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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杂记》

历史琐闻轶事类笔记，称汉代刘歆撰，实为晋代葛洪托名之作。葛洪(284—364)，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丹阳句容人，道教理论家，其著作还有《抱朴子》、《神仙传》等西汉的杂史。

《西京杂记》是一部记载西汉历史佚事类笔记。历代指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看，当是杂抄西汉故实和轶闻逸事的荟集之书其所写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内容则包括典制礼仪、天文地理、宫室苑囿、草木虫鱼、奇珍异宝、风俗民情，还包括了诗词曲赋、文论书函和秘闻逸事，采摭丰富，多怪诞不经，不足征信。其中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汉书》诸事，则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另外像人们喜闻乐道的“昭君出塞”、“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匡衡“凿壁借光”等亦皆首出此书，被后人引为典实、成语，对诗词、戏曲、小说的创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西京杂记》版本有一卷本、二卷本和六卷本三个系统：首载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为两卷本;《旧唐书·经籍志》作一卷;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始著录有六卷本。属一卷本的，有《历代小说》本;属于二卷本的，有《抱经堂丛书》、《正觉楼丛刻》、《龙溪精舍丛书》、《闽中丛书》等;属于六卷本的，有孔天胤本、《秦汉图记》、《汉魏丛书》、《稗海》、《津逮秘书》、《学津探源》、《四库全书》、《古今逸史》、《笔记小说大观》等本。后人重新点校本，多以六卷本为基础。

历代重要版本有：1.明万历陕西布政司刊本，六卷;2.明嘉靖沈与文野竹斋刊本。六卷;3.明嘉靖三十一年关中官署刊本，六卷，前有嘉靖三十一年孔天胤序，又称“孔天胤本”;4.汲古阁抄本。六卷;5.明黑格抄本。二卷;6.《稗海》本，六卷;7.《四库全书》本，六卷;8.《四部丛刊》本，六卷;9.《津逮秘书》本，有毛晋序;10.《抱经堂丛书》本，二卷。

今有：《西京杂记》罗根泽注(以孔天胤本为底本)，中华书局1961年版;《西京杂记》程毅中点校，中华书局古小说丛刊本，1985年版;《西京杂记》向新阳、刘克任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1991年版;《西京杂记》周天游校注，三秦出版社，长安史记专刊本，20xx年版;《西京杂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京杂记》，重庆出版社，古今逸史精编本，20xx年版;《新译西京杂记》，曹海东注，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

2、《博物志》

西晋博物类笔记，张华著。志怪小说集。西晋张华(232～300)编撰。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今河北省固安县)。西晋文学家、政治家。西汉留侯张良十六世孙。父亲张平，曹魏时任渔阳太守。张华幼年丧父，亲自牧羊。家贫勤学，“学业优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曹魏末期，因愤世嫉俗而作《鹪鹩赋》，阮籍称其有“王佐之才”，由是声名始著。后经范阳太守鲜于嗣推荐，任太常博士，又迁佐著作郎、长史兼中书郎等职。西晋取代曹魏后，又迁黄门侍郎，吴平，封广武县侯。官至司空，封壮武郡公。晋惠帝时八王之乱中，遭赵王司马伦杀害，夷三族。死后家无余资。

《博物志》分类记载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据晋王嘉《拾遗记》称，张华“好观秘异图纬之书，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所以写成了这部广罗各种奇闻怪异的著作。《博物志》内容多取材於古籍﹐包罗很杂﹐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奇异的草木鱼虫﹑飞禽走兽的描述﹐也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的故事﹐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如所记八月有人浮槎至天河见织女的传闻﹐是有关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原始资料。是《山海经》后，又一部包罗万象的博物类书籍。

张华是位著名的文学家，《博物志》也极富文学色彩：如“八月槎，描绘有人八月乘浮槎至天河见牛郎、织女，展示了天上的星宫景象的神话，充满了美妙的神思遐想;“蜀南多山，弥猴盗妇人”写弥猴以长绳引盗大道上漂亮的女子作妻子，产子还送女家食养，故事亦写得完整生动有趣。这是猿类故事的原型，后来唐传奇中的《补江总白猿传》，《剪灯新话》中的《申阳洞记》等均承此衍传下来。卷十中“千日酒”的故事很有韵味，刘玄石饮千日酒醉死，埋葬三年后始醒，亦充满荒诞的想象。

《博物志》所记山川地理深受《山海经》的影响。如前三卷所记为山川物产，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等，性质大略相当于《山海经》的缩写，内容部分采自古籍，又杂以新的传闻。其中既有五岳，又叙“海外各国”，称五岳为“华、岱、恒、衡、嵩”。张华还精通方术，《博物志》除记有神人、神宫、神像、不死树外，还讲到了方士的活动，宣扬服食导引之法。该书虽没有被收人《道藏》，但历来被道教所重视，其中神仙资料常常为道教研究者所引用。

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明代游潜的《博物志补》均可视为张华的续书。

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称。此书原400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10卷。《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博物志》即为10卷。《博物志》原书已佚，今本《博物志》乃后人搜辑而成。此书有两种版本系统：一种是常见的通行本，收在《广汉魏丛书》、《古今逸史》、《稗海》等丛书中，于十卷中又分三十九目;另一种是黄丕烈刊《土礼居丛书》本，亦作十卷，不分目，次第也和通行本协调，据黄氏说此本系汲古阁影抄宋连江氏刻本，收在《指海》、《龙溪》、《博舍丛书》中，内容与前二书完全相同

今有：《博物志》中华书局1980年版;《穆天子传神异经十洲记博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版;《博物志新译》祝鸿杰译注，上海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3、《古今注》

西晋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卷，，崔豹撰。崔豹，字正熊，一作正能，惠帝时官至太傅。此书是一部对古代和当时各类事物进行解说诠释的著作。其具体内容，可以从它的八个分类略知大概。卷上：舆服一，都邑二;卷中：音乐三，鸟兽四，鱼虫五;卷下：草木六，杂注七，问答释义八。它对我们了解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古代典章制度和习俗，有一定帮助。如舆服类对“銮铃”解说颇为具体，可与《礼记·曲礼》的“行前朱雀尔后玄武“的注疏参照。又如“都邑”类的“杨沟”条：“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又曰羊沟，谓羊喜触墙垣，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这两种解释，常为后人引用，《辞海》、《词源》中关于“杨沟”解释即采用此说。唐宋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册府元龟》《玉海》，皆从《古今注》中采集材料。但《古今注》中也有某些解释不尽合理，带有一定随意性。

《古今注》今传宋刻本为三卷。据宋人李焘的跋语和《旧唐书·经籍志》，今有四卷本和五卷本，以宋嘉定本为最佳。存世较早的版本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吴琯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皆为明代丛书本，单行本有芝秀堂刻本，今《四部丛刊》本即据芝秀堂刻本影印。另有《顾氏文房小说》影印本。

今有：《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据《四部丛刊》本即芝秀堂刻本影印;《古今注·中华古今注·封氏闻见记·资暇集·刊误·苏氏演义·兼明书》，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荆楚岁时记》

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笔记，一卷，梁代宗懔撰。

宗懔(约501～565)，祖籍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八世祖宗承迁居江陵，到宗懔这一代已经200多年了，故以楚人自居。其余行迹、生卒皆不详。

《荆楚岁时记》是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一部专门记载古代岁时节令的专著。全书37篇，记载了自元旦至除夕的24节令和时俗，涉及民俗和门神、木版年画、木雕、绘画、土牛、彩塑、剪纸、镂金箔、首饰、彩蛋画、印染、刺绣等民间工艺美术以及乐舞等，这些民俗、民间工艺美术传自远古，延续后世。《荆楚岁时记》既是对荆楚地区岁时活动的记录，也是作者对自身及其家族亲历社会生活的记录。如其中“端午节”条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并自注云：“按：宗测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炙有验。”宗测是宗承之后第五代孙，为宗懔曾祖父辈。无疑此是宗氏家中口耳相传的轶事，并被历代沿袭承用。由宗氏发明的端午悬挂人形艾的习俗，到后世演变成悬挂艾人，又将艾人附会为道教的张天师，风行全国。

《荆楚岁时记》成书以后，促进了岁时节令文化的交流。在宗懔之后不久，隋代杜公瞻就为宗懔书作注。注中引用经典俗传计68部80余条，说明各种风俗的来源，偶尔也记载北方的节令时俗，有意识地南北风俗进行比较，从而使南北朝后期中国南北方的岁时风俗荟萃于一书之中。此后，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和杜公瞻的《荆楚岁时记注》一起流传，人们习惯上仍将其称作《荆楚岁时记》，对中国岁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原本只是荆楚地区地方性的节俗，正是通过《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进而成为流行全国的岁时节日.《荆楚岁时记》中的不少故事广为流传，对民间文学、传统文艺有着较广泛的影响。传统戏剧、说唱文学常引用或改编其中的典故。比如，戏曲剧目《天河配》(别名《牛郎织女》、《七月七》、《七夕巧配》)即取材于《荆楚岁时记》，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有很多工艺美术作品等也取材于此书的人物和故事。荆楚地区的岁时文化也就对中国岁时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荆楚岁时记》一书亦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尤其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诸国。一般认为，早在奈良时代初期，《荆楚岁时记》就已传到日本。在成书于宇多天皇的宽平三年(891年)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就载有“《荆楚岁时记》一卷”。稍后成书的惟宗公方《本朝月令》一书中，曾多处引到《荆楚岁时记》，如“五月五日节会事”条，就引有五彩丝系臂为长命缕等习俗。《本朝月令》一书是日本学者记载当时岁时习俗的专门著作，其之所以引用《荆楚岁时记》，是用以说明当时岁时习俗的源流，说明日本正是以《荆楚岁时记》作为岁时习俗的典范来学习仿效。实际上，《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许多岁时习俗都在日本流传。如《荆楚岁时记》载元日门前系苇索立松柏枝驱邪，现在日本正月挂在门上的“门松”与“注连绳”据说就是由其演变而来。《荆楚岁时记》所载元日饮屠苏酒俗，自平安时代流行于日本宫廷，后扩散到民间，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韩国，端午节像《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那样，挂艾蒿、吃粽子、赛龙舟，他们把宗懔的家乡视作中国岁时文化的故乡，上世纪90年代，曾特意派人到中国湖北江陵来考察端午习俗。在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鲜时期，还都出现过仿效《荆楚岁时记》体例撰写的岁时著作，如《日本岁时记》、《东国岁时记》，并引述《荆楚岁时记》来说明本国一些岁时习俗与中国岁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荆楚岁时记》通行本有明刻“广汉魏丛书”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宝颜堂秘籍》本、四库文津阁本等十余种版本。

今有：《荆楚岁时记》，高时显吴汝霖辑校，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91年版;《荆楚岁时记》，姜彦稚辑校，岳麓书社1986年版：《荆楚岁时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荆楚岁时记研究》，萧放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5、《洛阳伽蓝记》

北魏时代记载洛阳寺庙盛衰的历史和人物故实类笔记。北魏杨衒之著。杨衒之，元魏北平(河北满城)人。史通及晁公武之读书志中误作羊炫之。博学能文，精通佛教经典。曾任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职，其余不详。“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刘宋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炽，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仅北魏都城洛阳，城内外就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更迭，洛阳陷于兵燹，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也迁到了邺。东魏武定五年(547)，杨衒之因公务冲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忘、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洛阳伽蓝记》共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之东南西北五个区域。其中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以史家的态度、文学的手法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其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推崇。文笔简洁清秀，叙事繁而不乱，骈中有散，颇具特色。在结构上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典籍“合本子注”之体，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有条不紊。颇受历代文史专家推重，与郦道元的《水经注》并称“北朝文学双璧”。

今有：《洛阳伽蓝记校注》，范详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洛阳伽蓝记》，刘卫东选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洛阳伽蓝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年版;《洛阳伽蓝记校释》，周祖谟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洛阳伽蓝记校注》，范祥雍：台北，华正书局1970年版;《重刊洛阳伽蓝记》，徐高阮校注，台北中央研究院1972年版;《洛阳伽蓝记钩沈》，唐晏校注，台北，广文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