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为民

秋意渐爽时节，位于兰州西津西路上兰州老街文化景区的甘肃简牍博物馆即将开馆。有文旅专家评价，随着近年国民文旅热高潮迭起，甘肃简牍博物馆以其别具珍稀特色，必将成为“如意甘肃”、金城兰州的又一文化名片，惊艳游人学者。

甘肃是简牍大省，自1907年以来，共出土简牍8万余枚，其中汉简7万余枚，占到全国的82%。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在几代文物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下，甘肃简牍的研究保护挖掘，成果丰厚，始终在全国该领域名列前茅。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甘肃的秦汉简牍有了专门的研究保护机构。甘肃第一次出土汉简是在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敦煌盗宝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盗掘汉简。1930年至1931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1万枚左右汉简。194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烽燧遗址进行挖掘，发现汉简43枚，还包括戍卒名籍、器物簿籍、邮书簿籍、文书、信札等。1959年7月，甘肃博物馆在武威城南15公里之磨嘴子第6号汉墓，发掘出土简本《仪礼》，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汉木简1217枚，对争论不休的玉门关位置有了新的佐证。柏树旱滩坡出土《汉代医简》，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医学著作的最早的原始文物。1990年在敦煌悬泉还出土了近两万枚汉简等等。

相对迄今甘肃珍藏的数量近十万枚简牍，在即将开馆的甘肃简牍博物馆亮相的甘肃简牍还只是游人眼中的惊鸿一瞥。从事甘肃简牍整理研究挖掘近40年的考古学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主任、研究馆员张俊民先生介绍说：“甘肃不仅是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出土汉简数量也最多。而且甘肃汉简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文献历史的重要补充，更是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宝藏。”

张俊民曾参加悬泉汉简的发掘、整理，尤对于悬泉汉简的研究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介绍说：“悬泉简发现是非常偶然的，当时养路道班的工作人员去拉生活用水，就发现山坡上有不少的汉简，但直到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才开始抢救性发掘。悬泉是我国汉简的十大发现之一，3年里发掘了4次，我参加了两次。记得当年知道我能到现场亲手发掘汉简真是非常激动，晚上都睡不着。到了悬泉我在圪梁上看到很多汉简就露在外面，随手就能抽出。记得那时白天发掘，晚上要将发掘出的汉简移交管理，有的汉简字迹非常清楚，跟新写的一样，我们就开玩笑说是谁新写了埋进去的。”

悬泉汉简的出土、研究对当时的历史文献有巨大的补充作用，如当时的地方建制情况、物价情况、屯田情况、地名等等，这些在文献中是很少记载的，但汉简中却记载的非常详细。在张俊民的研究中，很多研究成果都非常宝贵，如《骑置册》和《鼓令册》的研究。张俊民说：“《骑置册》在悬泉汉简的近两万枚中仅有4枚，它告诉我们从长安到敦煌之间一共有多少置(驿站)，这些置分为几个等级，有哪些职能等等。而《鼓令册》也仅发现5枚，它告诉我们在当时的置中是如何接待官员的，就是根据所接待官员官阶的不同，以击鼓次数为依据进行接待。在置中工作的人员一听击了几下鼓，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规格来接待。”

据张俊民介绍，随着科技的进步，对于汉简的辨识早已有了更加科学的方法，如红外线等高科技的运用，这使得以往靠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清的字已经能够辨识的更多。然而，由于条件所限，甘肃出土的数量巨大的汉简，能够整理成册的也就是其中字迹清晰的汉简，数量并不多。希冀在建立文化大省、强省的路上，搭上智能科技进步的快车，对甘肃汉简——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宝藏，有更大的挖掘和发现，为丰厚中华文明历史文化宝库，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悉，作为一座向公众展示简牍文化，解析简牍故事的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力求通过声、光、电与场景相结合的方式，将简牍中描写的人物、事件更加直接展示出来，带领观众沉浸式读简，感受昔时秦时的明月，汉风丝路的古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