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面对国家山河破碎的危局，无数改良人士试图兴起维新变法运动实现救亡图存。为自下而上地推动维新变法，维新派人士办报刊，设学会，兴学堂，出版宣传维新变法的书籍，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120年前，湖南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时务学堂应运而生。虽然它从诞生到更名仅仅存在了不到一年，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却具有独特的地位。时务学堂成立120周年之际，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郑大华教授。

时务学堂合影

谭嗣同全身像

蔡锷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

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

湖南日报：郑教授好。据我所知，您出版有国内外第一本以梁漱溟和胡适为中心系统比较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思潮的著作、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张君劢的生平和思想的著作、第一本系统研究嘉道经世思想家包世臣的著作、第一本系统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著作和第一本以抗战时期为中心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著作。这诸多的“第一”，奠定了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翘楚的地位。这里，请您介绍下时务学堂成立时的时代背景。

郑大华：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894年的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晚清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同时也引发了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而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则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启超的话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一方面连续上书光绪帝，希望朝廷能采纳他们的变法建议，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方面则通过办报刊、设学会、兴学堂，以及出版宣传维新变法的书籍，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以促进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务学堂可谓应运而生了。

创办时务学堂，旨在培养维新人才，

以开民智、求自强

湖南日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请问创办时务学堂的初心是什么？

郑大华：时务学堂创办于维新变法期间。最早提出在湖南设立新式学堂，目的是为了推广工艺，为刚创办不久的湖南最早的新式企业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培训人才。这一提议得到了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的赞成，新式学堂成立后，陈宝箴还亲自为之命名为“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正式开学后，聘请的总教习和教习梁启超、李维格、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唐才常和杨毓麟等，大都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因此，在他们的主持下，时务学堂开创之始，就以培养维新变法人才为办学的宗旨或目的，其《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就一再强调：“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之计”。时务学堂的办学性质、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相对于旧式官学、书院教育都有所革新，有些甚至是重大的改革。谭嗣同为学堂撰写的一副对联是：“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华。”这说明创办时务学堂宗旨，在培养维新人才，以开民智、求自强。这与传统的书院和官学的办学宗旨是完全不同的。

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思想，

对今天还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湖南日报：那么，时务学堂主要的办学思想有哪些？对我们当代的教育有什么启示？

郑大华：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一是教育宗旨的改革。中国传统的教育宗旨，主要是为了培养当官的人才，所谓“学而优则仕”，中状元，当大官，是读书人的最高追求。而时务学堂的教育宗旨，则是为了培养维新变法人才。陈宝箴在《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就指出，创办学堂的原因，是因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中日议和以来，内外臣工，仰体时艰，深维图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并希望“必有英奇魁杰继轨前修，出而任匡救之重，以图报国家”。

二是课程设置的改革。中国传统的课程设置，无非是儒家经典、诗词格律及临书习字之类。而时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则采纳了“中西并重”的原则，一方面要学习“有关圣教、有切于时势”的中国要籍，开设传统的中学课程，另一方面则要“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开设近代的西学课程，如法政学、格致学等。

三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在教学内容上，时务学堂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推行“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方针。梁启超指出：“今日为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所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也就是以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为主，以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为辅，以培养维新变法人才。

四是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一是不求甚解，死记硬背；二是死读书，不与实践相结合；三是读死书，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而时务学堂既借鉴传统书院中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又注意与宣传民权平等、维新变法的内容相结合，还注意针对中学、西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既注重学生在学堂中的学习，又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参与学会的活动，并通过老师批改学生的读书札记、师生相互质疑问难等方法，实现老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

时务学堂开启了湖南的

近代化教育,这是毋庸置疑的

湖南日报：有学者认为，时务学堂开启了湖南乃至中国的近代化教育，您怎么看？

郑大华：时务学堂开启了湖南的近代化教育，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时务学堂创办之前，湖南的唯一一所还能称之为新式学堂的是1897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创办的浏阳算学馆。浏阳算学馆以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为宗旨，主要教授算学。但由于浏阳算学馆规模不大，且在浏阳一隅，其社会影响不大。而时务学堂不仅办在省会长沙，面向全省公开招生，而且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其他省府大员的支持，又有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等人担任中文总教习或分教习，尤其是她所进行的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

正是在时务学堂创办之后，湖南才有其他新式学堂的出现。时务学堂学生唐才质曾回顾道：“湖南之有学堂，以此为最早，丁酉、戊戌（1897-1898）间，有最高学府之称。”民国年间，曾有学者认为：“湖南之有学校也，始之者时务，继之者求实，而承求实之后者高等，故三校之在湖南，盖道南一脉也。”

时务学堂培养的人才在

近代历史的天空里熠熠生辉

湖南日报：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或许，时务学堂能够对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湖南产生巨大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它的“弟子”在近代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郑大华：是的。时务学堂培养的人才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军事、教育、学术、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政治军事方面，最著名的人物当然是蔡锷。他1905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发动云南重九起义，任云南军政府都督。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当洪宪皇帝。蔡锷在友人的帮助下，秘密离京，取道日本、越南回到云南，并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与袁军作战，发动护国战争，得到全国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因众叛亲离，忧惧而死。护国战争取得胜利，蔡锷也被人们称之为“再造共和”的英雄。在教育与学术方面，曾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范源濂、曾任湖南教育厅厅长兼湖南大学校长的曹典球、中国著名的汉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著名的文史学家李肖聃等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经济方面也有著名的民营实业家梁焕均等。

时务学堂在湖南近代史上乃至

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湖南日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何其短暂！但不容否认，时务学堂对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湖南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郑大华：是的！

从1897年11月29日正式开学，到戊戌政变发生、维新变法失败后被迫易名为湖南求实书院，湖南时务学堂存在不到一年时间。但它在湖南近代史上乃至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则是巨大的，产生的影响也极其广泛而深远。因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产物，她的开办，极大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的发展，促进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推动了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湖南之所以被人们视为维新变法期间变法运动搞得最有声有色的省份，她的开办是其原因之一。而作为一所新式学堂，她以新的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尤其是她所培养的学生，后来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成就了不凡的事业，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认为，除了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时务学堂对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湖南的影响还有三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思潮之先河。但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湖南还没有创办一所新式学堂、一个真正的近代企业、一份新式报纸，社会风气非常保守，长沙被西方传教士们称之为“铁门之城”，湖南被称为“最保守的省份”。然而到了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时务学堂的创办以及其他一些新政的推行，促进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就从一个极端地排外拒外、耻言洋务的省份，转变成为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在“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从一个闭塞落后的省份，转变成一个敢于移风易俗，革除千年陋习，大兴健康、文明、科学之风的省份。

其次，推动了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前面提到，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湖南仍是一个十足的传统社会。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近代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湖南没有产生；教育上，没有一所新式学堂；思想上，近代的民主与科学之风没有吹到湖南来，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还是传统的。总之是落后闭塞，暮气沉沉。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是从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开始的，而时务学堂的创办，对推动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从维新变法和时务学堂的创办开始，湖南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有了新式学堂、有了近代报刊、有了近代的社会管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民主与科学之风开始吹入三湘大地。

最后，培养的维新人才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时务学堂虽然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她培养的人才却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军事、教育、学术、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使湖南在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后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湖南日报：您前面讲到，维新变法时期，湖南是搞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个省份。为什么地处中国中部、没有地域优势的湖南能一枝独秀，维新变法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呢？

郑大华：我想，时务学堂能够创办于湖南，并能彪炳史册，有三个因素：太平天国后湖南人所形成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和徐仁铸、署理按察使黄遵宪等地方大员的开明、支持；有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一批具有变法改革思想、敢作敢为的士绅。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因素。

要知道，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古代湖南在全国各省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湖南也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湖南人物见于史传者，同样是寥若晨星。这种状况使湖南历代有识之士深感憋屈。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湘军经过十多年的奋战取得最后胜利，终于使湖南人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在湖南士人看来，不仅仅是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战争，也是为名教而战，为文化绝续而战。正是因为湘军的胜利，文化传统才得以保存，社会秩序才得以维持。所以在此之后，为中国保存文化传统的湖南成为全国的重心，甚至有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说。这对湖南以至整个中国其后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辛亥时期的著名革命家杨毓麟就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杨氏所说的“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实际上就是一种觉醒了的群体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社会心理。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后，湖南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成了维新变法运动搞得最有声有色的省份。

铭记和传承时务学堂师生以天下为己任

的精神，紧跟时代潮流而前进

湖南日报：时务学堂创办并存续于我国近代历史上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时期，演出了慷慨悲壮、轰轰烈烈的一幕。我们今天该如何铭记、纪念？

郑大华：前面我们讲到，时务学堂的教习多参与戊戌变法，而学生多投身于辛亥革命和之后的文化学术活动。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回顾那一段历史，最重要的是要铭记和传承时务学堂师生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学以致用；不故步自封，勇于探索新的道路，紧跟时代潮流而前进。

专家简介——

郑大华，湖南永顺县人，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首批“芙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各类课题共16项，出版专著16部、主编学术著作10种，译著5种（含合译），点校整理资料9种13册，发表学术论文180多篇，获国家及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