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荀彧作为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和辅臣，史书《三国志》主要从运筹帷幄、识鉴人物、济世兴国三个方面展示其形象；唐宋诗词进一步丰富了荀彧的形象内涵，增添了荀彧博才高雅的特征；嘉靖本和毛本呈现的荀彧形象与前述变化不大。总之，随着《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不断推进，荀彧形象呈现出“稳中有变”的特点。

《三国演义》作为世代累积型小说，在其复杂的成书过程中，人物形象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异。其中作为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和辅臣——荀彧，在曹魏一统北方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是史书和小说所描写的重要人物。

在《三国演义》成书的过程中，荀彧这一人物的形象内涵，呈现出稳定之中又有变化的特点，即其基本形象特征在整体上较为稳定，同时也衍生了一定的形象差异。本文试就成书过程中荀彧的形象变化，作一初步探究。

一、史书《三国志》中荀彧形象的基本构成

荀彧（163—212），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遂后有“荀令君”之称。史书关于荀彧“魏臣”“汉臣”之争已久，有研究者曾在文中指出荀彧乃“一人两传”，即“同一人被置于后朝的开国功臣和前朝的殉国忠臣之列”，分别以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为代表。

史书《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它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框架和原始资料。陈寿在刻画荀彧形象时，注重表现荀彧个人突出的才智谋略和知人之能，并辅以曲笔写荀彧之死。其形象内核主要如下：

一、具战略之眼，运筹帷幄，多有谋策。

荀彧作为曹操的首席谋士和战略家，在青年时期便展现了其先见之识，时天下乱象隐现，他认为颍川乃兵家必争之地，其地早晚必遭兵燹，“宜亟去之”，而乡人多安土重迁之心，荀彧遂“独将宗族至冀州”，后果然诸侯相争，战乱频仍。

荀彧为人深谋远虑，极具战略思维，善于审时度势，曾多次提出事关大局的策略。其一为“深根固本”之策。这说明荀彧看到了兖州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当务之急应先翦除吕布、陈宫之祸患，加强兖州根据地建设，以图大业。其二为“奉迎天子”之策。汉末诸侯相争，汉王朝已然形同虚设，但荀彧战略眼光高于常人，力劝曹操奉迎汉献帝于许昌，他提出奉迎天子有三大利处：顺从民望、折压诸侯、吸引俊才。

二、有知人之能，屡荐贤才，团结士族。

荀彧善于识鉴人物，能够通过分析人物性格，晓其成败。荀彧早年曾居袁绍幕下，因“度绍终不能成大事”，而投入曹操麾下，他还曾断言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后来董卓身首异处、袁绍兵败丧命，皆印证了荀彧的识人之明。对袁绍谋士将领，荀彧曾有一段精彩绝伦的分析。

但书中关于荀彧之志的描写仅仅如此，最后也只轻描淡写地以“未能充其志也”评之。裴松之注则较为仔细地探讨了荀彧之志，他认为荀彧为维持汉室气运、海内安宁，乃至“亡身殉节”，其心中之志已经实现。

陈寿《三国志》将荀彧列于曹魏文臣之首，并盛赞他“有王佐之风”，对荀彧持以肯定的态度，裴松之注引《彧别传》曰“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可见荀彧个人高尚的操守，和对曹魏创业的历史功绩毋庸置疑。总之，史书《三国志》及裴注主要从运筹帷幄、识鉴人物。

二、唐宋诗词中荀彧形象内涵的扩增

首先，不少诗作突出赞扬荀彧的过人才略，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南朝陆倕《赠任昉诗》曰：“壮矣荀文若，贤哉陈太丘。”将荀彧与陈寔并称，表达对二人之贤的赞叹，唐宋诗人更是如此，其歌颂荀彧，并非单纯地叙述其功业，而往往通过相互照映的手法，将荀彧与其他名士谋臣对举，从而突出诗人的尊崇与称颂之意。

第一首将诸葛亮与荀彧并称，二人对其所属集团之发展皆具有重要作用；第二首认为荀彧是曹操创业第一谋臣，并以薛收与之对举，而薛收（字伯襃），在唐武德年间，随李世民征讨四方，运筹帷幄，克平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立不世之功，荀彧与薛收一样都为廓清宇内积极贡献了自己的智略；第三首以荀彧、王粲对举，前者谋略为曹魏文臣之首，后者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二人相互映照，凸显“荀令多文藻”的特点。

其次，部分诗人在诗歌中对荀彧之行事加以嘲讽和批评，否定他委身曹营之举。这些诗作主要认为，荀彧虽心存汉廷，却为奸雄谋划天下，最后徒然以一死了事，并未能实现其理想抱负，故语有暗讽之意。

刘诗援引《世说新语》典故，陈寔携子拜访荀淑，使长子驾车，次子步随，其孙陈群“载著车中”，荀淑也派遣其子迎接、劝酒、行菜，其孙荀彧“坐著膝前”，足见文人之交高洁如此，而且二人祖父皆德行高尚、不愿为官，荀彧、陈群却苟食俸禄于曹魏，刘诗语含批评之意；方诗则更加明显地对荀彧加以嘲弄，认为汉魏禅代已成定数，以荀彧之智岂能不知？

荀彧定是嫌弃官爵居于人后，遂直言反对曹操称公，其死亦是痴狂无用，全诗毫不掩饰对荀彧的讥讽和贬低；卫诗首先指出荀彧选择的错误，诗人认为袁绍固然难成大事，但曹操这样的奸雄更不能辅佐，接着批评荀彧既不能效仿伯夷、叔齐不事新朝，守节以终，又不能如伊尹、吕尚一般做新朝辅弼重臣，最后只能是未伸其志、抱憾而亡，诗作表达出了对荀彧所作所为的失望和叹惜。

再次，存在相当数量的诗词，引用了“令君香”的典故，表明这些诗作对荀彧博雅风采的肯定。据《艺文类聚》（钦定四库全书本）卷七十《服饰部下·香炉》载《襄阳记》曰：“刘季和性爱香……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荀彧体有异香，甚至三日不散，应为夸张之辞，实际上说明了他有着异于常人的高雅之风。从而，荀彧与香气、香炉产生了微妙的关联。

王维春日参加早朝，见门下省中官员，别具风采，以荀令喻之；白居易奉诗以贺裴令新堂，写其绿野堂环境幽雅，芳草鲜美，兰花似偷荀令之香而馥郁，诗人既是写花，亦是赞裴令之雅致，刘禹锡写紫薇花之诗，与白诗之意韵异曲同工；李颀送别友人綦毋三，以“令公香”表达对其前往洛阳为官的殷切期许，也表达了对友人风流高雅的肯定。

李商隐并不直接叙写牡丹花之状貌，而运用石崇、荀彧之典故以写牡丹之色香，前句写牡丹色泽鲜艳，如同燃烧的烛火，后句写牡丹香气自然，如荀彧天生体香，突出“雅艳独绝”的特点。这些诗作，以“荀令香”“令君香”或写花之雅艳，或写人之雅秀，皆表达出了对荀彧风采的肯定，风流高雅遂成为荀彧形象内涵中的重要特征。

此外，一些诗人还借着咏史，抒发自身怀抱。荀彧心存汉室，而又为曹操谋划天下，其形象存在着极大的矛盾性，这也成为诗人借其以书写个人思想的原因。其中典型代表作品，是南宋诗人陆游的《感遇六首·其二》

陆诗开端，叙士人贫贱、富贵时的差异，对比强烈。又举周亚夫、荀彧旧事，“大胾食亚夫”写汉景帝赐食周亚夫，置一整块大肉，又不予以筷箸，以试亚夫之心，亚夫恃功傲物，离席而不顾，景帝后以谋逆罪将其下狱；“空器馈荀彧”乃逸史所载，叙荀彧反对曹操称公，曹操以空器赠之，荀彧遂饮药而卒。陆游认为二人虽身居显位，而死于非命，不如布衣终身，无食寸禄，亦无荣辱。陆游正是通过典故，以周亚夫、荀彧之悲剧性结局，抒发“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怀抱，表达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漠视和对随性自然的追求。

唐宋诗词中较多对荀彧形象的描写，扩增了其形象内涵的丰富性，而宋元话本和戏曲，则较少提及荀彧。究其原因，一是像元代“三国戏”等作品在思想倾向上，以刘备为正统，戏曲故事主要以蜀汉人物为中心，而曹魏集团人物一般作为对立面和陪衬角色出现，而且多以曹操为描写对象；二是《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受民间文学影响，强调情节的戏剧性因素，而荀彧相关事迹缺乏一定故事性，难以成为文本叙事中的主角。因此这一成书阶段，关于荀彧形象的刻画，难以成形。

三、章回小说中荀彧文学形象的确立

明清时期，是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正式成熟和定型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嘉靖本和毛本两大版本。嘉靖本较好地保留了小说的原始面貌，也是成书过程中的最关键一节，荀彧文学形象也在嘉靖本得到了真正的确立。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前代史料、文学作品中撷取了大量素材，继承了《三国志》、唐宋诗词中荀彧形象的某些特点，如同样地重点突出了荀彧的过人谋略和战略眼光，写荀彧兖州之战设谋定计，守住鄄城、东阿、范县三处，写其“深根固本”和“奉迎天子”二策。

又如同样描写了荀彧有识人之能，写其多次举荐贤才，如荀攸、程昱、郭嘉。与此同时，嘉靖本也舍弃了荀彧形象的某些特征，如唐宋诗词每每引用“令君香”典故，肯定了荀彧风流高雅之风采，而嘉靖本则全然不用。

嘉靖本还创造性地写荀彧先后向曹操两次献计之事。荀彧先设“二虎竞餐”之计，诏授刘备徐州牧，令其诛杀吕布，无论如何，二人必定互相残杀，所谓“二虎争斗，必有一伤；止存一虎，此虎亦诛矣”，虽然计策未能完全奏效。

但刘备、吕布之间已然心生间隙；后又出“驱虎吞狼”之计，将袁术引入局中，以期达到搅乱徐州局势、刘吕相杀的结果，虽然最后相安无事，但刘备、吕布之间的关系已成将燃之势。荀彧之谋，虽未产生最终效果，但无形中瓦解了刘、吕联盟，消除了其进一步壮大的后果。可见嘉靖本是继承中又有发展，通过描写荀彧出谋除刘备、吕布之祸患，突出荀彧之智略过人。

更重要的是，嘉靖本为了突出“尊刘抑曹”主题，进一步改造了《三国志》中关于荀彧之死的说法。

前则材料载荀彧因忧而死，其忧从何而来？也许是荀彧一方面担忧汉室气运将尽，另一方面害怕因自己反对曹操称公而牵连荀氏家族，因此郁郁而终，但当时荀彧是因疾留守寿春，且时多疾疫，所以荀彧还有可能是因疫病而死；后则材料，直叙荀彧是因曹操逼迫而自杀，这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找到了“抑曹”的机会。

结语：

随着《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不断推进，荀彧形象呈现出稳定之中兼具变化的特点，其运筹帷幄、识鉴人物这一特征始终被描写和强调，唐宋诗词则增添了其风流高雅的形象特征，嘉靖本和毛本对荀彧之死皆铺陈演义，但持以不同立场，前者突出他是杀身成仁的忠节之士，后者批评他是助曹僭逆之臣。总之，荀彧形象稳定中有变化这一特点的出现，离不开文本体制的差异、时代环境和作家追求的不同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