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陈光崇、杨翼骧、高振铎、杨廷福、 仓修良、吴泽、赵吕甫

今年是老一辈著名史学史专家杨翼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准备举办专门的学术研讨会，缅怀先生的人格风范，促进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浙江大学历史系仓修良先生，与杨先生交往20余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原因，仓先生不能出席会议，也无法撰写回忆录。因此，乔治忠教授特地委托我登门访谈，仓先生回忆往事，由我整理成文，以作纪念。

鲍永军：仓先生，请您谈谈与杨先生相识以及交往情况。

仓修良：杨先生比我大15岁，他一直对我关怀备至，真正称得上是我的良师益友。杨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慈祥的长者，我们之间深厚的友情，完全建立在相互了解和学业交往的基础之上。1982年4月，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与杨先生一起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审稿工作。杨先生和吴泽先生是主编，我是编委之一，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编委还有陈光崇、赵吕甫、高振铎以及华东师大的袁英光、刘寅生、桂遵义诸位先生。外地的编委都住在华东师大招待所，我和杨先生同住一个房间，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我比杨先生年轻，扫地、打开水之类力气活，当然由我主动承担。我们还约定，因为白天整天看稿子，非常紧张，所以晚上一律休息，不工作。两人晚饭后，便到附近散步，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有的是白天审稿中发现的问题，有的是学术界正在研究讨论的问题，还有就是回忆各自的往事。

杨先生详细地讲了他年轻时考大学、上大学的情况。他于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辗转迁移到云南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杨先生从1938年起，不顾路途遥远，从山东老家赴学校复学，历经颠沛流离，直至1939年9月才终于到达西南联大历史系。一路上贫病交加，饥寒交迫，甚至难以为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杨先生仍旧坚持学习，千方百计到图书馆借书，研读刘知幾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前四史、《资治通鉴》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籍，写下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并由此确立了研究史学史的学术追求。建国后，杨先生首次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史课，当时倡导学马列、学苏联，史学史不是基础课，且有资产阶级学术之嫌，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讲此课。1958年教育革命时，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讲史学史又有宣扬封建史学家、宣传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之嫌，史学史课一度被取消。但是，杨先生不为所动，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始终坚持史学史研究，终成大家。杨先生心胸豁达，口才很好，讲话旁征博引，睿智幽默，与他交谈，如沐春风。遗憾的是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当时没能将这些既生动又深刻的谈话内容记下来，如果记下来，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与杨先生一样，我也谈了自己选择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坎坷经历。我1958年从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1961年开始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研究，1962年发表《章学诚和方志学》一文。1964年下半年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没想到我成了清理对象，被批了三天三夜，批我整天钻故纸堆，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并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帽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又是首当其冲，说我是“复辟封建主义的吹鼓手、急先锋”。1974年夏，毛主席提出要恢复《历史研究》，我被借调到北京参加复刊工作。不久江青指使科教组接管，复刊变成创刊。我与章开沅先生一道工作，待了半年，因为我的言论行为常常触犯当权者忌讳，被迟群下令逐离回校。“文革”期间，我遭受“四人帮”迫害，没想到“文革”结束后，又被当作“四人帮”爪牙加以批斗，下放干校劳动。当时我白天放鸭子，晚上有空就看书写文章。后来有朋友建议我不要研究史学史了，说这是一门花费工夫大而收效慢、吃力不讨好的学科，不如选上一个朝代，花三五年工夫，就能出成果。事实上，系里的史学史课也被精简掉了，我改教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但要我不研究史学史已经做不到了，就像谈恋爱一样深深爱上这门学问。我想，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历史学科反而不要自己的历史呢？即使不再开这门课，我课余也要坚持研究。所幸恢复高考后，这门课就恢复了。

现在的年轻学者也许很难理解，杨先生与我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竟会如此艰难坎坷，但那个时代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同病相怜，学业上相互交流，无话不谈，这样一来自然加深相互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每当他听到我在历次运动中不幸的遭遇时，总是愤愤不平，对我表示同情和安慰。

杨先生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主编，负责古代部分，工作任务很重。一方面，他要负责联系各词目撰写作者，当时都是邀请对所涉词目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撰写，实在联系不上，就自己撰写；另外，对已有2000余条词目逐一审阅修改，真正尽到主编职责，确保了学术质量。杨先生审稿期间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令人敬佩，是我治学与做人的榜样。

5月初，我受邀去武汉参加全国旧方志整理工作座谈会，又接受任务到苏州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全国举办的首次方志培训班讲课，事毕回原杭州大学。我对《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审稿工作于是告一段落，没有再去，由别的先生接替。杨先生继续从事审稿工作，原先预计三个月完成的事，实际上化了五个月，1983年12月这部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辞典，是《中国历史大辞典》系列最先问世之卷，得到海内外一致赞扬，是一项开创性的成果。杨先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实为辞典功臣。在编撰完成并交稿后，他特意到杭州来看我。我将杨先生安排在西湖边上北山街的新新饭店，当时是省政府招待所，价廉物美，非常紧俏。刘乃和先生住过一次，以后来杭州，就指定要住这里。一连三天，我带杨先生游览考察，吃饭都在我家里。

1985年3月2日到5日，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史学史研究工作座谈会，白寿彝先生主持会议，老一辈学者陈千钧、张孟伦、郭圣铭、陈光崇等先生与会。我没有见到杨先生，后来接到他的来信，才知道是身体原因，无法坚持连续开三天会议。此后，我曾几次去南开大学见杨先生，他都请我到家里吃饭、畅谈。他告诉我，一直想请我做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主席，因为经费太少，支付不起杭州到天津的差旅费，只得作罢。

鲍永军：听说您至今保存着杨先生的28封来信，请您谈谈信件内容。

仓修良：我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靠书信往来，现在保存着的这些来信，时间最早的是1982年5月25日，最晚的是2002年6月14日，已经是杨先生去世前一年。在信中，杨先生讲的内容很多，包括学术研究、招收培养研究生、身体状况等等，至今读来，仍旧令我感动，往事历历在目。

杨先生信中非常关心我的身体健康。比如信中说，“很久未见面了，如有机会能对面畅叙，实为最大的快事”；“希望您也随时注意健康，不要过于劳累，特别要保护好眼睛”；“我因身体太坏，懒于执笔，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但想念心情，与时俱增，您的眼病自在广州住院手术治疗后，没有再犯吧。念念！望随时注意养护，不要再犯”；“看中央电视台广播的各地气象预报，杭州近日气温高达36度，望您在炎暑中多休息，保重身体健康”；“你很忙，不用回信了”。信中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杨先生在1998年3月5日来信中说：“您在春节前赐寄的有奖明信片，中了一个四等奖，奖品是虎年邮票150分及50分各4张，现将其中的各2张附信寄上，也算分享其乐吧。”虽是一件小事，同样反映出杨先生具有的与人为善的品格。

杨先生晚年身体欠佳，信中说“因体力不支，不能多写”，“身体如能有所好转，当再写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我的工作、研究情况仍然非常关心。我也将杨先生视为学术与人生的知己，邮寄出版的《方志学通论》《史记辞典》《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文史通义新编》等著作，请他指正。杨先生在收到我的《方志学通论》后，在1991年5月20日来信中说：“立即开始阅读，因有其他事情，现在还未读完，但从前言、目录及读过的部分中，已感到博大精深，见解创新，诚如张舜徽先生题辞中所说‘自来论方志者，皆不及此书之全备而精密’。实为划时代意义的巨著，我对您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异常敬佩，热烈祝贺！”杨先生的热情鼓励，令我感佩于心。

杨先生对我的工作、研究情况很了解，知道我“境遇坎坷，备受压抑”。也正因为如此，对我也就非常关怀，觉得我这样走过来实在不容易。所以后来我在评职称、评博导时，他都非常关心。我在1989年就申请博导资格，因为校长指定，被迫两处申报，以致违规落选，用章开沅先生的话讲，就是“装在口袋里的东西都会丢了”。从1989年到1997年，杨先生多次写信给我，安慰、鼓励并解释分析政策，为有希望而高兴，为意外而“不胜惆怅并大为不平”，并说：“只因这点年龄问题的硬性规定（规定不是实事求是的。其做法也不公平合理）而受屈，实在太冤枉了。然世事如此，亦徒呼奈何而已。”他非常伤心，对此事如此关注，真是已经到了与我同忧共乐的地步。确实我走过的道路很崎岖，就像生长在石头缝中的一棵小草，是硬挣扎着挤出来的，经常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挤压。其实，有没有这顶帽子，丝毫不影响我做学问，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为国家培养几位博士。

在这些信中，杨先生还谈了编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艰辛过程。他说“我虽然身体不好，但有些工作又不能不做，连续用脑稍久即感脑胀头晕，颇为苦恼”。他既担任古籍研究所所长等行政工作，又要指导研究生、修改学生论文，任务繁重。信中写道：“数年来因体力、脑力都很差，不能持久，难以写书或文章，只有继续编纂资料。现正整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二册的稿子。由于宋代有关史学的材料很多，而且过去目录书列为子部杂家类、小说家类及类书类的书，其中有很多现在看来也应列入史部，所以内容比第一册还要多。第一册因当时交稿时间紧迫，未来得及仔细查阅资料，致有很多遗漏，需要将来再行补充。在整理过程中，又时常发现不少年代上难以编排的问题，还要随时查阅资料，故工作进展很慢。只希望今后尽量减少其他事务，能在今年内完成”；“全身无力，大部分时间卧床，视力不好，看书写字感到模糊不清，给编书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辛勤编成后，由于“此类资料书不受重视”，屡次被出版社要求减少字数，第三册1996年已交稿，但直到1999年才出版。杨先生对此倒是很乐观很知足，感叹“在这年头能给出这样的不合潮流的资料书，也算很不容易了。”

鲍永军：请您谈谈对杨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

仓修良：杨先生是史学界老前辈，一生治学严谨,著述审慎，为青年史学工作者树立了榜样。所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三册，将我国先秦至明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关于史学方面的人、事、书一一加以记载和摘编，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是在“披沙拣金”。这样一部著作，帮助我们掌握和了解我国史学发展的梗概，对于研究具体史家或史书也创造了条件，嘉惠后学，其功大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史学史研究入门之书。全书原计划分为四册，由于先生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欠佳，第四册清代部分已无法自己完成，不得不委托弟子们来编写。就此三册而言,我应杨先生之邀，在《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发表《读〈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文，主要谈了该书的四个特点：

第一，全面记载了史学发展中的人、事、书。

这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对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关人物、重要事件和对史学研究有关的著作，均按年代顺序予以记载。有些不知名的野史、杂史, 本书也都作了记载。每部史书写作的起止年代和作者的生卒年，大都作了记载；无确切年代的也作了考证。本书著录了重要的舆地著作、目录学著作、类书、笔记、金石学著作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 杨先生在著录过程中，也很注意搜录少数民族的有关史学著作。他还注意收录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如荀勖著《中经新簿》、李充著《晋元帝书目》，另外如“隋禁私人修史”“宋禁行私史”等等。每条之后,都征引了多种原始材料。著录这些内容, 是要有历史眼光的。

第二，一书多名和一名多书的考订。

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在案语中指出:“《晋纪》及《晋安帝纪》当即《晋安帝阳秋》之异名, 实为一书也”。有的著作竟有四五种书名，如富弼、王洙等编修的《太平故事》，又作《三朝政录》《三朝政要》《祖宗故事》《三朝太平宝训》《庆历三朝太平宝训》。对于这些, 书中不仅都一一予以列出，而且全都征引原始出处。对于那些不能肯定的，也都抱着存疑的态度。阅读了这些内容以后，对于这些书的编写原由、内容乃至作者都有了初步了解，今后若要进一步研究，心中也就有底。

第三，考订正误与辨别真伪。

在我国众多的史籍当中，有许多都未写明成书年代，对于这些，杨先生在书中都尽可能作了考订。比如《晋书》的成书年代，虽有记载，却又错了，杨先生对《晋书》的修撰作了仔细考订，很有必要。又如《安南志略》一书，由于作者自序落款时间有误，就为后人研究带来了难题。对此，杨先生在案语中作了详尽的考订，引用自序外以及他人作的序共11 篇，这些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除了考证作者生卒年代和成书年代外，对于书名有差异、作者姓名有差讹的也都作了考证。如苏辙所著《春秋集解》，许多目录著作均著录为《春秋集传》。《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征引苏辙《春秋集解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资料作了考证, 认为“当以《春秋集解》为是”。又如《使琉球录》一书的作者，《千顷堂书目》著录为许士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郭世霖，实际上应为郭汝霖。

第四，重视收录史论。

我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许多史论著作，这是人们容易看到的，还有许多单篇的史论分散在文集、史传和其他史书之中，这些也是研究史学史的宝贵资料。《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注意摘编这些议论，其中也包括议论修史之事，如魏孝文帝、唐太宗论及修史的事；韩愈、柳宗元论修史事；李翱论行状等等。其它如评《史记》《汉书》优劣等内容,《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都注意收录。

总之,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书，内容相当丰富。这里只谈了四个方面特点，而其特点、内容则远不止这些。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门之书。

鲍永军：您认为杨先生哪些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仓修良：杨先生做学问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我通过研究，认为《越绝书》不是袁康、吴平所作，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也已指出。我写了《〈越绝书〉散论》一文，在《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上刊出。杨先生看到以后，于1998 年4 月21 日给我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大作《〈越绝书〉散论》已拜读，对《越绝书》的性质、作者、内容、书名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考证精密，论断确当，令人信服。今后谈论该书者自当以为准绳，不要再固执其偏见了”；“我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中，因误信杨慎之说，竟列出《袁康著〈越绝书〉》的标题，犯了一个大错误, 实深惭愧!”

从来信可以看出，余嘉锡先生之辨证，杨先生很可能当时没有看到，而我的《〈越绝书〉散论》刊出乃是在《中国史学史编年》第一册出版以后，故看了后深感犯了“错误”。杨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实在令人敬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先生看到我对《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读后感时，立即在2002年6月14日写信，说“文章中指出《编年》的缺点，很对，我诚恳接受”。这是我收到的杨先生最后一封信，他只要发现自己有些差误，立刻加以纠正，这种做学问求真务实精神，实在感人肺腑！

杨先生学识渊博，著作宏富，出版有《秦汉史纲要》《学忍堂文集》等著作。作为新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杨先生长期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弟子们整理出版了他的《中国史学史讲义》 《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众所周知，由于身体、时间与精力关系，杨先生没能将中国史学史著作完成定稿，这是史学史界一大损失。但我要说，杨先生这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集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于一体，价值完全超过一部史学史著作！只要有了它，整个史学史都好写，为治史学史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功劳极大。有了这些史学史基本资料，史学发展脉络清晰，什么论著都可以写，而到现在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充分认识这部著作的巨大学术价值，并将杨先生甘做铺路石、无私奉献的精神发扬光大。作为后学，我们应当很好研究发掘这部书的价值，这次纪念会上，建议将这部书作为重点内容，深入探讨。

鲍永军：您作为史学史界前辈，对史学史学科发展以及后辈学者有何意见、建议？

仓修良：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中一个比较冷僻的专业，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相对较难。白寿彝、尹达、吴泽与杨先生等老一辈史学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终得薪火相传。杨先生在1997年11月14日信中说：“乔治忠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因学有所成，已升为教授，并于去年评选为博士生导师。我已退休，不再招新的博士生，以后他就是我的接班人了。他是您的后辈，应以学生视之，如果他有事向您求教，望不吝指教。”乔治忠教授、朱洪斌副教授不仅完成《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而且增订出版前三卷，看到杨先生后继有人，我感到非常欣慰。2013年10月，我参加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中国史学史的基础建设与前沿探索”全国学术研讨会，对于学术会议等，只要身体状况许可，我都会支持。对于史学史界的后辈学者，我还想讲两点：

一是加强理论修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史家四长，史学、史才、史识、史德，缺一不可。史识的提高，依赖于史学理论素养。现在史学界存在一种不讲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错误倾向，老是跟在各种西方史学思潮后面亦步亦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见。一些青年学者的论著，罗列史料，就事论事，缺乏理论高度，没有问题意识。还有一种错误倾向是空谈理论，没读多少书却写了不少书，有些连基本事实都没搞清楚，就大发议论，用些时髦词语，就如爆米花一样，没有实质性内容，看后不知所云。所以，要学习杨先生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做学问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浮。

二是注重资料分析。当代书籍大量整理出版，网络电子资源迅猛发展，给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资料条件。我要告诫一点，电子信息技术的发达为资料搜集与利用提供方便，但毕竟只是一种辅助工具，不可能代替学术研究。200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一次学术会议上，我与杜维运先生、瞿林东先生坐在一桌，言谈中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会用电脑。这并不是说电子信息技术不重要，而是说资料考证分析、发现问题、提出新观点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青年史学史工作者要向前辈史家学习，继承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优良学风，冷静沉潜做学问，把握机遇，将史学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

学人简介

仓修良教授，1933年3月生，江苏泗阳人。1958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一直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学系。曾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致力于中国史学史、方志学、历史文献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