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传：仰止亭畔落梅花》，郑重著，文汇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360页，88.00元

二十年前，郑重先生在《海上收藏世家》一书中为我们打捞起一群为时代所遗忘的收藏大家，顾麟士、庞元济、叶恭绰、刘体智、张葱玉这些曾经名闻四海而又一度消失在公众视野的人物，在郑重先生“精思一隅，写情万里”的妙笔描摹下，重新唤起世人关注。乍见之下，他们深山大泽般的收藏世界就如过云楼、虚斋、遐庵、小校经阁、木雁斋这些恍若来自古代世界的陌生斋馆名一样，散发着迷人的幽光。不过，读完全书，真正让我难忘的并不是那些曾经私藏后又归诸公藏的累累重器，而是这些收藏家因人与物的聚散所生出的得失离合之事，甚至是他们遭逢世变而饱尝沧桑的坎壈命运。叶恭绰所藏《鸭丸帖》与毛公鼎固然充满传奇色彩，更让我为之动容的，则是他在生命弥留之际（1968年）向宋庆龄提出归葬于中山陵仰止亭畔，以及他的独女叶崇范拒绝认领抄家退还物品时（1979年）所说的，“什么东西都不要，连灯草胡同的房子也不要”。郑重先生笔下这对不下情于形势、不屈色于流俗的父女，以决然的姿态保持着人之为人的尊严，而这一姿态便有如一束熹光，穿透昏浊时世，径直照进读者的内心。

至此，我就特别关注叶恭绰其人其事，也一直关注郑重先生对叶恭绰的后继研究，尤其企盼他能写出一部反映叶恭绰及其时代的传记。二十年的等待有些漫长，郑重先生终于在今年的“文汇传记系列丛书”中推出了《叶恭绰传：仰止亭畔落梅花》（下称《叶传》）一书。可以说，八十七岁高龄的郑重先生以“二十年磨一剑”的专注献给世人的这部传记，不惟是他本人上下求索、厚积而出的一份丰硕成果，更是当下叶恭绰研究甚至人物传记写作方面，极具示范与启发意义的一次尝试。

郑重先生在《叶传》开篇就交代了他对叶恭绰研究的念兹在兹：“二十年前写《海上收藏世家》时，只是将叶当作一大收藏家，所记了也仅是他的收藏生涯，没有能反映出他收藏高潮所处的那个北洋时代，在遗憾中却保留下‘叶恭绰与北洋时代’这样一个题目。想了多年，真可谓‘有此心而无此胆’，一直不敢动笔。”郑重先生在其他场合坦言过“一直不敢动笔”的原因：“我感到面对的是一株大树，而且是枝叶繁茂的大树。叶恭绰祖父叶衍兰的入室弟子冒广生，也是叶恭绰的朋友，曾称叶恭绰那矮矮的身体和他那头脑都是百宝箱，顺手拈来都是学问。但是我能抚摸到的只是大树的主干及一些大的枝叉。”确实，在此之前，只有俞诚之所著《叶遐庵先生年谱》可资参考，而此书之于叶氏传记编撰的作用，恐怕也正如郑重先生所说，提供了“大树的主干及一些大的枝叉”而已。

那么，郑重先生是如何突破叶恭绰研究中“文献不足征”的困境，从“有心无胆”到“有心有胆”的呢？关乎此节，他在《叶传》开卷的引言中也揭示了原由——他在系统地研读了《上海图书馆藏叶恭绰友朋尺牍》之后，猛然发现，两百多位现代名流写给叶恭绰的近千通尺牍中蕴含着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正是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细读与互证，他看到叶恭绰“这株大树的枝干密叶及末梢，乃至大树的根须，叶恭绰这棵大树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壤中，盘根错节，各类学人组成的多种文化群体，都和叶恭绰脉脉相通。从这近千通尺牍中，不但可以看出叶恭绰为官、为人、治学的操守，也可以看出那些尺牍作者的品德、学养及献身于文化的精神”。所以，郑重先生在撰写《叶传》时有意区别于其他传记，以叶恭绰与朋友的往来尺牍为主干来组织本书的结构。

此处不妨做一综合考察：全书中到底用了多少通尺牍，使用这些尺牍的效果又如何，有没有真正达到“以尺牍来结构之”的写作目的。

在考察之前，关于《叶传》所用的尺牍材料仍有需要辨析之处。像叶恭绰友朋尺牍这样的写本文献是有极大的识读难度的，正确识读其字句及内容才是后续研究的起点。换言之，郑重先生对上图所藏的这批叶恭绰友朋尺牍的识读与理解程度如何，是《叶传》这座大厦是否坚固的最重要基石。本着探明《叶传》中所引尺牍文本是否准确这一目的，笔者复核了《叶传》中载有图片的尺牍识文，未发现有讹误之处。同时又以新出的《上图藏叶恭绰友朋尺牍》中的尺牍图片与《叶传》中所引尺牍内容互校，亦未发现有严重误识之处，这样的查核结果不惟说明郑重先生对这批尺牍识读之细致，某种程度上也可见郑重先生细读尺牍内容的精微。

不妨举一例说明。在《叶传》“第二编：传统文化守护者”的“第六节：保护大同石窟及西北科学考察”中，郑重先生引用了《上海图书馆藏叶恭绰友朋尺牍》中的一通胡适残札，这通残札没有上款人。郑重先生发现，信中有“故此项汉简此时正在整理中，万不能南移，乞先生将此意转达玉甫先生为感”一语，显然不是写给叶恭绰的，那么具体是写给何人的呢？郑重先生以为，这封信可能是写给蔡元培的。之所以做如此判断，是因为蔡元培在一通致叶恭绰的信札中，提及“承询汉晋木简，自刘半农先生逝世后，由孟真兄等继续整理，闻进行颇速，是否可以南迁”（这通信札亦为残件），对读两通残札，郑重先生发现其中内容是相接的，因此得出胡适残札的上款人应为蔡元培而非叶恭绰的结论。足见郑重先生对尺牍内容的精准考证，才是《叶传》这一大厦赖以巍然矗立的基石。

胡适残牍（内容涉及居延汉简整理事）

蔡元培致叶恭绰残牍

《叶传》各章所用尺牍大体情况如是：“第一编：在时代变革的激流”中用尺牍二十八通，“第二编：传统文化守护者”中用尺牍五十七通，“第三编：鉴藏生涯”中用尺牍四十八通，“第四编：仰止亭畔落梅花”中用尺牍十三通，全书合计共用一百四十六通尺牍，使用尺牍如此广泛频繁，可见《叶传》以尺牍为主要材料的说法是成立的。再者，从各编内容来看，除了第四编体量较小，第一编、第二编、第三编体量大致相同。但就所用尺牍数量而言，第二编中以使用五十七通为最多，其中使用较多章节为“第六节：保护大同石窟及西北科学考察”“第七节：支持营造学社和故宫博物院”“第十五节：筹建上海市博物馆和上海文献展”“第二十节：为友人辑刊遗作”，分别使用十通、七通、十通、七通。第三编使用尺牍四十八通，其中使用尺牍比较多的章节是“第三节：收藏中的金钱、友情与政治”“第八节：收藏资金之谜”“第十节：相知相惜的吴湖帆”“第十一节：向张葱玉逼债购画”，分别使用九通、七通、六通、七通。考察这些章节可知，郑重先生在《叶传》中使用尺牍，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靠尺牍支撑起来的章节，以上所统计的第二编、第三编中使用尺牍较多的章节，如第二编“传统文化守护者”中的第九节围绕蔡元培致叶恭绰的八通尺牍展开，尺牍中涉及敦煌经卷、简牍、大同雕像、甪直保圣寺等文献、文物的保护事项。正是基于对这批尺牍的系统梳理，郑重先生不仅还原出在传统文化的抢救工作上叶、蔡二人如何齐心协力、救亡续存的细节，更因之得出“民国的文化运动中，叶恭绰有着与蔡元培并驾齐驱的影响力”的结论。当然，在第三编“鉴藏生涯”中，这种手法更为多见，如第三节中涉及颜世清与叶恭绰书画交易的私密之事，郑重先生充分利用颜世清致叶恭绰的九通尺牍中所提供的材料，详细解读颜世清与叶恭绰藏品交易中的“金钱、友情与政治”这一话题，厘清了叶恭绰早期收藏中藏品来源的问题。第十一节关乎叶恭绰向张葱玉逼债购画的一段旧事，若非蒋祖诒致叶恭绰尺牍及叶恭绰致吴湖帆尺牍中有着这一事件的独家史料，这一桩书画交易纠纷可能就会永远尘封在历史深处了。尺牍中蕴含的丰富细节再加以郑重先生的妙手裁剪，这些章节确也符合“以尺牍来结构之”的设想，读来内容充实、栩栩如生。

蔡元培致叶恭绰尺牍（内容关于甪直保圣寺修复经费之事）

颜世清致叶恭绰尺牍

颜世清致叶恭绰尺牍所附出售书画清单

张葱玉出售书画目录原稿（原附于蒋祖诒尺牍后）

另一种则是用尺牍与其他材料相互参证来还原叶恭绰其人其事。这倒不是因为尺牍中的材料不够用，而是因为用多元的材料来还原叶恭绰的世界会更为立体全面。如第三篇第十节“相知相惜的吴湖帆”这一部分，即以尺牍与书画题跋、日记等多重材料相结合的方式来介绍叶、吴长达四十年的交情。叶、吴往来尺牍、诗笺本已多达一百八十五通，郑重先生并没有囿于这些材料，而是将关注的视野扩大到书画题跋与日记，开篇就引用叶恭绰题吴湖帆《凤池精舍图》中的跋语“冀后之得此者珍视此卷，知吾与湖帆交非恒泛，且画笔迥出时流耳”切入主题。《凤池精舍图》是吴湖帆为叶恭绰所画的怀乡之作，以这幅交织着叶、吴深厚情谊的名画作为进入两人交往世界的导引，确实非常合适。郑重先生进而指出，频繁的鉴赏书画及相应的品题活动是叶、吴交往中的重点，如吴湖帆梅景书屋所藏名迹《梅花喜神谱》《宝箧印经》都经叶恭绰题跋，而《剩山图》上叶氏更是一题再题，累累不倦。为证明此点，郑重先生特地选摘了《吴湖帆日记》1933年1月的数则：

十一日，午，叶誉虎、梁众异来，同至中国通艺馆。

十二日，叶遐庵招饮于觉林，同座者宗丈子戴、邓丈孝先、夏丈剑丞、梁众异、黄公渚二兄、姚虞琴先生也。

十五日，叶誉虎、何亚农、陈淮生、张大千来，假大千董香光《仿荆关山水》，临一角。

十九日，访叶遐庵，观黄山谷书卷，有吴文定、李西涯两跋，隔水绫有王觉斯一跋，极佳，惜前半失去耳。

廿六日，叶遐庵丈来，携北平友人取来旧纸颜料，为之检择，皆属常品，无出色者。

郑重先生从以上内容归纳出结论：“在叶吴的交往中，多为叶走动看望吴的机会较多。而对古代书画的题跋则相反，吴湖帆请叶恭绰写跋语较多，且多为吴湖帆收藏中的珍品。”由此也证实，叶、吴两人志趣相投、交往频繁。当然，叶、吴大量往来尺牍中的某些细节，又是书画题跋甚至日记所不具备的，如1935年，吴湖帆因家事、经济都处于窘境之中，遂写信向叶恭绰求教，叶恭绰在回信中给吴湖帆以详尽指点。吴湖帆因身体不适向叶恭绰请教养生之道，叶恭绰也一一具答。而叶恭绰有难处时，亦会向吴湖帆求援，如叶恭绰与张葱玉的书画纠纷，居中斡旋解决此事的正是吴湖帆。这些细节都隐身于叶、吴的往来尺牍中，由于郑重先生有一双慧眼，才能将之一一采撷而出。

吴湖帆致叶恭绰尺牍

叶恭绰致吴湖帆尺牍

类似叶、吴交往这一章节中以尺牍与其他材料相结合的写法，在《叶传》中仍有不少，如第二编第二十节“为友人辑刊遗作”中，叶恭绰为师友梁鼎芬、文廷式、易大庵、曾习经、胡焕等人编刻诗文集的这部分内容，也是以唱和诗、题跋序文与往来尺牍相结合的方式来还原叶恭绰深广的诗文交游圈，在此虽不能完全说“以尺牍来结构之”，但尺牍仍然作为主要材料之一支撑起这些章节。此外，郑重先生在有些章节尽管所用尺牍不多，但在关键之处，尺牍材料还是起到了真正解决问题的作用，如第二编第二节“促印《四库全书》，推动传统文化传播”这一节的最后部分，征引了袁同礼致叶恭绰的一通长信，说明了教育部对印行《四库全书》不积极，表面上是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意见不合，实质是当时教育部主事者排斥叶恭绰这一事实。所以，无论是《叶传》中以尺牍为结构的章节，还是尺牍与其他材料相参证的内容，甚至在某些尺牍使用不多的地方，尺牍都是郑重先生在写作《叶传》时最为倚重的主要文献。

进一步说，在此书的部分章节中，尺牍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材料，成为撑起结构的支柱。尽管在《叶传》之前，也有不少学者在人物传记或专题研究中运用尺牍这一私人性的文献，如白谦慎《傅山的交往与应酬》的“上编”以傅山致魏一鳌的十八通信札为主体而展开，柳和城的《孙毓修评传》主要依靠上图所藏孙毓修友朋尺牍与张元济往来尺牍，李志茗的《幕僚与世变》则以《赵凤昌藏札》为研究对象，但就研究中所用尺牍的广度及深度而言，《叶传》当为后来居上者。

那么，对后续研究者而言，在《叶传》的基础上，特别是在郑重先生广泛运用的尺牍材料以建构叶恭绰的宏大世界之上，是否还有可拓展空间呢？

关乎此点，笔者以为，尽管《叶传》已最大可能地利用了《上海图书馆藏叶恭绰友朋尺牍》这一大宗文献，但是在友朋尺牍的利用方面仍然存在“文献不足征”的问题。如前所说，郑重先生一直想写“叶恭绰与北洋政府”这一题目，却始终没有下笔，关键在于缺乏材料。而当郑重先生发现上图的这批叶恭绰友朋尺牍之后，才有信心探讨这一题目。不过，就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这一遗憾在《叶传》中并没有完全弥补。郑重先生所用的叶恭绰友朋尺牍所涉内容主要集中在著述出版、文化交往、佛教事务等诸方面，极少有叶恭绰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友朋尺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叶恭绰先生当年将尺牍捐给上图的前身合众图书馆时，显然就对内容进行了分类与遴选，涉及北洋政府时期的这一部分尺牍有可能没有捐出，一直保存在叶氏手中，也有可能当时就散佚了。究竟情况如何，仍有待郑重先生与叶恭绰研究专家们继续求索。

“文献不足征”的问题还引出另一个话题，郑重先生在《叶传》不少章节中运用叶恭绰与友朋间往来尺牍的对读来还原事实，如叶恭绰与丁文江、吴湖帆及徐森玉的往来尺牍，以这一方式展开的章节就显得内容饱满、叙事充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叶传》还有大量需要还原的人物交往与文化事件，只有友朋写给叶恭绰的来函，而少了叶恭绰写给友朋的去信这“半壁江山”，因此，无论是相关的叙事与解读，这些章节也难免会显得不够全面甚至不够清晰。两两对比，我们当会认识到往来尺牍对读在还原历史事实问题上远比单向度的尺牍解读要全面细致。我想，作为运用尺牍材料进行文史研究的学者，当研究达到一定深度时，自然会关注往来尺牍的问题——拥有更多的往来尺牍，就等于掌握更全面的历史细节的可能，最终筑起的还原历史事实的大厦才会更加坚固。

郑重先生已在《叶传》中对读往来尺牍的积极探索，给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意义的范例。当然，这也是因为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如丁文江友朋尺牍、吴湖帆友朋尺牍、徐森玉友朋尺牍目前分藏于上图、上博，对他而言，要获得这些友朋尺牍中的叶恭绰去信相对容易些。但是，系统地搜寻叶恭绰的去信以便全面对读，仍是一个浩瀚的文献工程。一者是经过百年沧桑，叶恭绰去信存佚的情况仍有待广泛调查。有时就算你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努力，极有可能还是止步于“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困境之中。再者，就算灵芬有护，不少公私收藏机构有相当的叶恭绰尺牍收藏，研究者也明确地知道现藏某地某部门，但极有可能往观无门而徒呼奈何。所以，往来尺牍研究方法的提出与运用固然重要，往来双方的尺牍文献的获得则更为关键，不仅要耗费绝大心力去搜寻，还要通过不同渠道来获得，甚而需要静候机缘。以叶恭绰编撰《全清词钞》时的往来尺牍为例，研究者在留意诸多公藏的同时，也会关注各种拍卖上的资讯，一旦目睹香港苏富比拍卖2021年春拍2645号叶恭绰致汪兆镛尺牍，恐怕会难掩激动之情——因为这六通“灵光乍现”般的叶恭绰尺牍，正是研究者朝思暮想的上图所藏叶恭绰友朋尺牍中汪兆镛尺牍的对应之件，这批往来尺牍主要围绕《全清词钞》广东地区词集征选这一事件展开。正是有了这样内容翔实、堪称完璧的材料，叶恭绰《全清词钞》编撰中一个有细节的深度研究个案才有可能还原而出。

汪兆镛致叶恭绰尺牍（上海图书馆藏）

叶恭绰致汪兆镛尺牍一（香港苏富比2021年春拍2645号拍品，图片来自网络）

叶恭绰致汪兆镛尺牍二（香港苏富比2021年春拍2645号拍品，图片来自网络）

“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郑重先生的《叶传》是否为不朽之笔，笔者在此尚不敢妄加比附。但郑重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完成一部心系二十年的著作，说大有功于叶恭绰研究，当不为过誉之论。遥想当年，叶恭绰因与孙中山在铁路建设及实业救国的思想上志同道合，引为知己。孙中山身后，叶恭绰慨然捐赠仰止亭以示敬仰，直至临终要求归葬“仰止亭”畔。可以说，仰止亭既是叶恭绰生命的归处，也是凝聚其人生理想之建筑。而郑重先生在叶恭绰逝世五十五周年之际，另辟蹊径，以叶恭绰友朋尺牍为支柱，为我们建构起叶恭绰及其时代的另一座“仰止亭”。尽管时移世异，风景不殊，新的“仰止亭”畔依然闪耀着叶恭绰人格与志业的熹光，也留下郑重先生数十年不倦探索的深深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