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热方兴未艾。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国学热的同时,无论是推动者还是批评者其自身都频频出现常识性的文史错误,引起了大众的关注。中国书籍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一套《文化纠错丛书》,立意于对传统文史常识、典故及其他传统知识的“追本溯源”,倡导普及国学从常识开始。为此,我们对该丛书的总策划、中国书籍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刘伟见先生进行了专访。
——编者
记者:您如何看待公众人物文史常识频频出错的现象?
刘伟见:文史常识是一国基本的文化常识,其错误的频频出现表明我们已经疏离了文化共识,需要以求证的方式重新诠释或返本溯源。
我们不可能回归到“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状态,那讲的是通儒大家。而常识是非常基础的知识。近年来出现了公众人物误称 “令尊”为“家父”,将“罄竹难书”用来赞赏好人好事等一些令人咋舌的公共文化事件,甚至有人将国外文献中提到的孟子翻译成中文的“孟休斯”,这些都表明我们对自己的基本的文化常识非常匮乏。这还不仅仅是在公众人物的范围,对大众来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只是公众人物尤其是与国学热有关的公众人物,更容易受到批评,也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记者:您所认为的常识性的文史知识应该如何界定?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活中。
刘伟见:每个时代的文史常识内涵不一样。我认为文史常识在当下社会可以从实用性与思想性两个方面来探讨。
首先从实用性上来看,一些文史常识在我们生活当中并没有消失,仍具有积极的文化生命力,仍然为一般大众所知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区分之:一是我们的文字表达,比如我们仍经常用“不刊之论”来形容很难得的见解;二是风俗习惯,比如我们过端午节会跟屈原联系起来;三是历史遗迹,即我们很多的文化遗迹、旅游景观作为文化活化石,会使我们追溯其历史渊源。很多人可能分不清“国子监”属于儒家特色的遗址,而雍和宫则属于藏传佛教的文化遗址。所以我认为文史常识在当下社会应当与实用结合起来,挖掘那些仍然活跃在我国文化生活中的常识。但光实用还比较浅。
记者:那么深层次的是指什么呢?
刘伟见:深层次的文史常识则是从思想角度而言的,它是指诸子百家各成体系的一些基本概念、逻辑关系、思想主张。不但对这些思想主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还应当有过体用结合的实践体认。比如我们虽然不会犯将“三十而立”误成“四十而立”,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就懂了“三十而立”的含义。“而立”要立什么?在古人看来不仅是指成家立业,结婚生子,那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立”更主要是内在的东西,即到三十岁左右,大抵上要有一些不为外在所轻易改变的内心坚持的东西,比如说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标志。而这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不是说出来的,必须要有实践的体认。
记者:可是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文化环境,这种深层次的文化体验没有外在的环境呼应是不是显得孤立?
刘伟见:我觉得如果仅仅从实用角度去掌握文史常识可能会有孤立感,甚至有文化的落寞感。但如果从深层次理解了中国传统思想,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孔子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乎?”说的就是如果外在环境有呼应,我们就推行自己的理想;没有,我们也不忧伤,把它保存起来好了,这一点,我们都能做到。所以我认为,深层次的文史常识应当是对传统学识有结构性认识与实践上的体认,在身心气质上起变化。通过深层次的文史常识的学习,形成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如果能破除常识性的文史知识的障碍,直接读古人的集子,您就打开了一扇浩瀚的文化之门。
记者:您觉得这种常识普及会有现实的土壤吗?
刘伟见:当然有。古人云“礼失,求诸野”。我认为,只要这个民族在生存、在发展,文字没有湮灭,其文化的精华就会以独特的方式继承下来。它可以表现在国家的典章制度中,也可以表现在乡俗礼仪中。比如我们很多农民外出打工寄钱回家孝敬父母,或资助更小的弟妹读书。这次雪灾与震灾我觉得除了我们倡导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作用巨大外,传统的中国人的精神呈现得也十分明显。同时,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本身也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精华。所以文史常识,尤其是深层次的文史常识的学习能使我们获得更为深邃、开阔的文化体验。
记者:您所认为的深层次的文史常识的学习都来自于经典的阅读吗?
刘伟见:不完全是。但经典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出现了很多“代读”现象,即由学者对经典进行解读,然后大众再读由学者理解的经典。这种方式对普及经典是有好处的,但对个人修养远远不够。古人云“欲成一代经纶手,须读数本要紧书”,能读原典是最好的。
但最重要的在于我们学会了思考的方式去实践与体认。我觉得中国人的心理基础还有很多传统的余绪,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很多人的成功其实暗合了古人所主张的优良品质,比如诚实、讲信用、重礼节。有的人是自小诚实,有的人是经历很多的教训知道诚实能带来真正巨大的利益。所以,学历教育甚至经典阅读并不必然引导我们提升自我;实践中的体悟更重要,更恒久。所以,梳理中国文化中的深层次的文史常识,可以构建我们通向真正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路与桥,能使我们获致古人留传至今而仍具实用的好东西。
记者:如果从阅读入手的话,您认为这种常识性学习怎样进行?
刘伟见:如果从阅读入手的话,面对丰富的传统,可以学习的内容很多。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入手:
其一,可以挑选《弟子规》、《三字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声律启蒙》这类古人发蒙的读物2至3种。这些读物大多浅显易懂,易于记诵,尤其适合小孩。其中《幼学琼林》最好,几乎是传统文史常识的大荟萃。
其二,想要涉猎更深一点的,唐诗宋词可背100到200首,《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可以借助译注反复通读。《诗经》有助于我们得到文化源头的滋润。而唐朝是中国最鼎盛的社会时期之一,其文化在唐诗中得到高度凝结。熟诵能得到其文气脉络。宋词则具有了部分现代的气息,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探讨极富启发性。这些诗词的基础能使我们的文化个性富有自由、灵活、隽永的精神。《论语》是我们文化的本根之一,最好能背。
其三,如果立意于深探国学要义,则《易经》不可不细品,《尚书》、《礼记》、《春秋》不可不熟稔,大乘佛学经典要作深入研阅。其他如诸子中荀子体正用博,可以反复涵咏,韩非子、孙子也值得深入把玩。
记者:《文化纠错丛书》是您上述主张的体现吗?
刘伟见:只是实用性的文史常识的普及。如《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将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易混淆、弄错的文史常识加以整理,《文化纠错丛书》共有十本,还包括《中国最易读错的字》、《中国人最应该知道的77个礼俗》、《中国人最易误读误用的成语》等等,还有两本《中国人最易误解的西方文史常识》、《中国人最易误解的西方礼仪》。面对西方我们同样有一个文史常识的学习问题。这是我们普及文史常识的一般性读物,深层次的文史常识读物我们正在着手编撰。
(记者 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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