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历史讲中医》 熊益亮 林楠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近期，拜读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熊益亮教授和他曾经的硕导林楠教授的新著《听历史讲中医》，让我一下子想起前段时间央视热播的《典籍里的中国》。中医，想必大家并不陌生，但深究起什么是中医，恐怕每个人心目中的中医是不尽相同的。诚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关于何为中医，首先去读一下历史典籍里的记载，则是相对靠谱和准确的。

史学与中医学之渊源

说起“中医”之名，早在史籍《汉书·艺文志》中便可见到，其云：“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当然，这里讲的“中医”不同于今日之内涵，是指中等水平的医生。所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大致而言便是指得病之后不去治疗，其自我痊愈率可能大致与中等水平医生的治疗效果相当，强调的是生命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这种理念贯穿于中医认知生命与疾病的始终，与中医养生和治疗所追求的中和之道完全吻合。所以，不读史籍里的中医，怎会寻得关于中医的正解？书中尽管未曾明言他的写作初衷，但我以上的揣测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司马迁曾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读史，不足以知古今，观兴衰。中国古代有很好的治史传统，官方编撰的“二十六史”之外，隋唐以来更是私人著史成风，史籍文献数量骤增，汗牛充栋，门类众多。例如，《四库全书》便将史部文献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别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十五个大类。何谓史学？古无史学、六经皆史、史外无学等等，前贤学者所论不一。《听历史讲中医》第一章绪言中，便在简要分析史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基础上，对“二十六史”纪传体正史类史籍、《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籍和“十通”等政书类史籍进行了精炼的介绍。上述历代史籍中记载了许多与医学相关的内容，如医学人物、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籍文献等，成为我们了解中医历史面貌与发展嬗变的较为靠谱的一手资料。正因如此，许多前辈学者对其有颇多关注，如1982年陈邦贤先生便著有《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

以医学人物为例，《史记》为扁鹊和仓公淳于意立传，开创了正史为医家列传的先河。司马迁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在扁鹊医学文献大量亡佚的今天，司马迁所言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与合理评价扁鹊在秦汉中医学术史中的坐标和地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2013年成都老官山汉墓扁鹊学派医学文献等出土医学文献的发现，也佐证了司马迁的记载和界定。再以医籍文献为例，史籍的艺文志、经籍志等目录之学，是我们了解历代中医文献存佚、分类和源流演变的重要凭借。如《汉书·艺文志》将方技（包括但不限于今天所言之中医）分为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四类，被今人奉为经典之经典的《黄帝内经》之名便首见于其中的医经类。我曾结合《汉书·艺文志》对方技之学四门类内容主旨的概括，以及马王堆等出土医学文献，对司马迁关于扁鹊的相关表述进行了分析，写过一篇小文章《“扁鹊言医，为方者宗”：方技学视域下的诠释》（《中医杂志》2019年第19期）。如果没有上述史籍给予的启迪，是完全无法实现的。书中言史著中所记载的医药学内容非常丰富，是可靠性很强的医学史录，也是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医学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文献，尤其对于构建中国医学史、发掘中医历史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诚非虚言！

展现中医的历史与传承

基于上述绪言所讲史学与中医学的渊源，《听历史讲中医》的主体内容，即第二章至第五章，便从医事制度、医学教育、著名医家和中医文献四个方面，展现了古代中医的面貌以及中医的历史传承与发展。

医事制度，即官方医政之事，涉及医学行政管理、医学分科、考核升迁等，至迟于周代便已确立，如《周礼·天官》有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之分工以及医师考核之法。其后历代沿袭演进，至唐宋逐渐完备，明清之时又有所调整，本书第二章对此有细致梳理。虽如书中所言古代医政的重点是宫廷医疗，但其意义却远不限于宫廷医疗。例如，宋代官方设置的校正医书局，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成立的专门的医书整理机构，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诸多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脉经》《针灸甲乙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便经其整理而得以流传至今。这是关乎中医传承的大事，其意义不言而喻。

古代医学教育，大致可分为官办医学教育与民间医学教育两大类。廖玉群先生曾取“繁露”（古代帝王贵族冕旒上所悬的玉串）之隐喻，以《繁露下的岐黄春秋》为书名对官办医学教育有过专论。帝王繁露，平民草泽，倒也是贴切的比喻和对照。民间医学教育，或师承或私淑，是古代中医教育的主要形式。最具规模，却较为零散，正史史籍所载部分名医传记中虽有所涉，但记载之重点则在官办医学教育。我国官办医学教育的开设并不算晚，南朝刘宋时期太医令秦承祖奏请设置“医学”，开其先河，至唐代则设太医署，乃最早的官方医学教育机构，此后历代官办医学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在此基础之上加以改进和完善的。官办医学教育虽然规模有限，亦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其分科、学制、教材、考核、考试等设置之法，依然可以作为今日高等中医院校教育之镜鉴，我想这是《听历史讲中医》第三章对历代官办中医教育详加梳理的重要原因所在。

本书最后两章为医家和医籍，虽列于最末，却是中国医学史历史书写与研究的重中之重。前文已叙，《史记》开创了正史为医家立传之先河，而后历代官修史书承袭其例。不仅如此，《史记》还深刻影响了古代医史专书的编写，如唐代甘伯宗《名医传》、明代李濂《医史》、明代熊宗立《医学源流》、清代王宏翰《古今医史》等，皆是以医家传记为体例。《听历史讲中医》第四章对“二十六史”中立传的医家进行了统计，选取其中二十一位最为著名的医家进行了专门介绍，并附以史书原传便于读者参阅。这二十一位医家，从先秦至明清，既有普通人耳熟能详的扁鹊、华佗、葛洪、孙思邈、李时珍，也有诸多深刻影响了中医学术发展与临证辨治体系丰富的知名医家，如“儿科鼻祖”钱乙，“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温病“卫气营血”辨治的开创者叶桂，等等。

中医古籍是中医知识传承的基本载体，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2007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所载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古籍为13455种。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曾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听历史讲中医》第五章主要从目录学的视角，对“二十六史”、通志类和通考类史著中著录的中医文献进行了列举。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些目录罗列读起来难免会稍显枯燥，但不妨将其作为“账目”之用，以备将来按图索骥。

1919年陈邦贤先生撰成《中国医学史》，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迄今已百余年。当前的中国医学史研究，愈趋多元化，诸如医疗史、社会史、文化史、知识史等研究视野及思路方法的引入，也让作为历史而存在的“中医”呈现出更加细致、立体和丰满的面貌。在我个人看来，精英思想世界与一般民众的思想世界同样重要，宏大叙事与细小叙事不可或缺，彼此并无高低之分。从这个角度而言，益亮与林楠教授的《听历史讲中医》试图呈现历代史籍中的中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些“老套”，但依然是我们了解中医历史的“正途”。它不应被替代，也更不应被遗忘。

（作者：刘鹏，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