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诚豆丁书城卷一内篇一易教上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自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已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曰：山》、《归藏》，不名为《易》。

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于伏羲，《连山》作于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于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又其征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曰：八卦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扬雄不知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变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称许之，则以其数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托《归藏》，不足言也。司马《潜虚》，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氏《中说》，诚为中其弊矣。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

许叔重释“易”文曰：“蜥易，守宫，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郑氏注：“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朱子以谓：“《易》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当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不可附《连山》、《归藏》而称为三连三归者，诚以《易》之为义，实该羲、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数也。易之初见于文字，则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传》谓岁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书，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显而可知矣。《大传》曰：“生生之谓易。”韩康伯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则《连山》、《归藏》。皆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后人因以定其名，则彻前后，而皆以是为主义焉，一着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书之名。皆先具其实而后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泽中有火，君子以治历明时。”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历自黄帝以来，代为更变，而夫子乃为取象于泽火，且以天地改时、汤武革命为革黄帝而递变于后世；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

然卦气之说，虽创于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于一也。《大传》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观于羲和分命，则象法文宜，其道无所不备，皆用以为授人时也。是知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后。四代，为万世之圭臬也。历象递变，而夫子独取于夏时；筮占不同，而夫子独取于《周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然三代以后，历显而《易》微；历存于官守，而《易》流于师传；故儒者敢于拟《易》，而不敢造历也。历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是以历官不能穿凿于私智，而《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易》者，不可以不知天。易教下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雎鸠之于好逑，樛木之于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象之通于《诗》也。

五行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元不可也。然而心虚用灵，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未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至于佛氏之学，来自西域，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于中国，言语不通，没于中国，文字未达也。然其所言与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反复审之，而知其本原出于《易》教也。

盖其所谓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义指，初不异于圣人之言。其异于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至于丈六金身，庄严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夜又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是以阎摩变相，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诳诬以惑世也。至于末流失传，凿而实之，夫妇之愚，偶见形于形凭于声者，而附会出之，遂谓光天之下，别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争，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实也。令彼所学，与夫文字之所指拟，但切入于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为教，非无本也。《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易》辞通于《春秋》之例。严天泽之分，则二多誉，四多惧焉；谨治乱之际，则阳君子，阴小人也。杜微渐之端，垢一阴， 而已惕女壮，临二阳，而即虑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阴柔，三多危惕焉。至 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谨严甚于《春秋》。盖圣人于天人之际，以谓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义例之见于文 辞，圣人有戒心焉。 书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 有二，而三皇无闻焉。

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 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 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 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运，足以 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 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 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 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