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多了一个新职务—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他跳出潮州看潮州，强调研究要超越地域，超越文史学科思维，超越学院与社会的边界，同时“拾遗补缺”，真正连接好研究、社会与企业，更好推动潮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从成立仪式，到研讨会、恳谈会，甚至“潮人潮学”公众号文章审核，陈平原身体力行。对熟悉他的广东人来说，这并不意外。

在这位大学者身上，“潮州人”一直是张显眼标签，虽然多年在外，但他始终心系家乡的教育及文化建设。近年来，他出任潮州市文化顾问以及韩山师范学院董事，策划“韩江讲堂”，和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一举一动备受关注，颇受赞誉。又与深圳多有合作，比如出任南山区文化顾问和南山图书馆理事，粗略统计，12年间共参加学术文化活动20场。

他不需要，也从不借机自我标榜。面对媒体和公众，他再三声明，无论潮学、岭南文化还是人文湾区建设，都不是他的专业领域，敲锣打鼓可以，粉墨登场则不敢。

他自带流量，却拒绝迎风起舞，在关注现实与迎合公众之间选择前者，在采访问答的方寸之间审慎把握：“从媒体角度，话题越热闹越好；作为学者，我必须知所进退。”

陈平原曾形象地自喻为“压舱石”，对热闹、时尚保持警惕，矢志不渝地追求着学术与人生合一。30余部大大小小的著作中，他以“我手写我心”，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追寻文字、声音、图像背后的真实历史文化景观，不厌其烦地诠释着何为“有情怀的学术”以及“学者情怀”。

有境界自成高格。陈平原的学术志向与野心，通过一件往事可见一斑。1999年，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陈平原挥笔道，该中心的宗旨还有一条：研究艰难中崛起的20世纪中国，希望在重铸民族魂以及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和文化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大学教授，他不忘育人本色，在文学史、学术史研究中更多从教育体制入手，可谓用心良苦。在他看来，所有思想转变、文学革命、制度创新等都必须借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且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对陈平原的采访，本文既不是第一篇，也不是最后一篇。目前已有七八十篇采访问答，被细细整理录入《京西答客问》《阅读·大学·中文系》等书中。本文只能算是沧海一粟，谨供读者进一步了解陈平原的所思所想。

对特殊时代、特殊课堂的纪念

“从书里谈到书外，长长短短、琐琐碎碎，如此扶老携幼，能使研究对象更加血肉丰满。”

《南方》杂志：祝贺您的新书《小说史学面面观》出版。您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小说史研究，中间转向学术史、教育史。能否介绍下本书写作缘起？

陈平原：刊行于1988年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我的博士论文，获得很多学术荣誉，最得意的是出版30年后，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我在小说史研究方面的著作，还有《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但这回的《小说史学面面观》不一样，属于“学术史”而不是“文学史”，那就是“中间转向了学术史、教育史”一圈的结果。在此书最后一章，我审视自己的小说史研究，辨析其中的功过得失，希望给后来者提供借鉴。

至于写作缘起，最初是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北大改为线上教学。对着空荡荡的镜头宣讲，不再与学生面对面，无法交换眼神，不仅不精彩，而且容易忘词。为了备忘，我写下了部分讲稿或详细的大纲。课后意犹未尽，干脆整理成文，交给《文艺争鸣》刊发，也算是对这一特殊时代、特殊课堂的纪念。

《南方》杂志：该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鲁迅、胡适等这些读者都比较熟悉的中国学者，还有普实克、夏志清、韩南等外国学者。这样的选择有何考虑？

陈平原：这就说到我希望做到的“面面观”，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描述并评价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思路及著述，目的是呈现不同的学术视野与方法。第二，选择这12位学者，不一定业绩最佳，但都别具特色，很能引发思考与讨论。换句话说，这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试图凸显的是研究者的立场、趣味及方法。基于此设想，本书舍弃了很多主要贡献不在小说史学的优秀学者，即便在小说研究领域，也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采取“举例说明”的方式，选择我较为熟悉且感兴趣的话题，反复敲打，希望能得出若干独特的发现。第三，我自己的解说与论述同样不拘一格，有时长篇大论，有时点到为止，就像课堂讲授一样，“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同时，还得保持一定的水分与空气。如果两个小时全是实打实的干货，会让人听不下去的，必须张弛有度，灵活多样，且讲究韵律与节奏，方能维持听众的注意力。

《南方》杂志：“既学问，也人情，还文章”，是您对这本书的理想设计，也代表了您的著述风格。形成这样的风格经历了哪些过程？

陈平原：关于这本书采用何种文体，到底是论文还是随笔，我一开始很犹豫。最后选择了这么一种介于专门著作与课堂讲义之间的写作形式。有理论阐释、史料钩沉，但也穿插闲话，兼及师友逸闻。从书里谈到书外，长长短短、琐琐碎碎，如此扶老携幼，能使研究对象更加血肉丰满。也正因此，此书比我以往出版的诸多专业著述要好读很多。当然，这与我内心深处对过于学究气的学术论著不太满意有关。到目前为止，这个试验的结果还可以，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朋友们大都认为有见地，不怎么八股，算是别具一格吧。但这是论题本身以及生产过程决定的，不能硬套到我此前此后的所有著述。

文学教授的别有幽怀

“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叠床架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南方》杂志：无论是研究文学史，还是学术史，您都不把它单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而是更多地从教育入手，有哪些用意？

陈平原：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含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反过来，教育史的思考与撰述，对我从事文学史或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一番“游历”，在我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以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比如，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必须体会其中体制与权力的合谋，意识形态与技术能力的缝隙，还有个体学者与时代氛围的关系；众多努力中，从“教育”角度切入，可以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我以为是比较稳妥且可行的。

《南方》杂志：就当下而言，落实文学教育关键在哪里？

陈平原：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我在《文学如何教育》一书中描述了文学教育的十个方面，以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大学五书”及“学术史三部曲”为根基，力图将学院的知识考辨与社会的文化批评相勾连，在教育制度、人文养成、文学批评、学术思想的交汇处，确立“文学教育”的宗旨、功能及发展方向。相对于学界其他同仁，我谈论文学史及文学批评，更多从教育体制入手，这也算是别有幽怀。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叠床架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建立自己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是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锤炼的基本功。”

《南方》杂志：去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是您的“学术史三部曲”收官之作。什么是“述学文体”，这一研究有哪些重要意义？

陈平原：一般认为，治学的得失成败，关键在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专业知识以及时代风潮；至于“述学文体”，似乎无关紧要。可在我看来，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是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锤炼的基本功。这里谈的不是一般的写作技巧，而是中国学者如何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建立自己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这涉及整个现代学术生产机制，比如，什么才叫论文，为何需要专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如何协调，能否“面对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等，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到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如再说开去，则是全球化视野、西学东渐大潮、话语权争夺等在现代中国学界的自然投射。而这些，并不是一两句“学术独立”或“博学深思”就能解决的。

《南方》杂志：您的研究不限于文本，同时关注了“城市”“图像晚清”以及“有声的中国”，透过不同的媒介发现了不同的文化景观。为什么从这些角度入手？

陈平原：10年前，我发表《“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谈我为何要在主营的文学史与学术史之外，如此拓展学术疆域与视野。某种程度上，这既是自我期待，更是学术展望。关于“大学”与“图像”，我的成绩还可以，在北大出版社刊行“大学五书”，除《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我还在东方出版社推出了《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有声的中国”很有潜力，已发表了若干文章，只是尚未正式成书。有点遗憾的是都市研究，我起步很早，但效果不太理想，去年出版的《记忆北京》与《想象都市》，显得有点散乱。之所以撒得这么开，除了学术野心，更重要的是为我的学生探路。放长视线，若他们在学术上有大的推进，那我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也就值得了。

对时尚保持必要的警惕

“我看过很多聪明人，之所以摔跟头，就因为过分看重时尚，什么热就做什么，且老想抄捷径，最后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南方》杂志：投身学术40年来，您共写下30多本著作，可谓著作等身，并获得很多学术奖励。最近四五年间又出版了七八本新作。您是如何做到的？

陈平原：人文及社科没有国家奖，最高的也就是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我获得了五次（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其中两次还是一等奖。不过，60岁以后我就主动放弃了，不再申请此奖项。因我发现，现在申请名额下放到学校和院系，你再参与，就会挤占年轻教师的发展空间。如果是校外评审，不用填表自吹自擂，那样的获奖，我很开心，比如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至于最近几年出书多，那是因为我同时做好几个题目，经过长期积累，刚好这个时候出来，像获得文津图书奖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以及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都是经营了差不多20年。

《南方》杂志：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治学方法和写作习惯，以及下一步研究重心？

陈平原：我是1977级大学生，曾下乡插队8年，学问上起步很晚。上大学后，走得比较顺畅，算是勤能补拙吧。说到研究方法，没有一定之规，跟时代背景、学术领域以及个人性情相关，关键在于学会自我反省，尽可能少走弯路。另外就是对时尚保持必要的警惕—不管诱惑多大，倘若不是你想要或你能要的，就应该不为所动。我看过很多聪明人，之所以摔跟头，就因为过分看重时尚，什么热就做什么，且老想抄捷径，最后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只要不太笨，以中人之资，肯下苦功，持之以恒，总能做出成绩来。至于写作习惯，那就更是因人而异了。相对于其他专业，学人文的，擅长写文章，这点很要紧。我注意到文人学者中，凡到老年还能产出好文章的，十有八九是养成经常写作的习惯，类似“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今天因为严苛的学术考核，导致某些年轻学者写得太多、太水，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很多教授成名后，过早地丧失学术创造力，再也写不出好文章来。

我的习惯是，每年用心经营三四篇像样的大论文，另外还得有八九篇别的文章，包括一般论文、文化评论或学术随笔。我当然知道，一个学者真正有创见、能流传得下去的好文章，不会很多的；你不能保证写下来的，就能传得下去。不懈思考，经常动笔，长长短短，好好坏坏，除了多少有所收获，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学术敏感、思维能力、写作激情以及文字管控能力。至于下一步研究重心，就不在这里啰嗦了，用我们家乡话说，“捡有猪屎呾有话”（比喻事情做好了就有话讲了），在此之前不要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