善后督办交涉员，官制与兵备道时相同，但副都统依然存在，仍掌理驻防八旗事务。

综上所述，自雍正年间呼伦贝尔地方派驻八旗官兵始，逐步形成了副都统及其所辖总管、副管、佐领、骁骑校等官员及索伦左右翼、新巴尔虎左右翼、额鲁特、陈巴尔虎、鄂伦春、达斡尔兵丁的八旗驻防体制。在清末东三省改革官制并推行民治的过程中，虽曾一度裁撤呼伦贝尔副都统而改设兵备道，但八旗驻防官兵体制并未改变。给兵备道加参领衔，目的就在于方便其统驭驻防呼伦贝尔的八旗官兵。至民国四年呼伦贝尔蒙古上层取消“独立”，复设副都统。民国九年，呼伦贝尔地方推行民治，改设善后督办交涉员，但驻防八旗事务仍由副都统办理。可以说，直至民国十九年，呼伦贝尔地方八旗驻防体制一直沿袭下来。即然有这样的体制存在，行文处理公务便成为自然，因而也就形成了公文档案。

1925年呼伦贝尔地区满文报ᡳᠴᡝ ᡩᠣᠨᠵᡳᠨ ᠠᡶᠠᡥᠠ

其次，这同清朝的公文档案制度有关。满族贵族是清代的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特别强调使用“国语”、“国书”。满语、满文在清代又称“清语”、“清文”，具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如此，清代的公文档案制度十分严密，相关规定具体而明确，如某些官员或某些衙署行文时必须用满文而不准用汉文。清朝又特别重视公文的抄录存查，各衙署一般都要按年度将收文和发文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查阅，因而形成大量档册。汇抄档案按原件文字抄录，原件是何种文字即按何种文字抄录，一般不进行翻译。

呼伦贝尔副都统所辖驻防官兵有额鲁特、索伦、新巴尔虎、陈巴尔虎、达斡尔、鄂伦春人，其中额鲁特、新巴尔虎、陈巴尔虎人为蒙古族，索伦人即鄂温克族，达斡尔人为达斡尔族，鄂伦春人为鄂伦春族。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其他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在因公务而行文时，本来是可以用蒙古文的，在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公文档案中也确有用蒙古文书写的，但其数量极少，而用满文书写的却是大多数。究其原因，自然是同满文在清朝的祟高地位和清代的公文档案制度有直接关系。据《东三省政略》记载：“凡省署有公牍咨副都统，副都统饬司译满下各旗；各旗有事呈用满文，副都统饬司译汉分别办理。④这一记载，似乎既是一项说明，也是一条规定。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公文档案多是用满文书写的。

查阅《呼伦贝尔志略》发现，驻防八旗下设有满官学，可以培养满文人才。在副都统衙门及所辖衙署中均有满文笔帖式。以上事实说明，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和下属行文时用满文，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三

清末至民国年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公文中所写的满文，同清代前期的满文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特点，这是因为社会在发展，语言文字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一种语言文字，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词汇部分，语音和语法相对稳定，这是客观规律。词汇的变化，通常表现为旧词的淘汰和新词的产生。

查阅清末至民国年间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给人突出的感觉是大量新词的出现。这些新词基本上属于专有名词，包括职官、衙署名称等，现举例如下：

1.职官名称：

dzungtung 总统

gu wen 顾问

du giyun 督军

sahaliyan ulai goloi šeng jang 黑龙江省省长

jen šeo ši 镇守使

siyoo jang 校长

goloi gisurere hafan 省议员

dergi ilan goloi siyūn yuwei ši 东三省巡阅使

2.衙署名称：

ulin dasan i yamun 财政部

gurun i isan 国会

dawn yamun 政府

hūdašara isan 商会

cifun guwan 税关

fa jy gioi 法制局

goloi da yamun 省长公署

šeng jang siden yamun 省长公署

dorgi baita be icihiyara jurgan 内务部

hebešeme gisurere yamun 参议院

gurun i baita be icihiyara jurgan 国务院

cohotoi dasan yabubure ba 特别行政区

monggo dzang i baita be icihiyara jurgan 蒙藏院

olhon coohai jurgan 陆军部

ulin dasan i tinggin 财政厅

hūdašame hethešere jihai kūwaran 商业银行

yooni hulun buir i amga be sain obure baita be uherileme icihiyara yamun 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

dergi flan goloi siyūn yuwei šisiden yamun 东三省巡阅使公署

hulun buir meiren janggin i siden yamun 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

3.其他专有名词：

dulimbai irgen gurun 中华民国

selgiyen 令

menggun yuwan 银元

gurun boo 国家

wargi dzang 西藏

sonjome tukiyere durun 选举制度

talkiyan 电报

bei fu cang 被服厂

furdan cifun 关税

jihai afahari 钱票

durun kemun 制度

tuwai sejen 火车

gurun i irgen 国民

tacikūi tanggin 学堂

selei jugūn 铁路

dubei jecen 边界

gung sy 公司

guwe min giowan国民捐

siyoo yang 小洋

da yang 大洋

hūdai giya 商家

seen piyoo 车票

deijiku muke 薪水

io jeng 邮政

talkiyan siren 电线

geren tukiyehe共戴（哲布尊丹巴活佛搞外蒙古独立时之年号）

jung dung selei jugūn中东铁路

sonjome tukiyere toose选举权

以上借词，可以说都是汉语借词，其构词方法，一是音译汉语，如šeng jang（省长）、gung sy（公司）、bei fu cang（被服厂）、fa jy gioi（法制局）、jen šeo ši（镇守使）、gu wen（顾问）、du giyūn（督军）、dzung tung（总统）等；二是半音译半意译汉语，如sejen piyoo（车票）、wargi dzang（西藏）、menggun yuwan（银元）、cifun guwan（税关）等；三是全意译汉语，如dubei jecen（边界）、talkiyan siren（电线）、tuwai sejen（火车）、furdan cifun（关税）、selei jugūn（铁路）、gurun i irgen（国民）、dulimbai irgen gurun（中华民国）、goloi da yamun（省长公署）、gurun i isan（国会）、gisurere hafan（议员）等。

应当指出，这些汉语借词中一些词尚未规范，所以出现一个汉语借词有不同构词方法的情况。如“省长公署”一词，既译作goloi da yamun，又写作šeng jang siden yamun。前者采用全意译的构词方法，后者采用半意译的构词方法。之所以没有加以规范，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借用的时间不长，尚不及加以规范；二是通行范围有限，规范的必要性也不强。

至于语音、语法，可以说毫无变化，同清代前期满语、满文没有什么区别。

在满文的书写方面，抄录公文原件形成的档册，其满文字体比较潦草，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正式文件的满文，其书写自不能同清代前期的题本、奏折的满文相比了，书写功夫相形见绌，这是因为边疆衙署的笔帖式不能同京城衙门的笔帖式相提并论，另外时过境迁也无人严格要求了。

在公文程式方面，清末至民国年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满文公文仍严格遵循着既定程式。如文首一般写作“ici ergi tinggin i bithe, hashū ergi tinggin de unggihe, guribure jalin.”译做汉文是“右厅咨左厅，为移行事。”文尾一般写作“erei jalin unggihe.”译作汉文是“为此咨行。”文末注明成文时间，如“dulimbai irgen gurun i juwan jakūci aniya ninggun biyai ice uyun"，译成汉文是“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初九日”。

▍四

16世纪末满文的创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满文在满族形成的过程中应运而生，成为满族达到高度文明的重要标志；同时，满文的使用又极大地推动了满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满汉、满蒙的文化交流。

在清代前期，满文作为“国书”在公文中曾经广泛使用，但在清代后期则逐渐消声匿迹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其根本原因在于满族处在汉族的包围之中，尽管清代皇帝竭力维护“国语”、“国书”的尊崇地位，但仍然抵挡不住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冲击，终于改习了汉语、汉文。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仍用满文书写公文，这是满文发展史上的特殊情况。

我们当然要注意对一般情况的分析和研究，但也不能忽视对这种特殊情况的分析和研究，这样才能全面地把握满文的发展历程和轨迹。

注释：

①呼伦贝尔志略，P55。

②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设治》，P39。

③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设治》，P57。

④徐世昌等：《东三省政略•卷一•纪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