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述思想”之提出，是尝试着从一个较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用尽量贴近中国古代文化原貌的概念、方法来做一种还原工作。其基本思考和相关表述详见笔者已出版的《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兹不展开。依笔者浅见，本研究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有如下问题：

独立与交叉的关系问题。著述思想的价值在于其或可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但是也不能忽略它与相关学科的密切联系。在此，与其关系最近的是文学、史学、文献学、写作学、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这几个领域。因为，著述思想目前研究的也曾是此前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因而如何让“著述思想”获得“独立性”又避免由于交叉所导致的重复性研究是该研究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我们认为，该研究的独立性在于：它主要侧重关注“著述”这种文化行为中所体现出的“思想”，二者缺一不可。著述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著述这种文化行为的思考与想法：著述的动机及目的何在？著书立说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著述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对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著与述，即创新与承袭的关系是什么？述而不作，与作而不述，二者各有何优劣短长？各种著述思想的产生、发展、延续，有无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始终的规律性？如果有，它具体是什么？如果有，决定这种规律的内部因素及外部环境条件又是什么？依此可以看到，有时好像讨论的是某个特定领域的问题，实际上其本质是“著述思想”问题。例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论述的“作”与“述”、“著述”与“比类”、“藏往之学”与“知来之学”的问题，尽管发端于史学，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史学，涉及到“述而不作”中的“述”（即因袭）与“作”（即独创）的关系问题。所以，应视为一种“著述思想”而非“史学思想”。

以何为纲的问题。著述思想研究，究竟以何为纲？以人为纲，还是以命题为纲？还是人与命题兼顾？目前看，人与命题兼顾似乎可行。已经面世的《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基本是以某人提出的某种主张来带动一个个命题或学说，并使之有所延深：例如穆叔与“三不朽”之说，孔子与“述而不作”之说，庄子与“三言”著述方式，曹丕与“文章经国”之说，刘勰与“唯务折衷”之说，萧统与“愉玩”之说等。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有时人与命题关系很近，例如孔子与“述而不作”、庄子与“三言”；有时，人只是命题提出的一个由头，例如穆叔与“三不朽”之说。还需要注意的是，总结概括出一个命题之后，既要入乎其内，即把概念、文献记载、材料梳理一一搞清，又要出乎其外，尝试着有意跳出这个命题，使之具有相对普遍意义和历史贯通性，例如“述而不作”这个命题，它同“三不朽”或“立言不朽”一样，是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重镇，具有极强的历史贯通性及普遍指导意义，直至今天我们的文化中还有它的影响痕迹。

“思辨索原”或“理论还原”的问题。罗宗强先生曾指出，古代文学研究需要两个层次“历史的还原”，一是“史料的还原”，二是“思辨的索原”。前者注重对原始材料的正确解读，后者则注重发现史料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因而是一种广义的、更高层次的“还原”（详见《宋代文学思想史序》）。索者，求也，思也，探也；较之历史还原，思辨式的索原是一种索解史料间逻辑联系、构建新的学术体系的主动突破精神。研究中国古代著述思想，这两个层面的“还原”都要涉及，且密不可分，即思想方法与概念命名同时诞生。换言之，这一研究在思考“史料、概念还原”之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思想、思辨还原”的问题。这个层次的“还原”注重在古代材料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或命题。例如，在探讨《庄子》寓言隐喻著述思想的同时，本研究将其与笔者正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思想修辞——联系起来，认为：寓言隐喻，作为庄子运用十分娴熟并臻于炉火纯青的著述方式，无疑有着很强烈、鲜明的修辞色彩，因为寓言归根到底是一种比喻的艺术，只不过比体和喻体有所区别，而比喻无疑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修辞格。但是，像庄子这样以寓言隐喻贯通全书的修辞，又明显超越了纯粹语言层面的修辞。于是，就涉及要区分一般意义的修辞和庄子这样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构思和思维方式的修辞。本书倾向于将前者视为语言修辞，而将后者视为思想修辞。于是，由庄子寓言隐喻的著述思想发轫，可以延伸思考一种思维方式与修辞方式的交叉范畴——思想修辞。尤其考虑到有关“广义修辞”或“大修辞”的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由《庄子》“寓言隐喻”出发而提出“思想修辞”，或有更大的价值与意义。

应添补的几个重要命题。说到“兼顾以人和命题为纲”，仅就《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来看，就不乏遗珠之憾。我们认为，如果是一个成系统、完备的“中国古代著述思想”，至少还有以下命题需要纳入：一是孟子“予不得已”之说，二是司马迁“发愤著述”之说，三是韩愈“不平则鸣”之说，四是欧阳修“穷而后工”之说，五是中国注疏之学及乾嘉学派所反映出的“以述为作”思想。孟子的著述思想可概括为“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集中表述在这段话中：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其所体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作而不述”精神，与孔子之“述而不作”大异其趣。史载，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深感不悦：“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讎’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书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明史·钱唐传》）可以说，从著述思想角度出发，传统文化中与孔子“述而不作”形影相随的，还有一种“作而不述”的传统，其特点是坚持“作”的个人独立性、原创性，并具思辨、批判色彩。补充上这些命题，“著述思想研究”才显羽翼丰满、体系完备。

应特别关注先秦时期子学中所蕴含的著述思想。因为它是著述思想的发轫时期，是“立言为公”向“立言为私”转变的关键时期，洵如章学诚所论：“至於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於典章政教也。”（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正是在此期，才真正出现了表达自己个人思想见解的独立的“作者”和私家著述——“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其实，如果细心寻绎，先秦诸子著书立说的背后，都有一个“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得不然”存在。

同时也要关注形成某种著述思想的多元社会文化背景。以命题和问题为纲，还应看到：思想和观念形态并非只是抽象的存在，探讨一种思想的形成，除了作者直接展示的成型的文献材料之外，还要注意到其生存的社会环境。比如，又如，“唯务折衷”，作为一种著述思想观念，其形成与刘勰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探讨“唯务折衷”问题，不仅要寻绎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系，也要注意社会地位、社会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刘勰与当时领袖文坛之“时流”的距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性角色的微妙状态。如能对这种边缘性状态把握准确，分析透彻，无疑就找到了剖解刘勰“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钥匙。

要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及观念形态，“中国古代著述思想”已经提出，并初具形态，但作为一种完备、成熟、为学界所接受的解释体系，距离尚远。“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要达到一个成熟、理想的逻辑自洽体系还有一段“漫漫而修远”的路要走。充实完善，有待来哲。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5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