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通讯员 任海虹

图/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曾被认为是“冷门”“小众”的考古事业正掀起热潮，不仅为大众热切关注，更被上升到增强文化自信、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度。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以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为标志，至今已逾百年。其实，在此之前，得风气之先、时局之便的广东就已开始了早期田野考古的实践探索——1916年，位于广州的龟岗大墓的发现，揭开了广东近现代意义上考古学的序幕。

不仅如此，广东还是中国第一个官方考古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第一本官办历史考古学学术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诞生地；1929年，广州市立博物院在镇海楼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紧随其后，中国第一个职业民间考古学术团体黄花考古学院也在广州诞生。这些都昭示着岭南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此后，广东的文物考古事业日益精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从珠三角和粤东地区逐步扩展到岭南全境，探寻空间从陆地到水下，成果斐然、举国关注，走出了一条独具岭南特色和气派的道路。

壹

起点：龟岗大墓

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展厅二楼，一枚带“甫九”隶书字样的木刻静置于展柜中。这件文物曾被认为出自“南越文王赵胡冢”，见证了广东考古百年的开端。

时间回到1916年，广州东郊龟岗一处荒地在修建房屋时，惊现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陶器等随葬品。时任广州文庙奉祀官兼广东通志局副总纂的谭镳闻讯赶到时，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随葬器物被工人分占散尽，只剩十余块厚重的椁室底板留存下来。木板共计十四块，都刻有“甫”字铭文，编号从“甫五”一直到“甫廿”。今日存放在镇海楼的展品便是其中一块木板的存留部分。

谭镳即刻呈文省府，请省长将这些古文字收藏于广州文庙内保护起来，“今有此新出土之汉初木刻字，诚为旷代奇宝，允足冠冕海内，无论广东。岂宜任其放失？”1917年1月，《东方杂志》刊载发表了谭镳的文章《拟上书朱省长保存汉初木刻字书》。同时，蔡守、梁启超等广东本土文化人士，罗振玉、王国维等国学大师都为保护木刻字书奔走考证，龟岗木刻及其拓本因此得以流传开来。

龟岗大墓形制为“一堂三房”，如此高规格的墓葬主人究竟是谁？根据出土钱币年代以及《史记·南越列传》对南越国历任君主的记载，当时的学者大多认为，这就是南越国第二任君主赵胡的墓。一时间，广州东山龟岗发现“南越文王赵胡冢”的消息引起了全国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直到1983年，真正的南越文王墓在越秀象岗山被发现，当年对龟岗大墓所下的结论才被推翻。但这无损龟岗大墓在广东乃至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地位。上海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徐坚认为，龟岗大墓应是南越国时期的贵族大墓，它的发现应被视为南越国考古学的起点。广州博物馆研究馆员陈鸿钧也指出，龟岗大墓的发现体现了考古工作由民间到官方、由零散无序到全面有序、从经验发掘到理论指导的转变过程。

贰

催生：“锹的考古学”

20世纪初期，以重视田野调查和发掘为标志的“锹的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广州就是最早的中心之一。广州现代市政建设的不断加快，也为早期考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广州老城墙一点一点拆除，城区范围得到拓展的同时，不断有古墓古物在施工中被发现，著名的龟岗汉墓及其后的猫儿岗汉墓等就这样被发掘出来。

彼时，国家层面的古迹古物保护意识也在逐步形成。1916年10月，北洋政府颁布了《保存古物暂行办法》，确认“古物”为“公家所有”。1930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第一部文物法规——《古物保存法》，它重申“古物”“概归国有”，规定“发现人需要立即报告当地主管行政官署”。这两部法令为广东地方政府支持考古学发展提供了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谭镳在1916年发现龟岗大墓后立即呈文省府，就是《保存古物暂行办法》颁布后的行动。

“在这两部法令规定之下，古物归属从‘公家所有’到‘国家所有’，概念得到进一步细化。”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丁蕾这样告诉记者。

叁

集结：两家研究所

在广州东山柏园，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旧址重新对外开放已有五个月。如今，这里成为市民看展、阅读、瞻仰前贤的好去处。

1928年10月22日，中国近代学术重要源头之一的史语所在柏园成立。在所长傅斯年的主持下，陈寅恪、陈垣、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顶级学者一时汇聚于此。举世闻名的殷墟考古从这里发端，中国第一本官办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学术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也创办于此。

其实，史语所的“前身”——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语史所”）对岭南考古事业也至关重要。1926年12月，从柏林大学留学归国的傅斯年受邀执教中山大学。在他的推动下，1928年1月，中山大学语史所正式成立，设立历史、语言、考古、民俗四个专业学会。其中，考古学会由商承祚担任主席，“两粤古代城市宫室坟墓遗址的搜寻”和“行发掘之事”是学会的主要工作内容。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介绍，在1928年4月，番禺县员村报告发现晋代古墓，语史所成员即前往发掘并完成了《调查员村乡发现晋代古冢始末记》的撰写，为史语所后来的田野考古提供了经验。

肆

实践：黄花考古学院

广州真正近现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始，是在官方文博机构出现后。1929年，广州市立博物院选址名楼镇海楼成立。这是华南地区的首座公立博物馆，也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之一。此后二十年间，广州田野考古工作主要由广州市立博物馆负责组织。

“广州市立博物院不是一个简单收藏和罗列古物的地方，它力求对古物进行有序、科学地展示，进而向大众反映古代社会面貌。”陈鸿钧说，广州市立博物院的筹办理念非常先进。

随着城市考古需求的激增，中国近代第一个职业民间考古学术团体——黄花考古学院应运而生。它隶属于广州市立博物院考古部，广泛吸收民间收藏家、金石学家以及不少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者，包括谢英伯、胡肇椿、杨成志、蔡守、谈月色、曾传轺、朱庭祐等。陈鸿钧说：“黄花考古学院首次将西方考古学理念和操作规范带入考古实践中，进而探索岭南及西江文明。”

成立之初，黄花考古学院出版发行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期刊《考古学杂志》（创刊号）。黄花考古学院先后发掘了广州东山猫儿岗汉墓、东郊木塘岗汉墓等。徐坚认为，无论是博物馆的创建、考古学职业团体的建设，还是考古发掘的展开、考古报告的刊布方面，广州都堪称当时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核心之一。

伍

瞩目：猫儿岗汉墓

在黄花考古学院开展的数个考古发掘项目中，1931年的猫儿岗汉墓最为瞩目。它是广州乃至岭南地区最早遵循科学方式正式发掘、及时刊布了发掘报告的墓葬之一，曾被主要发掘者蔡守认为是“南越国第三代君主赵兴墓”。田野清理工作自2月26日开始，3月5日结束，发掘报告《发掘东山猫儿岗汉冢报告》在3月7日即已完成，并发表在次年出版的《考古学杂志》（创刊号）。徐坚认为，猫儿岗发掘报告在岭南考古学史上，尤其是在南越国考古学史上堪称实践先驱。

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术机构的外迁和学人的流动导致黄花考古学院工作的自然中断，初拟为季刊的《考古学杂志》仅创刊号后也无疾而终了。但幸运的是，黄花考古学院学人的理念和考古成果在后续的广州市立博物院活动中被展示出来。

张强禄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人才机构荟萃，考古学发展成绩斐然，直至抗战爆发，广州的考古与博物馆事业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可圈可点的。陈鸿钧也表示，1949年之前的广州早期考古学工作整体处于尝试、探索阶段，它为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大规模的城市考古开启了先河。

访谈

广东早期考古投射

地域文化与学术关怀

丁蕾（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

羊城晚报：在1949年前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中，广东早期考古学地位如何？

丁蕾：1949年前，广东考古学的地位非常特殊。尤其是广州的考古学热潮和活动，完全由中国学者主导，偏重搜寻本地历史文化信息，走在当时中国学术发展的最前沿。

1928年至1931年间，仅广州就先后成立了三个考古团体——中华考古学会、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考古学会、黄花考古学院。三个考古团体的活动显示了新旧学术背景下学者理解的“考古”，即金石学、民俗学和现代考古学杂糅于一体。

另一方面，广东早期考古跟公共博物展览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很多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直接在文博机构展示，理念也十分先进。广东早期的考古学人有意识地将其发掘搜寻的物品视为本地文化的重要物证。

羊城晚报：学者认为，广州是中国近现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的策源地之一，您如何理解这一评价？

丁蕾：这里需要留意“策源地”三个字，它跟广州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民国时期，作为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由此，政府的许多实际措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地方学术发展。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邀请许多文化名人南下广州。

譬如，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考古学会成立前后，就曾邀约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马衡、顾颉刚等学者来校。马衡是原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主席，有“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之誉，曾主持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尽管他因故未能亲身来粤，但却亲自为中山大学考古学系拟定了一份详备的筹建计划。其考古发掘理念和计划贯彻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考古学会的实践活动中。

中华考古学会的成立与中山大学语史所同期，其主要参与者不乏广州国民政府要员、广州博物馆的成员，具有一定的传统金石学背景。这些人员稍后又组建了黄花考古学院，吸纳胡肇椿等在海外留学、真正学习现代考古学知识的年轻人加入，开展田野调查和挖掘。

羊城晚报：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您认为广东早期考古事业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丁蕾：民国时期，河南安阳、敦煌藏书等考古发现引起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相比之下，广东早期考古事业的发现多为“个案”，同时有着较强的地域文化与学术关怀，力图讲述地方历史跟中央王朝之间微妙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一直以来，我们的考古学家都非常关注南越国君主墓葬搜寻。从1916年的龟岗汉墓到1930年的猫儿岗汉墓，本地学者一发现汉代高级墓葬，就会想到南越国，并设法求证它们是否与南越王有联系。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科学”考古眼光来看，当然可以说，这样的判定并不妥当，当代考古发掘也证实了上述两座汉代大墓并非南越王墓葬。但早期广东考古学家如此关注南越王，反映出他们对追溯广州本地历史的热切。此外，从他们的判断和研究方式中，也可以看出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曲折发展，体现了早期中国考古学与金石学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延伸

粤东考古传奇人物——麦兆良

意大利传教士麦兆良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来到广东海丰地区。他很快掌握了当地福佬（俗称“鹤佬”）方言，并编写了简易的福佬—意大利双语字典，一度广为传用。从1934年开始，麦兆良开始涉足考古事业。在广东的25年间，麦兆良发现了50余处遗址、搜集了数千件文物，初步建立起粤东史前文化序列。同时，他还是首位在中国使用碳十四测年的考古学者。

1946年移居香港后，麦兆良潜心钻研，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华南史前史》手稿。麦兆良去世后，他搜集的考古藏品悉数捐给了香港政府。这批藏品主要来自粤东多个史前至秦汉年间的遗址，曾多次在香港公开展出。1975年香港历史博物馆落成之际，文博界人士对《华南史前史》手稿重新进行整理，并出版了《粤东考古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底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探求不息：麦兆良神父粤东考古藏品展》全面梳理了麦兆良的考古事迹，该展由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