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历来有所谓的“正史”和“野史”的区别，当然啦，对于一般人来说，野史往往和不靠谱挂钩，但是正史往往和“胜利者”挂钩。而在“正史”系列之中，具有很强代表性的自然是乾隆钦点的“二十四史”。

那么正史真的是和“胜利者”挂钩，野史就是不靠谱的代名词吗？其实还真的不是这样。

比如清代修四库全书的馆臣曾经评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虽然是一部名义上的野史，却是那个时代可信度最高的史书，所以实际上野史的概念最关键并不在于其可信度，而是在于其是否出自“官方”亦或是“大儒”的手笔。

而且野史往往存在一些说正史不能说的话的作用，比较典型的就是明末清初等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录。由于清代对于南明的历史讳莫如深，所以修撰南明历史的那些史家往往就不得不以“野史”的形式来展现，比如著名的《罪惟录》也就是《明书》的蓝本，干脆就直接砌进墙里面，因为这些内容确实对清廷来说刺激极大，直到民国时期这本奇书才从墙里面被翻出来。

其实对于野史的野，往往也体现出古代学者们的一定偏见，但是正史的正，却也不是那么正的。

对于正史来说，其界定最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就是要“官修”也就是有官方的修史许可。

比如著名的《资治通鉴》虽然未能入选二十四史，但是司马光是在官方的力量之下完成的修史，所以也是正史系列，而比较特殊的是《汉书》，其修撰虽然是出自私人，按照当时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但是由于班固的强大影响力，这本书仍旧进入了《正史》系列，算是强行转正。

第二条就是要“正本清源”。

史书想要被列正史，其体例一定要有史书的体例，不是纪传体的标准就是编年体的标准。总而言之要写的有官方史书的样子，同时一般正史都是团队写作，不会出自一人之手，这样就保证了权威性，且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往往以几个字来论褒贬。对于帝王有一定的袒护，所以往往被很多人认为是“胜利者的历史”。

但是实际上，正史的内容往往并不能说完全客观，甚至很多地方经常出现颠倒黑白的部分。比如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记述杨玉环和安禄山的时候就来了一首所谓“杨玉环洗儿”：

“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购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对于这个说法，清代的《历代御批通鉴辑鉴》里曾明确地指出：通鉴（事）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

资治通鉴作为正史，为了体现对杨玉环的批判和偏见，错误的采纳野史中的不可信记载，强行认为杨玉环和安禄山有染，连清代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见所谓的“正史”也有不正的一面。

比如当年修撰《新唐书》之时，宋廷广泛的征求了各地的唐朝史料，其中不乏《唐国史补》等野史，所以实际上《新唐书》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诡异记载，往往都是来自野史的内容。其集大成者就是所谓的“武则天毒杀李弘”。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父子作为修撰者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作为自己的论据，也成为了《史记》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史记》中有所谓的《刺客列传》，这些史料大部分都是司马迁自己收集的。三皇五帝的部分也是司马迁从传说中剪辑筛选的。

其实对于正史的修撰来说，有了史料和修史者以及修史许可还是不够的，如果想成为“正史”，还需要一个关键的要素，那就是有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认可。

由于我国有“后朝修前朝史”的传统，所以《宋史》《元史》等史书的修撰都具有强烈的确定正统的意味。所以帝王们往往亲自过目史书的内容，并且有不少还会在后面写上自己的批注，比如李世民就曾经在《晋书》的司马懿等人的传记后面写上批注。可以说帝王们直接决定了正史的写作目的，也正是由于此，正史被称为“win者的历史”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