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来，官方设置专门机构以纪传体裁编修前朝正史，成为每个王朝昭告本朝正统的惯例。清朝的乾隆皇帝，将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一起刊刻，定名“钦定二十四史”，更显示出本朝的文治武功无与伦比。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结束之后，也有一部《清史稿》，为中国纪传体正史收尾。

《清史稿》历经十四年修成，1914年开清史馆，1927年开始刊印，问世之后又一度被列为禁书，直到1977年中华书局点校本《清史稿》出版，使这部未完成的正史，有了当代最好的版本。

一、袁世凯、张作霖支持赵尔巽等清朝遗民修本朝史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退位，随后，逼迫清帝退位有功的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原是清末重臣，此时又手握兵权，并不真心拥护共和制度，1913年他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然后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而且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任。袁世凯心目中，他的北洋政府相当于代清王朝而起的新朝，所以他也要继承历代新王朝易代修史的传统。

1914年，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设立清史馆编修清史。清史馆在故宫东华门内原国史馆的基础上设立，以著名前朝遗老赵尔巽为馆长，又聘请总纂、纂修、协修等先后百余人组成修史队伍。赵尔巽（1844—1927）是汉军正蓝旗人，同治末年进士，官至湖南巡抚、四川总督等，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在奉天成立保安会，试图挽救大厦将倾的清王朝。民国成立后，赵尔巽隐居青岛，宣布“不当贰臣”，直到袁世凯组织纂修清史，亲笔写信邀其出山，他才赴京出任清史馆馆长。清史馆其他重要成员如缪荃孙、柯劭忞、吴廷燮等，亦是清朝遗老。袁世凯修清史，包含笼络前朝遗民支持本朝统治的目的，所以此时的清史馆，在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下，规模完备，经费充足，人员齐全。

1916年，袁世凯称帝，不久又遭各方反对，取消帝制，然后病故，于是北洋军阀分崩离析，皖系、直系两大派系先后控制中央政府。这时，一方面北洋政府财政困难，一方面继任的军阀们不像袁世凯那样热心编修清史，于是清史馆的经费不足，陷入困顿，很多编修者也辞职离馆。直到1926年，清史馆成立已经十余年，《清史》书稿初具规模，但因经费枯竭，无力完成编修和审定、刊印工作。

清史馆的经费问题，是靠张作霖解决的。1926年，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控制了京津地区，而他是赵尔巽的老部下。张作霖早年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政部副部长，是赵尔巽提拔起来的，因此在赵尔巽面前始终自称僚属、麾下。赵尔巽想从张作霖那里申请一笔拨款，托付一个中间人去游说，这个中间人是袁金铠，他曾在清史馆任职，后来投奔张作霖。张作霖对老上司赵尔巽颇念旧情，为清史馆拨了款，而袁金铠也因乞款功劳重回清史馆，并成为实际主持人。袁金铠自己没空管具体事务，又邀请了一位较为年富力强、有从政和治史经验的金梁（1878—1962）进入清史馆，协助自己主持清史收尾事宜。

1927年，年迈多病的赵尔巽担心见不到《清史》面世，不顾一些清史馆同人反对，采纳袁金铠的建议，决定不待《清史》审定完成就以“清史稿”名义出版，并以袁金铠主持排印事宜。赵尔巽也知道《清史稿》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发刊缀言》中称“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清史稿》历时14年终于修成，共536卷，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清史稿》接续了二十四史的纪传体正史体裁，分本纪、志、表和列传四个部分，把清朝统治296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囊括其中，但在体例上也有一些变化，体现出清朝所经历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例如本纪部分，最后一个本纪名为《宣统皇帝本纪》，不符合以皇帝庙号命名的常规，因为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仍然在世，没有庙号，于是以年号“宣统”命名本纪。志的部分，新创《交通志》《邦交志》，《交通志》包括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各章节，《邦交志》包括与俄、英、法、美、德、日等国的外交事务，这些都是前所未有而在清末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主题。列传部分，新创《畴人传》《藩部传》《属国传》，《畴人传》主要是有清一代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者传记，可见时代风气的变化，《藩部传》《属国传》则是关于清代控制下的周边民族地区和东亚受汉文化辐射的国家的相关记载。

二、金梁刊印出的《清史稿》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

1927年9月赵尔巽去世，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颁布“大元帅训令”，以柯劭忞代为清史馆馆长，但实际上馆内工作由袁金铠控制，《清史稿》的书稿校对和刊印等具体工作由金梁负责。金梁是光绪三十年进士，在清朝覆亡后，虽然在民国政府任职，但对清朝皇室颇为眷念，他对清史编修工作十分投入。

1928年初，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打算放弃京津，退守关外，对清史馆自然无暇顾及。时局纷扰之际，清史馆人员四散，稿件也有毁于兵燹的危险，而金梁将成箱的《清史稿》搬回自己的私宅，继续从事收尾工作。金梁在家修史期间，在未经清史馆其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原稿颇多改动，如加入保皇党张勋、康有为等传记；修改编修者名单，把自己列为“总阅”，抬高自己地位；还撰写了《校刻记》。在北伐军到达北京前，金梁把经过修改的《清史稿》刊印了1100部，将其中的400部运往东北发行，剩余700部留在北京。在东北发行的《清史稿》，就是所谓“关外一次本”。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占领北京，接收了故宫博物院，并由故宫接收查点清史馆。在查点过程中，曾任职清史馆的其他编修者发现刊印出的《清史稿》被金梁擅自改动过，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尤其是对改动过的编修者名单大为不满，于是将留在北京的《清史稿》原印本进行抽换、回改，形成了所谓“关内本”。

故宫博物院也注意到了《清史稿》，因其“系清孽赵尔巽等主编”，怀疑有政治问题，于是组织了一些文史学者到故宫召开《清史稿》的审查会议。经过多位学者分工审查，认为该书编纂者都是清朝遗老，立场是褒扬清朝而贬斥革命的，而且存在很多体例和史实错误。1929年底，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称《清史稿》存在政治上的违碍和内容上的谬误共有十九项，认为“以民国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诸罪状，……宜将背逆之《清史稿》，永远封存，禁其发行”。根据呈请，国民政府下令将《清史稿》禁止印行。

南京国民政府查禁《清史稿》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但是从学术角度来看，《清史稿》还是有价值的。虽然《清史稿》由众人编纂、仓促成书，存在体例和史实上的问题，但它把大量文献资料和档案经过审定挑选、整理汇集，便于学者了解清朝全貌。而且编修《清史稿》所利用的材料，除了原国史馆库房所存的清代实录、起居注、奏疏、传记等，还有从各地征选的地方图志和私家传记碑铭等，具有史料价值。因此，当时很多学者都不赞同查禁《清史稿》，撰文要求解禁。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森先生认为：“《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尚论。”燕京大学中文系容庚先生说：“欲知中华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即不能废此一百册之《清史稿》而不用。”

其实，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禁令，也并未真正禁锢住《清史稿》的流通，反而刺激了民间盗刻《清史稿》牟利者。1934年，金梁在东北地区将《清史稿》关外一次本进行修订发行，这一次的改动，把全书由536卷缩减为529卷，成为“关外二次本”。后来市面上还出现过《清史稿》的其他版本，如上海联合书店以关内外为主、参考关外本的影印本，日本翻印关外一次本形成的日本铅印本等。

三、中华书局点校《清史稿》

《清史稿》刊印后，虽一度遭到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然而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史学家金毓黻先生《读清史稿札记》认为该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采摭甚富，史实赅备，囊括以成一代大典，信足以继前代正史之后而同垂于奕祀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继承“二十四史”这项历史文化遗产，中华书局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和国家有关部门直接领导下，自1958年开始了著名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1971年又新增了《清史稿》的点校任务。

《清史稿》的点校工作由启功、王钟翰、孙毓棠、罗尔纲等对清朝历史、制度、文化等各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其中王钟翰先生（1913—2007）是著名清史专家，曾师从邓之诚、洪业、顾颉刚等著名学者，此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已经发表不少代表当时清史研究最高水平的论著。启功先生（1912—2005）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熟悉满族制度、掌故，他回忆：“整理此书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满清入关前，即满清建立初期——努尔哈赤时代，很多典章制度都不系统明确，很多记载也比较简略凌乱，整理起来很困难；二是清史中的很多称谓，如人名、地名、官职名，和历朝历代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人名，本来就挺复杂，再加上后来乾隆一乱改，很多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拿不准、点不断了。但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些对我来说就跟说家常一样，易如反掌，因为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

标点二十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

中华书局点校《清史稿》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与关外一次本和关内本校勘，凡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异文。整理过程中，还改正了原书中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统一了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的译音，另外进行标点、分段，方便阅读。点校本《清史稿》最初是分册出版，内部发行，1977年出齐，后来又出版了全48册向社会发行，至今已经印刷了15次。《清史稿》这部曾经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的清朝史书，在当代有了被学术界视作最好的版本。中华书局点校本《清史稿》在版式、装帧方面都与点校本“二十四史”配套，也有人将其合称点校“二十五史”。如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曾在《光明日报·史学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华书局标点出版过“二十五史”，即是指“二十四史”和《清史稿》。

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内文版式都是繁体竖排，虽然有利于呈现古籍原貌，但对普通读者来说存在门槛。为了更好地适应当代人的阅读习惯，中华书局在2000年前后出版了“二十四史”简体字本，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2020年，我们又把“二十四史”之后的最后一部纪传体正史《清史稿》进行转简、重新排版，出版了简体字本全12册。于是，举世无双、延绵近四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华民族的文字记载——“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都有了最为亲民的普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