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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秦两汉的训体文，是古代汉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先秦两汉时期的经典文献。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的大发展时期，也是训体文发展的高峰期。在此之前，训体文虽然也有一些，但并不多见；

在此之后，训体文也有一些出现。我们所说的先秦两汉时期的训体文，主要是指这一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些经典文献，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氏传》和《论语》等。这一时期的经典文献对训文体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训”的界定及呈现方式

“训”，本义是用来解释事物的道理，引申为用来指称知识。《说文》：“训，通‘教’。”训体的文章，就是用来解释或说明某种事理的文字，即人们常说的“文法”。这一类的文章，在古代典籍中占有很大比例，其中包括《诗经》《尚书》《周易》等经典文献。

“训”这种文体在先秦两汉时期非常盛行，它主要以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的形式来呈现。口头传播就是用口语来进行传播；书面传播则是通过文字来进行传播。

因此，这种文体往往有着明显的口语特征。书面传播则往往具有严格的格式和体例，如《诗经》中有大量的赋、比、兴等修辞手法，就是为了适应书面传播的需要而形成的。

这两种传播方式，使先秦两汉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训体文作品。这些作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呈现：一是通过“训”这种形式来表现；二是通过“传”这种形式来表现。

训体：训体文章，以文字形式直接表达思想，一般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厚的政治色彩。例如《诗经》中的一些作品，就是当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伦理道德生活的真实反映。先秦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政治上则“以德治国”。

在这种大背景下，“以德治国”思想和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当时的儒家、道家和法家等流派都非常注重以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化，而训体文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如《尚书》中《商书》《周书》等著作都是以“德”为内容的训体文。

而且这些作品都是在政治和伦理观念非常浓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它在思想内容上必然会受到当时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

传：“传”，指的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周礼·春官·大史》：“以掌邦国之图。凡王公之子孙，其有不在籍者，则掌邦国之图而遍以国中之事授之。若国中之事，虽不在籍，若国中有大事，则令相与掌其国中之事。若无国中事，则令相与掌其国中之教化而以邦国上之礼事也。”

这里的“传”，即为“训”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所谓“传”，就是在“训”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文体，是对“训”的进一步归纳总结和理论化。《周礼·春官·大史》中记载：“以小史掌邦国大史掌四方诸侯及大夫封君之大史；以小史掌邦国大史掌国中大史、小史。”

其中的“传”即为“训”的进一步归纳总结和理论化，它是以《周礼·春官·大史》为依据的。因此，在先秦两汉时期，它所呈现出来的文体，主要是以“训”为主、以“传”为辅。

先秦时期的训体文与重点作品考察

先秦时期的训体文，虽然种类不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都是用来训话或训戒的，而且大多是用来对人进行劝戒的。从语言形式上看，除了个别的外，大多数都是用四言或五言的形式来表达的，其中有很多作品还具有韵文的形式。

从内容上看，虽然有的作品不是专门为训人而作的，但其训戒意义也是很明显的。因此，这一时期的训体文，虽然种类不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言简意赅中传达出对人、对事、对物等方面的告诫和规劝。

所以《左传·哀公十二年》说：“夫使人者，不以文害辞；使辞者，不以文害义。”这里讲到训人要“不以文害辞”；《国语·越语》又说：“古者圣人之作也，一言以足之。”

这里讲到要“不以文害义”；《左传》还说：“（君子）无所争于物”；《国语·越语》又讲：“夫乐处而身安”。这里讲到要“不以文害义”。这都是训人要讲究说话艺术、做到言简意赅的例证。

先秦时期的训体文，在先秦诸子中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孟子·公孙丑下》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就说明《春秋》和《春秋左氏传》在当时不仅是一部历史文献，而且是一部具有很高文献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训体文范本。

从这个角度说，训体文在先秦时期是很重要的。这里要说明一下《尚书》中有一些训体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不是专门为训人而作的，但其内容却对当时人们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例如《尚书·舜典》中说：“观我则父，观子则臣，四维不张，五体不周，是谓社稷无主”。这就是在训诫人们要对上级（父皇）要孝敬、尊敬、忠诚；对下级要爱护、尊重、帮助；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不能放纵等。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尚书·汤誓》中也说：“若曰：予惟不从天命者，是弃予而去汝也！”这就是在训诫人们要尊重天命神祇。

先秦两汉时期训体文作品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从儒家经典中汲取而来。儒家经典是先秦两汉时期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人们思想意识发展的总源头。

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先秦两汉时期各种形式的训体文作品。下面我们就分别对这些训体文作品进行探讨研究。

从形式上看，先秦两汉时期训体文作品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两汉时期的训体文与重点作品考察

两汉时期，训体文的发展出现了繁荣景象。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社会上的一些文人学者也有了写训体文的兴趣，尤其是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更是把训体文作为自己的创作。

可以说，两汉时期的训体文创作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下面就两汉时期的几部重要作品分别作些考察。

《战国策》中所载“宋子”与“田子方”二人所说，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宋子之言，主要是记录了战国时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各方面情况。

第二类是田子方之言，主要是记载了田子方与苏秦、张仪等人的交往及对时局的意见和主张。这两类文章都属典型的训体文。

《汉书·艺文志》载“《国策》十八篇，今存四篇”，分别为《燕策》《韩策》《魏策》和《齐策》。汉乐府民歌中所收《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民歌，其内容也可以归入训体文一类。

如《陌上桑》中“罗敷喜蚕桑”一句，“喜”字是表惊奇、赞叹之义；“罗敷喜蚕桑”一句，则是讲劳动人民喜爱勤劳致富之意；“罗敷喜蚕桑”一句，则是讲劳动人民热爱生活之意。这两句话都是为其主人服务的，其中的“喜”字又是表惊讶、赞叹之意。

两汉时期，不仅有大量作品直接为训体文服务，而且还有许多作品被加工整理成训体文，并用来教化人民。如西汉时的《韩诗外传》《白虎通义》和东汉时的《白虎通义》等都是训体文作品。这些作品都具有训体性质，而且被赋予了教化意义。

《韩诗外传》：《韩诗外传》是由西汉韩婴所作的一部儒家经典，共三十篇，主要论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学术思想。该书在当时即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并为后世儒家所重。《汉书·艺文志》载《韩诗外传》共八十四篇，后又有增删，到了宋代只存四十四篇。

《韩诗外传》全书语言简洁明快，风格明快自然，叙事生动形象。书中许多论断是对先秦儒家经典中一些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关于“三表法”，《韩诗外传》说：“三表者，谓天、地、君也。君者，言天下之大者；三表者，言天下之小者也。”

关于“天人感应”，《韩诗外传》说：“天之所以为天也，地之所以为地也；人之所以为人也，鬼之所以为鬼也；君之所以为君也。”

关于“反者道之动”、“顺则凡”等观点，《韩诗外传》认为：“凡夫反其道而行之。故去三代之政以事其君；去君臣之义以事其民；去父子之亲以事其亲；去君臣之义以事其君；去父子之亲以事其君者也。此五者，谓之反者道之动。”

训体文的核心特征与后期流变

先秦两汉时期的训体文，在语言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当时的雅言；在内容上，则主要是用来训释古代典籍中的名物、典章制度等。同时，训体文还可以作为一种具有教化作用的文体来使用。

先秦两汉时期的训体文，由于它与雅言（当时的通行语言）相适应，所以有其共同的特点：

（一）它主要是用于对古代典籍中的名物、典章制度等进行训释、训释。所以，它的语言表达一般比较简明、浅显。

（二）它往往采用问答式或对话式的方式，并配合以口语、俚语、俗语等。这样，使得其语言表达既平易又生动形象。

（三）在使用上，训体文往往是在引用经典原典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它更多地是以引证原典为其特色。这样就使得其在表达上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四）先秦两汉时期的训体文还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教化意义。因此，在这一时期，它与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

笔者观点

先秦两汉的训体文，是古代汉语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了中国古代乃至现代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但是，由于先秦两汉时期的训体文产生得比较早，所以它在内容上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它直接用古代的书面语来训释、讲解、传授古代文化知识，以使人们掌握和了解古代文化知识，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训”。“训”者，以古为训也。

即以古为训，是训体文创作和传播的一大特点。“训”也是中国古代训体文学所特有的一种文体形式。它以“训”为主要内容，从而也形成了我国古代训体文学独特的一面，即以“训”为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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