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看了一本新书《张伯驹传》。虽不认识作者，但此书却触动了我的心灵。张伯驹是我国近现代集词人、收藏家、戏剧家、书画家于一身的文化名人。几十年来，社会上已有很多记述其生平的图书和文章流传。但看了《张伯驹传》一书，才真切地感到这本书与我以前阅读过的大不相同——不仅是一些重要史实不同，更可贵的是传主形象的不同。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准确地刻画出传主的命运、性格、精神世界及其人品的本色，是本书的根本追求。”

我赞赏这种追求真实的传记写作态度。真实是传记文学的基本要义，这方面有两层含义：一是历史事实的真实，二是人物形象的真实。看似简单的要求，其实是不易做到的。因为真实需要作者的坚守，而不是对历史现象浮光掠影的认识，以迎合读者的猎奇兴趣。《张伯驹传》追求真实的努力，可谓对传记文学的坚守。在时下追崇对历史人物充满戏说、调侃的所谓“创新”境况下，还原客观事实，其实才是一种在执著中寻求传记文学“创新”的正确举动。

在张伯驹的生平中，至少有两件大事：他是怎样去东北的，怎样当上文史馆员的。这两件事对张伯驹的人生命运有着转折性的意义，但在此书出版之前，普遍的说法是：张伯驹去东北是陈毅事前安排的；张伯驹到中央文史馆当馆员，是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时即兴发出的指示。这两种说法乍听起来既合理又传奇。但看了作者的叙述，消弭了一段误解和误传，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张伯驹去东北，是陪同他爱人潘李到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讲授国画，事先陈毅并不知情。另外，中央文史馆的馆长和馆员均由国务院总理聘任。因而，对人物形象真实的追求，是衡量一部传记作品优秀与否、价值轻重的要素。只有人物形象的真实，才能对人们探究历史、反思历史起到深刻的作用。否则，人物形象的失真，也意味着史实的失真，也就失去了人们凭传记去认识历史的意义。

在此前一些作者的描述中，张伯驹的形象要么是一个“顽主”，要么是一个“大藏家”，或者是一个“国宝”，一个“民国公子”。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公子”的浪漫，“大藏家”的阔绰，“顽主”的潇洒或“国宝”的价值。但在《张伯驹传》里，我却看到了一个有才华、有磨难、有思考，个性倔强、品格磊落、衣着“老土”的一个真实的人。他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对黑恶势力迫害的抗争，都表明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本书在写作特色和语言艺术方面也都有可贵的尝试，作者不仅善用文史互证，凸显了文本的张力，还注重人物生活、个性细节的描写，丰满了人物形象。在文史互证方面，作者广泛采访许多曾与张伯驹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的人，参考了他们的回忆和诗文，同时调访了大量可信的档案资料，而不是轻信貌似合理的传说，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了认真分析，再与张伯驹的人生经历和个性作对比，从而决定取舍。对于参阅资料一一注明，也表明了作者的认真和严谨；在人物个性、生活细节描写上，作者也有很多入微入细、简洁精彩的描写，如对张伯驹爱养猫，说猫比人好的体会以及他困窘时在日记中对朋友送三五斤粮票也详细记录的细节，都让人感受到张伯驹情感的丰富与真挚；在语言艺术上，本书有较为鲜明的特色：简约而内涵丰富，平实而不乏激情，深沉而富有哲理。还有对张伯驹许多词作的解析，从优美的语言和独到的见解中，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纪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