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抓住一个时期学界最中心的问题要时刻感知到时代氛围的变化通过锻造公共学术话题来让学者们参加讨论最好是争论得不可开交

在《文史哲》杂志编辑部的会议室，一进门，就能看到整面墙上，悬挂着裱起来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手迹，落款时间是1954年10月16日。这封信提及的“两个小人物”的一篇文章，当时让这本由山东大学自办的学术期刊彻底“出圈”。

今年5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对杂志几代编辑人员付出的努力作出肯定，并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期望。

这本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高校文科学报，已经走过了70个年头。

“三朵金花”与“两个小人物”

1951年5月，在校长华岗的支持下，《文史哲》正式创刊。最初，这是一本“同人”杂志，在山大历史系教授杨向奎等人的倡议下成立。1950年代，山大名家云集，像陆侃如、冯沅君、童书业、萧涤非和赵俪生等著名学者都主动给《文史哲》写稿，不收稿费，有时也兼任编辑。编辑部没有专职人员，社长是华岗，副社长是陆侃如、吴富恒。主编杨向奎负责选题把关和稿件终审，经费靠华岗等人的捐赠。

图/视觉中国

《文史哲》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明确写道，办刊的宗旨是“刊登新文史哲的学习和研究文字”，也就是说，关键在一个“新”字。今年93岁的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赵洪太是《文史哲》创办早期唯一的学生编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受华岗的影响，我们办刊物，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研究中文、历史和哲学。”

在《文史哲》现任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看来，由于山大历史系正式建系时间很晚，当时的一级教授数量比不上很多其他名校，实力不能算一流。但在上世纪50年代，山大历史系走在了全国前列，原因为何？王学典对此曾专门撰文，认为这是因为山大在1951年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山大历史系的教师以此为平台，在全国学术界引发了一系列学术论战。

当时，史学界有“五朵金花”，即围绕五大理论问题展开争鸣，其中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这“三朵金花”，皆以《文史哲》为主要阵地展开讨论。这些论战让山大历史系名声大震，从而奠定了其在国内史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力。

赵洪太指出，《文史哲》编辑部当时“有意识地引导开展这几场学术论战”。“在编辑会上杨向奎讲，30年代中国有一个古代史分期大讨论，没有一致结论，现在我们要搞个古代史分期大讨论，这样可以提高《文史哲》在理论界的影响。”他回忆。

1953年，《文史哲》社员联欢纪念。

中国何时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等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问题，即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1951年，《文史哲》第二期发表了山大教授童书业的《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迅速吸引了整个史学界参与讨论。此后，山大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王仲荦等教师相继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著名学者也纷纷加入，这场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56年仍未结束。

当时主要有三种说法，“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文史哲》对三个派别都贡献了代表性文章，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刊载古史分期相关文章最多的杂志。在论战过程中，此前在学术界处于边缘地位的唯物史观派逐渐掌握了主流话语权。

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登了李、蓝二人针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书评《评〈红楼梦研究〉》。

20世纪50年代，工作中的《文史哲》编委会。

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转交给中央各领导，指出李、蓝发表在《文史哲》上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信中写道：“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

“两个小人物”的说法由此而来。这封信当年并没被公开。《文史哲》编辑部只是听到一些传言，直到13年后的1967年，《人民日报》才将此信公开。

“两个小人物”之一的李希凡写作此文时，刚从山大中文系毕业不久，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仍常和《文史哲》编辑葛懋春通信。据李希凡自述，这篇文章最初在北京找不到发表平台，只得寄回给母校的《文史哲》寻求发表。但根据王学典的考据，这篇文章其实是《文史哲》的约稿。

他在《“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中提供了一封李希凡于1954年4月13日写给葛懋春的信，信中写道：“关于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评价问题，我是准备试写一下的。不过，因为时间问题，过去想把它放在暑期再搞。既然编委会需要，我们就试一下……”王学典认为， 《文史哲》正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当时，批判胡适、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地位是主流意识形态迫切的任务。

赵洪太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整个过程并非正式的“约稿”。关于李希凡的文章，编辑部讨论过两次，第一次是葛懋春提到，李希凡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有不同看法，“杨向奎说让他先看一下稿子”。第二次开会，编辑部已经收到了文章，“杨向奎说，这篇文章和传统的红楼梦研究不一样，有新观点，希望大家讨论一下”。最终，《文史哲》决定发表该文章。

山大原校长徐显明对此曾有过一句准确的评价：“如同《文史哲》在山东大学创办并非偶然原因所致一样，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其他地方得不到支持而最后不得不刊发在《文史哲》上，也并非杂志主持者们的一时心血来潮。”

文章发表后，迅速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红楼梦》大讨论，影响比此前的古史分期问题还要大，从文学领域溢出到整个文化圈。赵洪太回忆说，当年，编辑部没有一个人预料到这篇文章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

1960年，山大历史系在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期间举办的讨论会。

1954年11月~12月，山大共组织了5次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相关发言都在《文史哲》上发表。在1955年第一期的26篇文章中，有16篇都是对俞平伯的批判。这一期有一篇是山大历史系教授吴大琨的《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还促成了另一朵“金花”的开放：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955年，《文史哲》印数已高达两万七千册。王学典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已经完成了两次大的转型。其中第一次是1949年到“文革”前，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转型，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置换在民国时期占主流地位的胡适倡导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文史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者作用，当时所发起的一系列重要学术论战，无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问题讨论”。

在王学典看来，要办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文学术刊物，不仅是要发高质量的文章，最重要的是编辑部通过自主的选题设置，来引领学术新潮流。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最前沿的学术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

以学术为中心

“文革”开始后，全国学报都被停刊。1973年初夏，“文革”尚未结束，但在中央的指示下，全国10所综合性大学的学报同时复刊，《文史哲》是其中之一。

复刊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学术与大批判的关系。在校内举办复刊座谈会时，多数老师希望办一个学术刊物。但有些人在会下提醒编辑部副主任刘光裕，不搞大批判恐怕不行。最终，刘光裕和编委会副主任吴富恒达成共识：要走中间路线。

“这个词是后来我写回忆文章总结出来的，当时不敢这么说，但我和吴富恒彼此心照不宣，复刊原则就是一个，要尽量以学术为中心。”刘光裕说。

1973年11月，《文史哲》发表复刊后的第一期，有七篇“批孔”文章，两篇研究《红楼梦》文章，涉及时政的文章只有三篇，仅占比十分之一，在同期的学报中算很少的了。

在决定复刊号内容时，他和吴富恒讨论，最后决定要“批孔”，不要“批林”，因为“批林”必以政治为重，“批孔”自古有之，内容涉及古典学术，也是山大所长。如何在为政治服务的同时，避免成为一本纯粹的大批判文集，《文史哲》“必须小心翼翼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走钢丝”，刘光裕这样形容。他也承认：“但‘批孔’文章还是以政治为母体，只是相对维护了学术刊物的尊严。”

复刊后的征订数字很快达到74万份，实际印了24万，受欢迎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期。刘光裕分析，因为《文史哲》没有转载“两报一刊”社论，也没有发表工农兵文章，作者至少都是学者。在当时全是政论的大形势下，令人耳目一新。但复刊号发表后不久，刘光裕被迫离开，此后几期，《文史哲》再次回归到大批判文集。

到了1981年，贺立华进入《文史哲》编辑部。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老编辑时常对他说，一切现象都可以研究，但《文史哲》的研究只能限定在学术范围内。《文史哲》不是电台、不是报纸，没法儿跟得那么快。它也不是《红旗》、《求是》用来宣传时事政治理论的，《文史哲》是学术期刊，它只能研究沉潜下来的历史。

“以学术为中心”，在王学典看来，并不意味着要把《文史哲》办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恰恰相反，从创刊伊始，《文史哲》就有非常浓厚的入世情结和干预学术走向的强烈愿望。自他担任编辑以来，更是有意识地让《文史哲》“合上时代的节拍”，更关注时代问题。他不认为保有现实关怀和坚持学术纯粹是一对矛盾。研究的是现实问题，但在探讨问题时，是深入严谨的学术思考，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学术尺度。

“你要抓住一个时期学界最中心的问题，要时刻感知到时代氛围的变化，通过锻造公共学术话题来让学者们参加讨论，最好是争论得不可开交。2008年我观看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宏大的场面之后，就感知到一个趋势，中国的文化发展正在发生方向性调整，从吹西风到吹东风。”王学典说。

《文史哲》创刊号。

王学典从2006年起担任《文史哲》主编，《文史哲》从2008年开始举办高端论坛，至今已办了九届。第一届主题是“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当时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对文艺理论的讨论没有中国的声音，那么中国文论遗产还有没有价值？王学典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选题，进一步推动讨论。第二届主题是“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因为这一年的热点话题是“汉话胡说”，此时已经提出了后来学术界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本土学术的话语困境，也就是中国问题的“中国化”。

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的李平生于1986~2004年间在《文史哲》担任历史学科的责任编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编辑部的审稿标准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选题本身是否足够“新”，二是文章的观点是否足够“新”。

他举例说，有些文章考据做得很扎实，比如论证王维在哪一年出生，也有学术价值，但这不是《文史哲》需要的选题。《文史哲》发表的文章，要有思辨性、理论性和概括性，能进一步启发读者的思考。另外，有些是老选题，比如农民战争问题，在“文革”前就是“五朵金花”之一，学界讨论了很多年，但此前受意识形态影响，对农民战争只能赞扬其反帝反封建作用，不能批评。1980年代，《文史哲》又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对农民战争的重新评价，反思农民战争中的破坏作用，这就是新观点。

现在，编辑部每年都要开一次会议，分析现状并预测人文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可能的“热点”。王学典说，不能守株待兔，要主动出击，虽然发的是别人的文章，但背后要体现编辑部的整体意图。

“现在《文史哲》还远远没有达到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每一期都应该有几篇论战，人仰马翻。”王学典说。

以“问题”为导向

中国人文学术的第二次转型从1978年开始。王学典指出，这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学术范式，向“以现代化为纲”、移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为特征的学术范式的转型，但这一次，《文史哲》没有处于最核心、最前沿的地位。

实际上，从1980年代起，《文史哲》也引导和参与了几次学术讨论，但其影响力已经无法和1950年代“五朵金花”时期相比。比如，1998年5月，《文史哲》发起 “儒学是否宗教”讨论，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等知名学者都参与了讨论，但影响已不像从前那样席卷整个学术圈。

2019年5月5日, 《文史哲》 举办第八次人文高端论坛，再思儒学与百年“五四”之关系。

一位《文史哲》编辑分析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多种。上世纪50年代的学术刊物很少，发起前沿话题的学术讨论，很容易引发全国同行的关注，但到了80年代，学术期刊多了起来，《文史哲》受到的关注度就被稀释了。与此同时，学术期刊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历史学科的顶尖刊物有《历史研究》，文学领域有《文学评论》，哲学有《哲学研究》。而在综合类刊物中，中国社科院1980年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迅速成为一本主流的哲学社会科学杂志，《文史哲》由于自身定位等原因，地位受到冲击。

王学典还指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学术中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学术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北京和上海。他尝试在北京和上海建立《文史哲》分部，让分部凭借地缘优势来组稿、约稿，但目前，北京分部有几个人兼职工作，上海分部还没建成。2011年，《文史哲》创刊60周年时，他曾提出重建《文史哲》的学术中心地位，“但这个口号老被人笑”。

王学典表示，《文史哲》不追求转载率和影响因子。他指出，编辑部曾统计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史哲》发表的文章以古典学术为主，但到了2000年前后，由于整个学科结构的调整，社科崛起，《文史哲》一度有些迷失，“发很多社科文章，而且什么都发，甚至发过研究汽车市场、餐饮的论文”，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一味追求转载率、引用率和影响因子。

面对新时代的办刊环境，综合性大学学报该如何办，是《文史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对此，王学典认为，应当超越学科壁垒，以“问题”为中心来整合学科，不应以“学科”为平台来切割“问题”，要重点刊发那些《文学评论》、《历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等专业期刊不好发、不便发、感到比较棘手、学科归属感不强的文章。

“以前都是把中国问题‘西方化’，但现在我们要回归到30年代的‘两个口号’，一个是‘中国学术化’，另一个是‘学术中国化’。”王学典表示，未来一段时间，《文史哲》关注的重点都会是“中国文明主体地位重建问题”。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山东大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