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微信版有删节）

《论语•八佾》记孔子之语，有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众所周知，这是“文献”一词的最早的出处。宋儒朱熹《四书集注》云：“文，典籍也；献，贤也。”这是关于“文献”最初词义的最为经典的解释。典籍与贤人，是文化传承的两个主要条件。典籍的传承需要先人的努力，不过，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我要谈的是，在人力营护之下，典籍本身也会成长，并且形成某种生命力，具有生生不息的能量，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甚至枝繁叶茂。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为了不引起歧义，我在下文中所使用的“文献”一词，仍然是偏指典籍或文献的物质载体这一方面。

所谓衍生性，是指以某一种或几种文献为基点、基础或依据，延展生发出一种或一批相关的文献。所谓基点，是强调某种文献作为文献衍生的出发点，故也可以称之为“原点”；所谓基础或依据，是强调某种文献作为文献衍生的根本源泉，故也可以称之为“原典”。在这里，“原点”与“原典”音同义近，一个强调方位，一个强调物质。这种衍生现象，不仅见于儒家经典文献，也见于佛道二藏的经典，还见于史子集诸部的其他各种文献；不仅见于鸿篇巨著，也见于单篇作品；不仅见于传世文献，也见于出土文献；不仅见于文字文献，也见于书画等图像文献。

明汲古阁刊《毛诗正义》

不同的文献类型，有着与之相配合的不同的衍生形态。以专书典籍而言，其衍生方式至少包括传笺疏注、重编改编、批校评点、移植续写等。注释（动词）是文献衍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历代各种形式的各家注释（名词），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种衍生文献。经典注释尤为典型，粗略分析，就有传、笺、疏之不同，例如，对于《诗经》这部经典，就有毛传、郑笺、孔疏等。如果说，毛传衍生自《诗经》，那么，郑玄笺则是既衍生自《诗经》，又衍生自毛传；而孔颖达疏赖以衍生的主要基础，则除了《诗经》原典，还包括毛传和郑笺，也就是说，对于孔疏而言，毛传郑笺也具有某种原典的性质。传注经，笺释传，疏解笺，传统经学甚至有所谓“注不破疏”的说法。经、传、笺、疏之间既彼此相涉，有着环环相扣的密切联系，更先后相生，有着层层相印的层级关系。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首先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旨在描述这种结构中按照亲疏远近而形成的人际格局，即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在其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犹如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照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经传笺疏之间的关系，也有与此类似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以水波形成的同心圆比喻人际的“差序格局”。

一部典籍在后代被重编或者改编，这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春秋经》和《左氏传》，二者本来分别单行，后来才合编一处，经传合体。这是本来就有直接衍生关系的两书的合编，顺理成章，比较容易理解。与此相比，宋儒将《论语》《孟子》与《礼记》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就有很大的不同。《四书》中的《论》《孟》，本来是完整的两部书，而《学》《庸》却是一书中的两篇，被合编之后，这两篇不仅形态地位双双升格，而且脱离其原来所归属的整体，有了相对独立性。由此两例，可以管窥重编对文献及其衍生的影响。至于依据基础文献作各种形式的改变，其衍生力度往往更大，其形态与意义也可能有更大的变化。

覆宋淳祐本四书（清光绪小墨妙亭刊本）

南宋以后，对诗文小说作品的批校评点日益流行。对流传版本进行校订，正讹补阙，从而制作某一新的文本，甚至催生一种新的文献。校订过程中形成的意见，或者附于原本之后，或者撰为篇章收入别集，或者散见于笔记或者其他形式的著作中，要之，皆可归为衍生文献。评点往往附着于原典，一般并不单行，但如果其价值较高，就有可能引人注目，而被辑成单行本，成为一种独立的衍生文献。例如，清代学者何焯和李慈铭的读书批点，就被后人辑为《义门读书记》和《越缦堂读书记》。显然，这两部书是从何、李二人所读诸书中衍生出来的。这一类衍生文献往往比较零散，但集零为整，集腋成裘，亦颇可观。而且，辑集之后形成一种新的文献，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可能成为新一轮文献衍生的基点。从这一点来说，衍生文献虽然有所依傍，但它绝非没有原创性，相反，其原创性恰是隐藏于对原典的依附之中。《论语•述而》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实，文献的衍生正是在“述”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作”亦即思想的原创，亦正隐藏于“述”之中，二者相反相成。

移植某些基础文献，或就其整体或局部进行续写，在中国古代文献史上亦屡见不鲜。这里所谓移植，主要不是指诗文作品中的引经据典和典故使用（引证），也不是指类书对原始文献的剪裁编辑（类聚），显然，引证和类聚二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献的衍生性，但其特点是将原典作为一种资料来看待，或者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这里所谓移植，主要是指后代对前代文献较大面积的照搬，或较大规模的移用，这往往出现在同类或相近类型的文献之中，例如史书（例如《南史》《北史》之于南北朝诸史）、方志、类书、书画之类的文献，后代之书往往移用前代之书，可以视为前代典籍的衍生文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续写。但是，我这里所谓续写，主要是指各种续书，其书名往往以“续”（《续方言》《续玄怪录》《续西游记》）“补”（《补侍儿小名录》《西游补》）“新”（《新齐谐》）“后”（《后西游记》）等标目，在小说类文献中比较常见，在史部文献中也相当多。《二十五史补编》及《二十五史三编》中所收诸书，即颇多此类衍生性文献。以《二十五史补编》和《二十五史三编》所收诸书而言，这类续补之书意在补充原典之遗漏或不足，其衍生特点甚为突出，但在资料的搜集考订以及史事的诠释方面，也有创新和突破，不可忽视。

几种小说类文献中的“衍生文献”

与专著典籍相比，单篇作品只是在文献结构与形态上有所不同，就其文化意义及影响而言，篇章未必在专书之下。实际上，篇章经过衍生扩充，常能转换为单行之书，此类例子并不罕见。《隋书•艺文志》所录赋颂作品中，便颇著其例。对某一篇章进行模拟的作品，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层出不穷，后代亦不绝如缕。此外，取篇中片断进行题咏，或者取某一篇章（原典）中的某一句，作为诗题进行赋得体创作，自南朝以来颇为常见，述中有作。古人亦有取诗中一句为画题，甚至断章取义，选为画作题材，造就了一种跨媒体的文献衍生。例如，有人将《洛神赋》作为书画题材，创作书画作品；有人根据其故事，敷演而为戏曲小说，牵附而成其他文体的作品，诗家文人观摩此类书画作品或戏曲小说之后，进而题咏唱酬，积少成多，渐成规模，结集为书，这也是相当典型的文献衍生方式。清代扬州画家罗聘画《鬼趣图》，历一百多年，经百馀名家题咏，诗词文汇聚一卷，遂成巨册，即是一例。由此可见。文献衍生也是意义扩容和文化增值的重要方式。

罗聘《鬼趣图》（局部）

除了书面文献，出土文献中也有文献衍生的现象。以石刻而论，则有重刻、翻刻与题刻。一般来说，重刻是原石已毁，后代才重新刻立，既有历史纪念意义，也达到了重建文献的目的。翻刻则一般原刻具在，出于爱重其书迹，或重视其某一方面价值的目的，翻新以广流传。二者都是从原石衍生的文献。石刻既成，后人过其地，睹其物，抚其石，读其文，或在石阴，或在石侧，刻字以铭记其游历，书写其因缘，抒发其感怀，此类题刻亦是自原石衍生，自然算是一种衍生文献。从最严格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汉碑碑阴的众多门生故吏之题名，也是碑阳（正面）所刻碑文的衍生文献。据原石模拓，制成拓本，在拓本上题写跋语，并将题跋汇录成书，层递而下，就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文献形式。亲至石刻所在之地，据原石以录文，或者只是据拓本以录文，并将录文汇辑成书（如《隶释》《隶续》之书），再据录文展开研究，产出种种石刻学专著，沿着这个方向，又构成另一个系列的衍生文献。

程章灿教授

以上挂一漏万，举例说明文献衍生在古代中国的普遍性，意在证明衍生文献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我想提出“核心文献”的概念。一方面，所谓“核心文献”，就是指文献衍生时所赖以产生的基础或原点。各种衍生文献环绕在核心文献的周围，形成某种形态的文献组合或者文献群体，这些文献彼此联结，组成文献网络。与“核心文献”相对应的是“外围文献”或者“衍生文献”。核心文献的中心地位，只有通过外围文献或衍生文献才能得到突显；而外围文献或者衍生文献的产生，也唯有通过核心文献的激发或者映射才能够完成。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所谓“核心文献”，既与基本文献或者经典文献的概念有所联系，又与二者颇有不同。大多数核心文献都可以称为基本文献，但却未必是经典文献。因此，本文所谓“原典”，是与“经典”有所区别的。

从基点向前出发，从原点向外放射，从基础开始建构，以基本文献为核心，完成各种形式的文献衍生。中国古代文献虽然林林总总，浩如烟海，但彼此之间，却往往存在着或远或近、或亲或疏、或大或小、或简单或复杂的衍生关系。这种网络既为文献存续提供了稳定的架构，也为中国文化历史传统之久远承续提供了文献的解释与支持。文献的衍生性与创新型相互结合，其实说明中国述作同源的特质。今日研究中国学问的人，如果能够对古代中国文献的这一特点有充分认识，就可能透过文献网络来打捞沉默的文献枝节，捕捉淹没在文献沧海中的声音，自然也就可能在文献的相互关联与相互指涉间，重新发现各种文献的位置，落实其所在的群组关系，重新阐释它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