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名: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第三辑)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余欣主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定价:96元
ISBN:978-7-5325-9162-6
作者简介
邱轶皓,男,1978年生。201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先后于2011-2013年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波斯语专业,2016-2017年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人类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元史、蒙古帝国史、古代中国和印度、西亚的海上交通史研究。在研究中强调使用多语种(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进行综合研究,先后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中国史研究》《西域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新史学》《地中海和伊斯兰世界评论》(法)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
内容简介
在研究中强调使用多语种(包括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文献进行综合研究,是邱老师的学术特色,这一点在《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一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本书通过横向比较蒙古帝国在东、西亚所留存下的史料记载,尝试对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三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视野。
全书按主题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集中对蒙古帝国及元朝时期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结构进行考察,考察的重点聚焦于蒙古政治制度中和草原旧制,即和欧亚世界政治传统联系密切的几个方面,如汗位继承制度中的结构性冲突引起的政治动荡、草原分封制度在定居社会的移入,以及游牧社会政治中,身份依附关系和二元官僚制度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等。力图通过广泛地比较、综合蒙古时代遗留的汉语、非汉语(主要是波斯语、阿拉伯语等)历史记载,考察蒙古制度传统地方化在各个汗国中的历史进程,揭示出它们在制度、观念方面的共同特征。下编试图在政治史维度外,将传统的文化交流史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进行讨论,横向考察蒙古统治下跨欧亚商业及人员流动所带来的物质、知识的接触与交流。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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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系缘起/1
导论/1
一、选题意义与方法 /1
二、史料概说/8
三、篇章结构/15
第一章 “蒙古斯坦”的形成与草原领地的分封/19
一、导言/19
二、“蒙古斯坦”与成吉思汗的遗产/22
1.“蒙古斯坦”的本义/22
2.关于“中央兀鲁思”的分封/34
3.关于拖雷以幼子所得产/40
4.窝阔台即位风波与哈剌和林的登场/49
第二章 草原政治中心的西移与哈剌和林之成立 /62
一、窝阔台家族统治时期的新、旧政治中心/62
二、东、西蒙古的统合与政治重心之西移/69
三、作为“公共领地”的哈剌和林地区/82
四、小结:草原分封的基本原则/90
第三章 草原分封制度的延伸及调整
——以大蒙古国政治背景下的山西地区为中心/93
一、导言/93
二、窝阔台合罕时期的分封情势/97
1.窝阔台时期的汉地、河中、东部波斯地区 /97
2.窝阔台家族的山西分地/101
三、贵由至蒙哥:蒙古帝国东西疆域的再分配/106
1.贵由时期对蒙古帝国东西疆域的再分配/106
2.蒙哥即位后对蒙古帝国东西境分地的再分配/110
四、拖雷家族之山西分地考述/113
1.山西南部的拖雷家族分地/113
2.忽必烈之泽州分地/115
3.山西赵城•浮山•洪洞地区/119
4.潞州分地/123
五、小结:大蒙古国时期的分封原则及特点/126
第四章 蒙古草原传统之移入及其转型
———基于对诸蒙古汗国制度比较的一个考察/131
一、导言/131
二、西方蒙古汗国的“二元”构造 /135
1.金帐汗国/135
2.伊利汗国/142
三、元代政治的内在结构/161
1.制度的溯源/161
2.兀鲁思异密、四怯薛、丞相/166
3.“权相”与“相权”/172
四、小结 /175
第五章 伊利汗国的成立
——异密•部族•集团(旭烈兀—阿合马时期)/177
一、前言 /177
二、《五族谱•旭烈兀的异密名录》的分析 /181
1.旭烈兀异密名录/ 181
2.《五族谱》的提要性质/187
3.穆思妥菲《武功纪》中所见旭烈兀异密名录/189
4.旭烈兀时期伊利汗国构造上的延续性/ 193
三、《五族谱•阿八哈汗异密名录》的分析/ 203
1.阿八哈的异密名录/203
2.《异密名录》和阿八哈汗时期主要史事/210
3.穆思妥菲《武功纪》中所见旭烈兀异密名录/211
四、《五族谱•阿合马异密名录》的分析 / 217
1.阿合马的异密名录/ 217
2.《异密名录》和阿合马时期主要史事/ 221
五、怯薛——《五族谱》的制度切面 /224
第六章 14世纪初斡儿答兀鲁思的汗位继承危机/229
一、前言 /229
二、斡儿答世系与兀鲁思汗位传承特征 /230
三、斡儿答兀鲁思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 /234
四、斡儿答兀鲁思汗位危机的再考订/242
五、结语/253
第七章 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考
——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255
一、前言/255
二、惕必家族的兴起/259
三、法合鲁丁出使行实再考/267
1.法合鲁丁之东来/267
2.法合鲁丁与杨枢的海上行程/273
3.法合鲁丁在元朝境内的活动/277
4.“中卖宝货”的场合/284
5.法合鲁丁的返程及其结局/291
四、结语 /296
第八章 “骨咄”新考
——对内陆亚洲物质交流的一个考察/304
一、引言/304
二、东西方文献中关于“骨咄”的记载 /306
三、骨咄作为贡礼在内亚外交活动中的涵义 /321
四、结语:/328
第九章 䑸(Jung)船考:
——13至15世纪西方文献中所见之“Jung” /331
一、导言/331
二、关于Jung(䑸)的词源 /332
三、结论 /340
第十章 《桃里寺文献集珍》(Safina―yi Tabriz)所载世界地图考/342
一、文献背景 /342
二、《诸域图纪》:蒙古帝国的世界地图及其意义 /343
三、海图西来:回回图子与蒙古时代 /346
四、疆理混一:《诸域图志》所见地名考释 /351
五、结语 /360
第十一章 14世纪马穆鲁克商人所述哈剌和林情报考
——兼论马可•波罗同时代的阿拉伯远洋商人/ 364
一、序说 /364
二、基本史料的文献学研究 /365
1.译文/366
2.注释/367
3.小结/ 373
三、历史学的考察 /374
1.麦术丁和马可•波罗/374
2.马穆鲁克与元朝的商业往来/376
四、结论/380
第十二章 《五族谱》研究导论
——研究史•文献特征•史料价值 /382
一、《五族谱》的发现及其研究 /382
二、《五族谱》的文献特征 /387
三、在伊利汗国史学编纂传统中看《五族谱》的史料价值/ 396四、《五族谱》在“后蒙古”(Post-Mongol)时期历史编纂中的影响/404
第十三章 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407
一、前言/407
二、金代思想的展开:宋室南迁后的北方精英层及其思想 /409
三、两个“道学”:金代的三教论 / 415
四、吾道:儒学话语下的文化认同/423
五、“道统”之移入及其回应:以郝经为中心 /438
六、余韵 /444
参考书目/448
索 引/4 8 9
导 论(节选)
本书按主题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共六章,集中在对蒙古帝国及元朝时期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结构进行考察,而考察的重点则聚焦于蒙古政治制度中和草原旧制——即和欧亚世界政治传统联系密切的几个方面,如汗位继承制度中的结构性冲突引起的政治动荡、草原分封制度在定居社会的移入,以及游牧社会政治中,身份依附关系和二元官僚制度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等。作者研究的基本思路,则是希望能广泛地比较、综合蒙古时代遗留的汉语、非汉语历史记载,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考察;同时又不仅仅将研究视野局限于元朝,而是将具体专题的研究放置在整个蒙古帝国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此外,作者也将上述思考延伸至对元朝以外的蒙古汗国历史的考察中,希望能够通过对蒙古制度传统地方化过程的平行比较,展示出元史和其它蒙古汗国历史进程所具有的种种共性。
第一章“蒙古斯坦”的形成与草原领地的分封。本章主要是通过综合比勘汉文、穆斯林史料原始文本,考察了成吉思汗兴起前后,通过对蒙古高原西侧的游牧部族的征服,而导致蒙古部族活动范围的扩大。但在全部的草原游牧部族逐渐被覆盖在“蒙古人”概念之下的同时,成吉思汗所倚靠的部族势力(诸千户)的重心,仍然偏重于东部。而当其中绝大部分千户被当作成吉思汗的遗产,由拖雷代为掌管之后。拖雷和拖雷家族在草原东部获得了远超过其诸位兄长的影响力。这甚至对窝阔台的顺利即位形成了很大干扰,为了避开拖雷家族对汗权的潜在威胁,窝阔台在即位后即把其经营的重心移向更偏西部的哈剌和林地区。哈剌和林也从此前诸蒙古语部族活动范围的边缘,一跃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
第二章草原政治中心的西移与哈剌和林之成立。在本章中,作者首先考察了窝阔台到贵由汗时期东西蒙古的分离,认为正是窝阔台家族对蒙古各部传统的政治中心——位于三河之源地区的大斡耳朵的疏远,才导致了其与东道诸王、诸部族关系的疏离与紧张。而在蒙哥夺取汗位之后,原本应为大汗与幼子家族之间,因为权力分配而造成的对立实际上已不存在,因为蒙古高原东西两侧复合为一,哈剌和林成为唯一的政治中心。而在广义的哈剌和林地区,除了大汗本人拥有特权的地区,还分布着许多旁支宗王的分地。而哈剌和林作为“公共领地”,在游牧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第三章草原分封制度的延伸及调整——以大蒙古国政治背景下的山西地区为中心。本章所讨论的,实为上章草原分封模式在被推入定居社会之后的延续与变 化。作者以大蒙古国时期的山西地区为例,指出蒙古人在定居社会中的分封形态 与其对外征服的行动密切相关。某位宗王亲自参与了征服某一地区的战事,就有 权在战后获取相应的分地。而从宏观上来看,北部中国分封形势的变化,也与整 个大蒙古国内部不同派系势力的消长息息相关。同时, “投下分封”传统向定居社会的沿伸, 具有其特殊性格。在汉地分封中对固有行政区划的割裂,反映出草原传统下分封以“人口 ”而非“行政区划”为标准的事实。
第四章蒙古草原传统之移入及其转型———基于对诸蒙古汗国制度比较的一个考察。在本章中,作者横向比较了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和元代制度中,由四位与怯薛集团有关, 并代表了部落组织与游牧政治传统的“核心官员”掌握军队与国家核心权力的特殊制度。认为这是早期蒙古制度,在已经实现了地方化转型的各蒙古汗国制度中的遗存。通过对西方汗国“兀鲁思异密”制度的理解,我们可以区分出元代中枢机构两种不同身份的官僚类型,他们分别由来自游牧国家的军事组织蒙古重臣和吸收自定居社会的技术官僚组成。虽然在同一部门共事,但他们却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权力基础与政治角色。
第五章伊利汗国的成立——异密•部族•集团(旭烈兀—阿合马时期)。本章以《五族谱》所载蒙古异密名录为视角,讨论伊利汗国的成立及其政治结构。作者通过分析伊利汗国中特定异密家族的部族背景和子嗣地位的升降变化,来考察政治过程和异密家族之间的联系;以及考察旭烈兀西征之前蒙古在河中、波斯地区的镇戍军集团在伊利汗国建立过程中和建立后各重大政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伊利汗国建立在对原有蒙古镇戍军集团的吸收和改造基础上,同时,后者也奠定了汗国的基本构造。
第六章14世纪初斡儿答兀鲁思的汗位继承危机。作为术赤兀鲁思的左翼,十四世纪初斡儿答兀鲁思的汗位危机将四个蒙古汗国(元、金帐汗国、察合台-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先后卷入其中,它最终超越其发生的地域而成为影响蒙古帝国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由于记述这一事件的史料较为零碎,且散见于伊利汗国的波斯语史书和用阿拉伯语编纂的马木鲁克编年史中,故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相关穆斯林文献,对该历史事件的过程进行梳理和还原。并且从斡儿答汗位传承特征和外交上的独立性两方面对斡儿答兀鲁思汗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而本书的下编,则试图在政治史维度外,横向考察蒙古统治下亚洲东西部分之间的人员、物质、知识的接触与交流,同时也希望将传统的文化交流史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进行讨论。下编共分为七部分。
第七章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考——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本章考察了公元1298年伊利汗国君主合赞汗派往元朝的使团及其经历。笔者利用了近年在伊朗出版的几种较重要的《瓦萨甫史》影印、整理本和德黑兰大学、伊朗议会图书馆所藏的几个早期的《瓦萨甫史》手稿,提供关于此次出使活动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译本。同时,笔者也考察了以发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家族为代表的波斯海商家族。笔者认为,法合鲁丁出使元朝并非一孤立事件,而是1304年蒙古诸汗国约和背景下,重启跨蒙古帝国商业网络的一个尝试。
第八章“骨咄”新考——对内陆亚洲物质交流的一个考察。骨咄是中古时期在阿拉伯-波斯和汉语文献中国被广泛记载的一种具有解毒功能的骨质珍宝,先后受到突厥、契丹、女真等内亚民族的珍视。本文在劳费尔、伯希和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比勘了九至十四世纪的阿拉伯、波斯、突厥和汉文文献中关于骨咄的记载,考察了东、西亚文献中对于骨咄产地、特性等知识的积累、变迁和交流的过程;梳理了有关骨咄知识的传播路线,以及“骨咄”在中古时期内亚外交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九章䑸(Jung)船考:——13至15世纪西方文献中所见之“Jung”。笔者在本章中,主要利用十三至十四世纪波斯语史料,讨论了在同一时期被借入波斯语、阿拉伯语的,用来描写中国式远洋帆船的术语Jūng,来自于中古汉语俗词“䑸”。
第十章《桃里寺文献集珍》(Safina―yi Tabriz)所载世界地图考。本章研究了在伊朗发现的一副绘制于伊利汗时期的世界地图。笔者认为该地图反映了相当典型的“蒙古时代”的地理学知识变化,同时也是十三至十四世纪东西方地理学知识交流的一个例证。通过对地图中所记录的地名进行考订、梳理,本章亦围绕此图为中心,讨论的元代统治者的世界观念,以及伊斯兰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局限。
第十一章14世纪马穆鲁克商人所述哈剌和林情报考——兼论马可•波罗同时代的阿拉伯远洋商人。本章主要考察了14世纪马穆鲁克历史学家尤你尼在其编年史《时间之镜补遗》中收录的关于哈剌和林的一则记载。通过和同时代汉语、波斯语文献的比勘,笔者肯定了阿拉伯史书中对哈剌和林记述的可靠性。同时,笔者也讨论了阿拉伯远洋商人在来华远洋贸易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第十二章《五族谱》研究导论——研究史•文献特征•史料价值。本章尝试在综述前人关于《五族谱》的研究成果之上,从《五族谱》的文献特征,史料价值和《五族谱》编纂模式对于“后蒙古”时期波斯语史书和谱系编纂的影响三方面作一次较为全面的把握。
第十三章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本章尝试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金元之际北中国的思想转型作出论述。和以往的学者多强调南宋理学对金代士人的影响不同,笔者从金代士人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上对此问题加以考察。笔者认为因为金代新道教的兴起,使得本地的儒学人士转而倾向于和佛教合作,并在三教之间的相互折冲抗衡之后,逐渐建立起以儒家学说为本的文化认同。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
横向比较蒙古帝国在东、西亚所留存下的史料记载,
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视野。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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