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侠（1923年3月12日—2001年11月2日），字剑萍，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专家，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在辽宋夏金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宋代经济史、宋代学术思想史等领域，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著作有《王安石变法》、《秦汉农民战争史》、《两宋政治经济问题》（合著）、《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合著）、《求实集》、《知困集》、《探知集》、《宋学的发展和演变》（遗著）、《历史研究法》（遗著）等。今天是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刊发先生在《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上发表的《怎样研究宋史》一文，以示纪念。

我国开始断代史的研究，不过七、八十年。在断代史研究中，研究宋史的人数较少，成果也较少，因而多年来一直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如果同日本来比，日本自1873年到1980年，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不下三千余种，而我国八十年来不过两千多种，尤其是在宋代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悬殊更甚。打倒“四人帮”以后，学术研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宋史研究同样是如此。只要我们加倍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就一定能够迎头赶上，扭转前此的落后局面。

一、宋史研究的现状和主要争论问题

就宋史研究的情况看，面是铺得很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侧面，重大事件和各种类型的人物，都涉及到了。归纳起来，则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宋三百年间，民族矛盾、民族斗争是极其剧烈的，因而宋辽、宋夏、宋金和宋蒙古之间的斗争，成为研究宋史的重要课题。不但对许多战争战役进行了考察，而且对各时期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及其对战局的影响也进行了考察，从而论述了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写出《岳飞传》等优秀的著作。

（二）由于宋在同北方诸族的斗争中总是屈节妥协，也就不期而然地引导人们从对宋国家制度、军事制度某些环节进行探索，借以说明宋代积贫积弱局势形成的因素。与此同时，对庆历年间范仲淹到熙宁时期王安石等力图改变宋的积贫积弱局势的变法运动，以及由变法而引起的新旧党争，也一直成为人们极其关注的问题，并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从而发表了为数可观的论文和专著。

（三）解放以前，虽然也注意到了宋代农民的“均产运动”，但真正作为关键性的问题而加以研究，则在解放以后。诸如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钟相、杨么、范汝为等一系列的起义，从过程到所提口号，以及与宗教的关系，同当时政治经济诸关系的相互制约，都加以探讨，在写出许多论文专著的同时，还编纂了起义的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

（四）宋代社会经济的研究，也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在日本，这一研究更加兴盛，对宋代土地制度、租佃制度、财政制度、官私手工业的许多部门，都有所论述，完成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则稍逊一筹，近年以来方见起色，在土地制度、租佃制度、地租形态、客户状况和茶盐专利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有一批论文问世。

（五）对《宋史》一书的研究也值得一提。《宋史》仓促修成，问题成堆，明清学人颇思厘正，然以未能抓住《宋史》一书症结所在，没有得到成功。四十年代以来，本师邓广铭先生发表了《宋史职官志考证》、《宋史刑法志考证》和一部分列传考证，纠正了《宋史》中的大量错误，为使用《宋史》一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类基础性质的研究工作，需要继续进行，以期完成《宋史校正》一书。同时，也要开展对其他文献的研究和整理。

在对宋代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中，争论是很多的，分歧也是很大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宋代社会性质问题。在国外，有的认为宋代是所谓的官僚社会，没有确定它的社会性质，日本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到宋代才进入封建社会。国内虽然一致认为宋属于封建制的社会阶段，但有的认为宋代处于封建制的下行阶段，有的认为宋处于封建制走向下坡的转折点，还有的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超过汉唐，因而处于封建制高度发展阶段。

由于上述这一根本问题存在分歧，也就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分歧。例如对占总户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客户在生产上所处的地位，分歧就很大。在日本，东京派和京都派，则一派认为是农奴，而另一派则认为不是农奴。在我国，有的认为旁户地客火客等是农奴，其他佃客则不是农奴；有的认为夔峡路佃客依附关系已经削弱；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庄园农奴制占支配地位的夔峡路的佃客是农奴，而在封建租佃制占支配地位的东方诸路，佃客则向半农奴非农奴地位转化了。

对宋代差役法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差役即职役，是宋封建国家给占农村总人口百分之七八的地主阶级以统治广大农民的权力，实质上是封建特权。另一种意见认为，差役中的州县衙职以上的“吏”，由地主阶级分子承担，才具有压迫人民的性质，应偏重“职”的一面考察；衙前以下的诸色役，主要地由诸等级农民承担，具有被压迫奴役的性质，是前代国家劳役制的残余，不能混为一谈。

由于对差役性质的分歧，以及对社会阶级划分的不同，又导致了对王安石变法问题上的重大差别。若干年来，一种意见认为王安石变法代表地主阶级的广泛利益，实行全面改革，在强化封建统治的同时，对社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因而是可以肯定的。近两年有的论文进一步认为，王安石变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王安石变法代表了大官僚地主集团的利益，旨在强化地主阶级专政，扩大了国家的税收，不具有进步作用。

对宋代农民起义也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起义农民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不过是一种没有实践意义的空想，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有的甚至认为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在实质上和归宿上都和封建主义相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农民提出的这一口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旨在消灭封建地主权力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与封建主义对立，属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对宋江投降与否、韩侂胄北伐、朱熹评价等问题，也都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所有这些争论推动了各个问题的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

二、学习和研究宋史从何入手

怎样学习和研究包括宋史在内的断代史？我认为，首先要处理好通史与断代史的关系，即通与专的关系。如果只搞通史而不搞断代史，那就必然把通史停留在一般化、表面化的水平上，根本不可能从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特殊面貌中描述波澜起伏变化不已的古代史发展的总过程以及总规律。反之，如果只搞断代史而不同通史密切结合起来，这就必然地如古人所说，“断代为史，失其陈陈相因之义”，人为地割断了与通史的联系，不但无法说明这一断代史是怎样从前代发展而来，而且也不能把这一断代史妥贴地放在历史发展的巨流中，从而说明这一断代史的历史地位。处理通史与断代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是亦只能是：在专的基础上通，在通的基础上专。搞断代史必须以通史为基础，这是学习和研究包括宋史在内的所有断代史的一个前提条件。

在具备了这个前提条件之后，学习和研究宋史又将如何入手呢？似乎可以从宋代的典章制度诸如政治制度（包括职官制度、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以及法律等方面下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这是因为，各代典章制度既同前代有传承关系，又同前代相异，并由于变革而显现自己的时代特点。不论怎样说，一代的典章制度，贯串一代的始终，属于全局性的事物。如果对这些典章制度研究得透彻了，然后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对这个断代也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了解。从典章制度入手，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研究，要注意这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选题失之过小，在断代史的研究中，仅仅抓住某个点或某几个点，见木不见林，对全局性的问题无法贯通，乾嘉考据学的老路不能再走；另一种偏向是，选题失之过大，在搜集材料和驾驭材料都会碰到许多困难，以致挫伤了研究的积极性。最好的办法是，首先从基础材料书中对所研究的制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对这项制度，根据其组成情况，而区分为若干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找出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样做，既能在一定期间内弄清某个问题的眉目，做出成绩，又可在完成这项问题后，又有新的问题等待解决，如是反复不已，经常保持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就象滚雪球那样，既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又使问题的研究逐步系统化。从研究情况来看，从典章制度下手，也是大有可为的。以宋代兵制而论，前人虽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完成一本系统的完整的宋代兵制的专著；其中许多问题，诸如宋军编制、装备、武器及其制造（包括火器战船等）、马政等，不是研究成果很少，就是空白点，需要下工夫的。

在开展典章制度的研究中，我认为，开展宋代经济制度的研究则为当务之急。建国以来，包括宋史在内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了极其显著的发展，但要想有所突破，取得更进一步发展，只有开展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代经济史是一门基础性质的学科。只有对各个时期的经济制度有了比较透彻的研究，才能对各个时期的上层建筑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有所了解和认识，并最终地达到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视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指出经济制度，“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列宁还强调指出：“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列宁的这些话准确地划分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与资产阶级社会学根本差别所在，给了我们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按照这个科学方法，去考察前此国内外有关宋代社会经济的研究，就能够总结许多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

三、研究宋史的必读的参考书

宋代文献保留下来的约有一千多种，其中文集不下五六百种，小说笔记三百多种，各种类型的史书、方志等也有百余种。同唐以前各代比，文献资料要丰富得多；同明清比，则又少得多。比下不足，比上有余，就是宋代文献资料的情况。这种既不算多又不算少的资料，为宋史的开拓者提供了驰骋回旋的场所。

怎样阅读这些文献资料？概括来说，根据研究的需要，别其轻重，第其先后，有步骤有计划地去阅读浏览。而其第一步，则是从基础材料书入手。

（一）如果从典章制度下手来研究宋史，最好的基础材料书莫过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部书仿照杜佑《通典》的体例，记述历代典章制度，较《通典》更加细密，记宋代典制尤为翔实，兼之对各项制度演变，颇多评论，甚有识见。《宋史》诸志，与《通考》有密切关系，有的直接来源于《通考》，这两者作为基础材料书配合起来读，益处更多。

（二）如果先要研究北宋史，除《通考》《宋史》，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最好的基础材料书。这部书是李焘穷毕生之力完成的有关北宋九朝的编年史，资料丰富，尤其是作者大量征引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保留下来的有关变法过程的资料最为繁富。是书有所佚散，可以利用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书，以补其不足。此外《东都事略》《隆平集》也有参考价值。

（三）如果学习和研究南宋史，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两书，以及留正等纂成的《皇宋中书两朝圣政》，是为必读的参考书。《朝野杂记》记录的是典章制度，其余两书则为宋高宗、宋孝宗两代的编年史，资料都很丰赡。有关南宋晚期的史书甚少，《宋季三朝政要》一书，聊胜于无，可以翻阅。

（四）保存宋代史料最多、价值又最高的史书是《宋会要辑稿》。该书按礼、乐、刑法、职官、选举、食货等分门别类地进行纂辑，因而对宋代典制记载最称繁富。单食货一门就有三十三册之多，其中有关农业生产技术、水利兴修、田赋、户口、手工业等许多方面，往往为他书所不载，独此书为有。但这部书太大，编排又较杂乱，因而只能在确定研究题目之后，有目的去搜集材料，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五）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是研究宋金关系最重要的资料书，属于专史性质的范围。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也属于专史范围，从宰执升迁贬黜之中，可以看出宋代政局变化的某些侧面，也是可以参阅的资料。

（六）宋人文集以四库著录的最多，约四百余种，其中一部分作为《四库珍本》影印刊行。此外《四部丛刊》《宋人集》《丛书集成》等丛书中也汇集了为数可观的宋人文集。文集中的奏札、墓志等，记录了宋代的典制，虽属零散，但一旦集中起来，就斐然可观了，因而需要大量浏览。

（七）小说笔记记录的事物范围颇广，保留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如洪迈的《夷坚志》，虽然有许多不经之谈，但如果认真逐条检抄，可能是记录有宋一代诸色匠人、雇工、佃客、商贾、小贩最多、材料价值极高的一部小说笔记。只要善加辨析，抹去上面的灰尘迷雾，就会显露出它固有的社会生活的光辉。

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学习和研究宋史要掌握大量的材料。“竭泽而渔”，当然困难，但尽可能地捕捞更多一点，以满足庖厨的需要。你要想研究前人研究过的题目，你至少在占有材料方面要远远超过前人。不然，便会成为辕下驹，为前人的见解所局限，不可能自由驰骋。尤为重要的是，如前面提到的，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它的指引下，才能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占有更多的材料，抉发材料的涵义和实质，揭示材料的内在联系及其演变形态，得出合乎事物实际的结论来。宋史研究还是一片广阔的原野，宋史的开拓者大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