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中龙嫠入廷的记载，说的虽是褒姒诞生之事，也是有关巫官文化的一则珍贵材料。不但见于《商颂》和《吕氏春秋》，也可见于《礼记·月令》、《山海经·大荒东经》、《楚辞·天问》以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之中。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虽然不同，但相同的传说记载说明它应是从远古时代就流传生成了。有关巫官文化的材料在《左传》、《国语》、《山海经》以及诸子著作等文献中还有不少。这些材料，在史传文学作品中变成了极具文学色彩的亮丽之笔。

巫官文化为我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神话，是数万年以前的原始人的口头创作，是原始人对于自然万物和人类自身的起源、发展的认识的幻想与折射。在原始人的意识中，神话、传说和历史是混沌一片、毫无区别的。神话传说就是原始人对历史的认识。尽管它是幻想的产物，但本身却具有史的意识这个潜在的内核。正是由于这一点，史官文化对巫官文化进行覆盖时，巧妙地摄取了这个潜在内核而对神话传说加以变形改造使之纳入古史的轨道上来。

如果从巫官文化的角度来说，神话历史化可以看作是巫官文化对史官文化的顽强的渗透。“神话历史化”的理论在西方很早就被提出来。希罗多德认为诸神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而神话则是历史事件的反映。专门以古希腊罗马神话立论的友赫麦鲁斯提出神即古代君王的见解，于是，神和英雄变成了圣君和贤臣，而妖怪则变成了叛乱的诸侯或奸佞的官吏，解释为人类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物。在后来中国的小说中，这种现象也是常见的，如清代小说《说岳全传》演义岳飞与秦桧的故事，一开头就将此二人描述成是天上的神仙妖魔转世人间。然后演出了抗金与投降的一系列人间故事来。

这就是神话与历史交融互渗的例子。中国古代虽没有提出过类似友赫麦鲁斯那样的理论，但是在史官文化对巫官文化进行改造时，却顽强地实践了这一理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孔子。可见，史官文化在逐步替代巫官文化的艰难过程中，总是致力于将神话传说中的巫术宗教神学的荒诞神秘外衣剥离掉，而抽取其中的历史内涵来为自己服务。不过这种改造是一种扬弃，史官文化并不完全抛弃这些神话传说，当这些神话传说被改造成史料时，它们也就成了史官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巫官文化也就这样融合进史官文化之中。由于人们把充满幻想和想象道德神话传说赶到了史学的领域中去，却增加了史传文学的瑰丽色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非功过，实未可遽论也。司马迁在写作上古史时，是有意识地欲将传说纷纭的上古史进行一番梳理的。但是时代绵邈，史料匮乏，文献不足征，所根据的只有上古神话传说。加上神话历史化的思潮自先秦以来一直承继不绝，司马迁也只能是广采先秦典籍的有关神话传说，以组成他的上古史的内容。

就《史记》所存的神话内容来看，现存的上古神话资料，司马迁几乎均有涉及。这样，神话传说人物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无序的传说变得秩序化，纳入历史的轨道。再次，像黄帝战蚩尤、黄帝娶嫘祖、羲和旸谷、尧用虞舜、舜用八元八恺、放逐四凶、舜凿井匿空而出等一系列故事和人物，也都在历史实事的坐标上确定了各自的位置。在司马迁的笔下，黄帝这些神人都走下了神坛，成了理想中的圣君，并洋溢着伦理美德，不是“仁而威，惠而信”，“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是充满着孝道，总是完全一副人间帝王的模样与人伦世俗的德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其用意是十分深远的，即借黄帝以张扬大一统的意识，把各类各支系的传说都归并到这一个通俗系统中来，突出了华夏民族的统一性，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远见卓识。

此外，像简狄吞玄鸟卵而孕生契，姜嫄践巨人迹而孕生弃、女修吞玄鸟生子大业这一类感生神话和图腾神话，也一一进入了殷、周和秦民族的宗族谱系，成了这些民族的祖先。至于《封禅书》中汇集的神话故事就更多了。当然，司马迁广采神话传说入史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也是经过谨慎地选择的。但不管怎么说，神话历史化的进程在司马迁的手里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或许可以说，神话历史化在司马迁手里得到了一次空前地总结。首先是丰富了历史内容。

神话是研究史前史的重要资料。神话特别是英雄神话，在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史的意识，隐含着史的内容。虽然它的神力、神格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张扬，但它的史的性质却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人们总是要寻找一个对于迷糊的远古的想象历史的承载体，并赋予它无边的威力与神奇的事象。如后稷发明农业、鲧禹治水、黄帝战蚩尤以及各类感生神话等。而且，这些神话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还不断地被植入时间观念，增加人们对神话传说的可信度，又使神话传说更加有序化、历史化。这也可以看成上古人们对于自身远古历史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