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说是古代以文言为载体记录的故事，包括异闻、杂说、民间故事等，是相对于白话小说而言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白话小说经历了不断地丰富和拓展，到宋代的话本阶段基本成熟定型。

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这两条轨迹时而分离，时而交合。分离体现为二者的特性、差异；交合则显示为二者产生互动，彼此借鉴。

一、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发展轨迹的差异

1.起源的差异

虽然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都可追溯至古时人们劳动之余用以消遣的故事，然而二者作为不同的文体形态，且书面作品产生的时代也有所差异。

文言小说的发轫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此时在经济上，豪强地主大规模兼并土地，流民数量居高不下；政治上，政权更替频繁，门阀制度持续存在。

这些都造成了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人人自危，再加上道佛宗教思想的影响，神鬼之说在社会上逐渐蔓延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小说以志怪为主流，代表有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此外，随着名士清谈之风的流行，记录人物言谈轶事的志人小说亦占相当分量。

话本小说虽来自说话伎艺，而说话伎艺的萌芽可溯至春秋战国时俳优侏儒的活动，到了唐代，话本小说才有了书面作品的雏形——敦煌石室中直接以“话”或“话本”命名的文献。

尤其是《韩擒虎画本》结尾“画本既终”之语，类似后世话本小说的“话本说彻”，而此时的唐传奇已经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

2.创作者和受众身份的差异

文言小说一直和文人活动密不可分，创作主体是文人，作品也在这群人中相互传阅品评。而话本小说作为说话人用的底本，流传于茶肆酒铺、瓦舍勾栏等娱乐休闲场所，创作者是来自市民阶层的“俚儒野老”，受众也是同一阶层的普通百姓。

随着说话的繁盛，一些仕途失意、生活困窘的饱学之士也加入了话本创作，但由于他们此时靠此谋生，为的是满足市井细民的娱乐需要，因此也算作市民阶层的人。

身份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了创作者的创作目的：文言小说的创作者往往出于自觉的文学追求，而话本小说的创作者则主要关心自己作品的商业价值。

3.创作方式的差异

文言小说家在创作时并不需要观众在场及时反馈他们的阅读感受，且他们出于自觉的文学追求，对自己的文字总会反复修改，仔细润色，直至小说的语言、技巧及思想符合自己的要求，因此文言小说带有浓厚的创作者个人的风格特征。

而话本小说创作者虽然写作时并未面对听众，但在他们的想象中始终为这群人留有位置，诉诸笔端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同这群听众交流。因此话本小说总是以服务自己的读者听众为最高标准，小说中个体意识无限淡化，代之以集体意识。

创作方式的差异导致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性：前者拥有更为高超的艺术技巧、精准雅致的语言，后者则通俗易懂，易于拉近创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尽管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存在上述差异，但由于二者在唐以后同时存在于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集，因此两者的发展轨迹并不是绝对平行的，它们时而交合，互相渗透、彼此借鉴，共同促进古代小说不断向前发展。

二、话本小说对文言小说的影响

1.话本小说对文言小说构成影响的原因

提及宋代文学成就时，人们很容易想到话本小说，而文言小说似乎在唐朝达到成熟以后，便突然衰颓停滞。因此大多学者研究宋代文学时，往往会忽视文言小说。

事实上，宋代文言小说确实多拾前人牙慧，常带有酸腐呆板之气，但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尤其是宋代文言小说将关注点更多地移向市井细民生活，同时参考借鉴话本小说，形成了世俗化的新特点，这在唐朝尚未成气候，可以看作文言小说发展的一个重大节点。

科举制在唐代真正成型，到了宋代，由于统治者提倡重文轻武和对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其政治文化影响力不断加深，许多贫寒之士借助读书考试进入了精英阶层。

这些布衣出身而至显要官职的文士推动民间文化逐渐取替贵族文化，最终成为社会主流。民间文化地位的提升使文言小说的创作不再高居庙堂，而是逐渐向平民百姓的生活靠拢。

这首先体现为创作者创作态度的转变：一些有社会地位的文人着手创作文言通俗文学，并且不再将小说视为不入流的东西，甚至主动从民间趣闻轶事中寻找创作材料。

其次体现为文言小说创作者中大量下层或底层文人的存在。精英群体的文人尚且以民间文化为灵感源泉，这些社会地位本就不高的文人创作时更乐于吸取其中的营养。

此外，宋代及之后小说市场广阔，受众群体所处的阶层宽泛，文人士大夫虽主要阅读文言小说，但不可能不接触市面上流传颇广的话本小说。

2.话本小说对文言小说影响的表现

题目功用形式发生变化。题目的功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最开始人们将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记载成书时，只给书起名，书中不同篇章却没有独立的名字。

直到汉朝，《古列女传》《史记》等史传文学在各篇之前标注该篇主人公的人名。但此时题目只起到说明该篇写的是某人的作用，创作者并不会在题目的形式上花费心力。

唐朝传奇的题目袭用前朝史传特色，常以“故事人名+传”的形式。此时初现雏形的话本小说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画本》，题目形式与唐传奇相差无几。

直到宋元，说话伎艺发展至鼎盛，说话人出于吸引听众等目的，有时需要在说话伊始向听众道明今日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这种习惯反映到话本小说中，就体现为话本小说的题目常常对故事内容有所提示。

题材拓向市井生活。从题材来看，传奇大可归入志怪和志人(轶事)两大类。因为“志人”这一命名表示其中的故事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而事实上被归入这类的小说还有记录器物饮馔、典章制度等。由于唐传奇以虚构求真实的创作手法，其中有不少篇目即使写人也常带有虚幻色彩。

宋朝以来，话本小说呈现繁荣形势，因为一直在市井细民间受欢迎，所以其题材大部分都来自平民百姓之间，即使是写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也带有市民的审美趣味。它们之所以能被改编成话本小说，正因为故事主角经历的曲折复杂符合百姓听故事的习惯。

从宋朝开始的文言小说除了沿袭前人之路，继续创作神仙鬼怪故事、才子佳人的爱情和历史故事等，也开始逐渐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对市井细民人生百态的书写增多，典型例子就是洪迈《夷坚志》，这虽然是上层文人所著文言志怪集，却广泛体现了城市民俗风气。

吸收白话语言。我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中，白话语言长期被视为鄙俗之语，直至近代白话文运动伊始，白话还被讥讽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使用的。

然而唐宋以来，由于平民子弟接受教育，靠科举翻身，社会中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加之得以高升的布衣之士将民间文化带进文学创作的领域，诗文革新运动要求平实朴素的文风。

且文言词汇已不能满足数量日益增加的文言小说的创作需要，因此文言小说也不再排斥白话的渗入，语言渐趋浅俗。首先体现在叙事语言上。其次体现在人物对话的语言上。

细节描写更加仔细入微。魏晋南北朝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志人小说，都重在记人叙事，只是对所听所闻的记载，再创造的内容很少，因此不大关注细节之处。

及至唐传奇，虽然于生活细节、事件细微处多有着墨，但因讲究典雅简练，在肖像、环境等方面往往没有达到个性传神的地步，写女子美貌常用“资质秾艳”等类话语而不细致描绘五官，写人物内心感受则是“阴恨悲恸”一笔带过。

而话本小说为敷演故事，使其逼真，常常在细节处大肆渲染。宋以来一些文言小说创作者吸取话本小说注重细节描写的特点，使小说人物、环境等更加生动。

审美情趣世俗化。宋以前的文言小说主要以名士贵族为描写对象，即使涉及下层人物的生活时，也多是以俯视的姿态观察他们的行为，因此哪怕是贩夫走卒、奴仆丫鬟，其言语动作也沾染上了文人气息，虽有底层之人，却无市井之气。

话本小说审美情趣的世俗性毋庸置疑，而随着文言小说关注点逐渐移向市井细民，作者不仅描写这群人，试图还原他们的本来面貌，还能以并不排斥甚至猎奇的态度看待市井生活。

三、文言小说对话本小说的影响

1.文言小说对话本小说构成影响的原因

文言小说时有借鉴话本小说，但总体而言，文言小说对话本小说的影响远大于后者带给前者的启示。唐朝文言小说已经成熟，而话本小说才处于起步阶段；前者已积累下相当丰厚的创作素材、多样的艺术技巧，而后者尚在平民百姓间“摸爬滚打”。

说话这一行当竞争激烈，说话人光靠在亲朋好友处听来的数则逸闻趣事，远不能支撑他们以说话为饭碗，而且市井间的故事总是四处流传，很容易和其他说话人的素材重合，也就不易吸引听众。

宋初《太平广记》囊括了西汉以来，各种题材一应俱全，故事新奇多样，既然有这些现成的资料，说话人自然乐于借鉴。况且说话人本身也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想象力，可将一段简短的文字顷刻敷演成有头有尾、曲折动人的故事。

古时文言小说的地位高于话本小说。文言小说创作者往往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个人的审美趣味和文学修养，以此为豪，多有署名；而话本小说的创作者因对前人作品多有改编沿袭，且其创作主要还是为了迎合听众，因此并不在自己的作品中留名。

此外，不论是官方还是私人修订的书录，都可看到文言小说的身影，话本小说却踪迹难寻，可见在主流观念中，话本小说是不入流的。正因如此，话本小说借鉴文言小说时是采取仰视的姿态，创作者以贴近较高一处的文学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

2.文言小说对话本小说影响的表现

外在篇章体制得以完善。首先是正文形式方面。唐传奇对以往史传写法多有借鉴，比如在开头会简单介绍人物姓名、籍贯、故事发生主要地点等信息，虽然并无特殊技巧，但显然有利于读者把握人物概况，为故事展开做铺垫。此外，史传文学的作者常常会在结尾处发表自己的议论。

此外，话本小说还吸收了文言小说诗化的特点。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著书时，就流露出文章诗化的特征。及至唐朝，一些文人创作文言小说时，不仅在行文中交叉使用骈散文体，还直接在文中插入诗词之作。

到了宋元，文言小说插入诗词亦不足为奇。话本小说也借鉴文言小说的这种体例，在行文中，忽作诗词一首，用以描述环境或人物相貌，只不过语言浅显通俗。

借鉴文言小说本事。话本小说向文言小说取经时，最直接也最简单的就是将其故事拿来敷演捏合。文言小说虽字句简省，但大体情节是完备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皆有笔墨触及，因此话本小说完全可以将文言小说故事内容当作大纲，进行适当的拓展改编。

学习文言小说的叙事技巧。古代小说在叙事方面并非简易单调，许多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在其中大多有迹可循。

我国古代小说中的叙述者一般指的是讲述故事的人，这个人可以等同于创作者本人，也可以是小说中某个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某些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某个故事，“我”却不一定等同于创作者。

不过，我国古代文学长期以来大多都是创作者直接充当叙述者，无论是史传还是文言小说都以第三人称描绘人物、叙述故事，创作者还会直接在文中提示读者他就是故事的叙述者。

受文言小说这种传统的影响，话本小说也是创作者或说话人等于叙述者，而且这个叙述者有时还从故事中跳出来，直接和读者听众碰面互动。

因为我国古代文学常常是叙述者等于创作者，因此全知叙事是使用得最多的，但并不代表在其发展的浩瀚历史中限制叙事一直未曾被采用。话本小说虽为使读者听众始终清楚故事起因经过，常常以全知视角将自己所知全盘说出。有时话本也吸取文言小说中的流动视角，以甲的视角叙述到一半，又换成乙的视角，从而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四、话本小说在文言小说基础上的再造

1.语言的个性化和地域性

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最明显的不同就在于一个是白话，一个是文言。话本小说使用的是口语化的词语句式，创作者的叙述自然是偏口语的，而托故事人物所作之词也常常通俗浅显。

不过，虽然话本小说中的人物语言都偏向口语，创作者却根据人物身份地位安排不同的言语风格，使语言达到个性化。此外，不同人物的语言还体现出他们不同的性格。

部分话本小说的地域性也较为明显。地域性有时体现为作者在语言上对某个地区环境的大肆渲染，比如《西湖三塔记》一开头便连用九首诗词盛赞西湖美景，说它春夏秋冬、晨昏晴雨皆有看头。

此外，文言小说常常使用“通语”，绝少使用方言词汇，而话本小说中所用词语可能在某个地区比较流行，这是因为话本小说创作者需要使小说语言平白通俗，富有生活气息，拉近与读者听众的距离，便以他生活地区的语言为参照，小说自然就带上了地域色彩。

2.增加了入话、头回

文言小说常常开门见山，简单介绍人物姓名籍贯等身份后，就开始叙写故事，话本小说则不然，欧阳代发将其体制分为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四部分，前两项都是之前的文言小说没有的，可以看作话本小说的创新。

明清的话本或拟话本小说集如三言二拍、《醉醒石》等，虽然没有“入话”二字，但也是以诗词开头，入话的形式得以保留。入话诗词的功能多样，创作者可根据需要发挥入话的不同作用。

3.对文言小说本事进行再创造

话本小说对文言小说本事做调整改动时，除了将文言译成白话，较为直接简单的方法就是改变或增添人名、地点、时间等细节，一些糅合多篇文言小说而成的话本小说尤其注意这些细节。

话本小说可以在本事基础上增添情节，方法之一是使原有人物经历更为曲折复杂，其二是增加故事人物，将部分新增情节安置在新人身上。

总结

综上可见，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互动广泛，从外在形式到艺术手法，双方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正是这种俗与雅的沟通与交流，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至明清迎来了发展的高潮，也为近现代作家创作留下了丰富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