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帝既立，一方面信任马士英，另一方面依赖推举自己的四位武将，终于造成日后尾大不掉的局面，致使武人跋扈，不听节制，最后把弘光朝廷送上不归之路。

马士英是谁杀的（马士英简介）

痴如刘禅，淫如炀帝，如此弘光帝，加上文有马士英、阮大铖，武有左良玉、刘泽清等人，难怪南京小朝廷那么短命。正是这样一个朝廷，面对北中国沸如汤火、清廷自顾不暇的大好局面，坐失良机，且很快大祸临头。

弘光帝之所以得立，军头们出力最多，成为定策元勋。为此，继位之初，南明小朝廷就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观阳、寿州地区，刘泽清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黄得功由伯进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地区，并在扬州设置“督师”，由史可法担任。

从四镇驻地和督师驻地就可明显看出，南明弘光一朝只想留守于江南，根本无任何北进之意。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四镇军将的个人经历。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本来善疑的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表人才，姿貌魁伟。这位美男子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略地，很少有时间相见，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乡音，很快就勾搭成奸。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包括日后大名鼎鼎又反反复复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杀或为贼兵所害，唯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败，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一改昔日作风，爱民如子，加上李岩（此人历史上不一定真有其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唱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

由于高杰的部队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地紧守，不让高杰的部队入城。

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时，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洲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知道扬州城很难攻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他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刘良佐，直隶人，经历与高杰类似，原本是李自成手下，当时高杰护李自成内营，刘良佐护外营，骁勇能战，常骑一匹斑驳大马，人称“花马刘”。投降明朝后，因敢战而受淮抚朱大典重用，多年在六安、庐州一带与农民军抗衡，与黄得功一起曾在潜山大败张献忠部。因功被擢为总兵官。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刘良佐贼兴大发，在河南正阳沿路劫掠不已，大肆扰民。后来，刘良佐率部大掠淮上，并猛攻临淮。

相比高杰，刘良佐更是多一份贼性，少一份忠心，日后，他拥十万众向清军投降。

刘泽清，山东唐县人，字鹤洲。这位刘爷有将才，人长得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画中人，但这个人的禀性卑鄙残暴，好货取利，是明末跋扈恶将的典型。他最早发迹于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小打小闹，混上个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刘泽清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见“贼”就跑，对当地百姓倒是发狠猛杀，虚报战功，获取赏银。

李自成进围北京，崇祯帝令他勤王，他托言堕马受伤。明廷下令让他扼守真定，他根本不奉诏，反而在当天大掠临清，统兵南逃，所到之处焚劫一空。崇祯帝君臣为求他增援，本要封他为东安伯，但已进入江南地区的刘泽清大掠瓜洲，复又盘踞淮安，专心做一方军阀。

此外，刘泽清对外作战胆怯，对内极其凶残，平时爱取死囚心肝佐酒，杀表兄杀亲叔，恣意而为。

刘泽清的叔叔刘孔和，性豪迈，工诗文。北京失陷时，他在家乡起兵，杀掉大顺政权委任的县令，率众南下依附刚刚即位的弘光帝。刘泽清使幕客游说，刘孔和便领兵归附自己的侄子。

一日，刘泽清张盛宴作诗，宾客交口赞誉，唯独刘孔和不语。刘泽清不悦，数次强问叔叔，让他品评自己的诗作是否精工。刘孔和在侄子军中日久，非常郁闷，便说：“国家举淮东千里付足下，但不闻你北向发一矢以抗敌！诗即精工，何益国事？况且，你作诗还未必精工！”

刘泽清大怒，为之罢酒，座客皆震慑不安。刘孔和拂衣徐出，不顾。怨愤之下，刘泽清暗中派士兵追及舟中，以弓弦缢杀了叔叔。弘光朝廷不知，已经下命任刘孔和为副总兵。等谕旨到达，刘孔和已经被杀三天。

在淮安时，刘泽清为了显示清雅，大治宅邸，花费千金构建水阁，招致诸生吟咏歌颂他的“功业”，颇自矜诩。

如此对外怯懦对内凶残之将，靠拥戴弘光帝得以升官，平日傲慢无礼，逢人夸耀：“我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列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

清兵南下时，有人问他御敌之策，他笑道：“我拥立福王而来，以供我休息耳。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也。”

国难之时，他唯一的“功业”，就是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僭拟皇居的豪宅，壮丽非常。后来，清军一到，刘泽清即率众六万降清。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貌伟多髯，膂力绝伦，天生一个将才。此人出身贫贱，赶驴为生，因非常勇武，被马士英常识，不仅婚娶由老马主持，老马还派人教他兵法。

后来，马士英当凤阳总督时，黄得功才力得施，堵截“流寇”，建功河北，多年与张献忠部、“革左五营”等血拼，立功不少，声达御座，崇祯帝曾亲赐其药，以彰其勋。

弘光帝继位后，由于察觉到黄得功忠心耿耿，非常看重他。黄得功虽然受知于马士英，但本性淳朴，对明朝始终没有二心。他部下人马，也有五六万之多。

除上述四人以外，还有左良玉部。左良玉是山东临清人，早年与后金激战于辽东，因作战勇猛而逐渐升官。此人长身赤面，善左右射，目不知书，智略颇多，善抚士卒。

后来，杨嗣昌督军，左良玉在与农民军作战过程中时而大胜时而大败，逐渐拥兵自重，并在崇祯末年已经挂“平贼将军”印，获封宁南伯，坐镇南昌。如此，他控遏南京上游，拥兵八十余万，气势汹汹，对外号称“百万”。

弘光帝继位，左良玉自恨无策立之功，本来不赞成，后因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苦劝，他勉强上表拥戴，被晋封为“宁南侯”。但是，弘光帝、马士英等人，对他最有戒防之心。

乱世重武将，可南明比南宋远远不如。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杀一岳飞易如反掌。弘光帝继位于南京，却只能听任四镇及左镇跋扈称雄。

日后，南明数帝均在武将掌握之中，所以日益衰弱，次第而亡。

以刘泽清为例，此人原本书生意气，年轻时因为猜忍好斗，被学政禁止参加考试，无奈之下，他才改武科。从骨子里，他对士人有极大的反感。所以，面见弘光帝后，这个武臣竟敢说出这样的话：“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辈宜束之高阁，待臣等杀贼后，再逐次择用，故请罢制科。”

由于他先前在崇祯朝曾为东林党人排挤，故而不遗余力与马士英站在同一战线，尽显武将骄横。

有样学样，其余三镇军头，曾与刘泽清一起，在党争最激烈时，联合上疏，指斥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这种武将弹劾文臣的“本末倒置”，在以前的明朝政治中，从未出现过。此时拥兵自重的军阀们，已是肆无忌惮。

同时，四镇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相互间多有摩擦、冲突，几乎酿成内乱。黄得功、高杰二部火并，差点儿造成两支军队几十万人之间的混战，如无史可法从中弥缝，当时窝里死斗几不可免。

但话又说回来，倘使无东林党和史可法等人的私心，弘光帝依伦序顺利继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四镇参与“策立”而造成的拥功自专。所以，追根溯源，史可法难逃其责。

高杰驻扬州，史可法安排黄得功驻仪征，本来就是让他牵制高杰。与黄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怕路中为高杰、刘良佐等人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出迎，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时，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人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一般密集，尽杀黄得功三百精骑。幸亏黄得功本人悍勇，只身逃免。高杰乘胜，又趁黄得功离镇，派大兵进袭仪征，反被早已有备的黄军打得大败而逃，千余人被歼。于是，二部将领各自整军备马，意欲仇杀。

史可法无奈，亲自至仪征调停，苦劝苦说，表明天下人皆知土桥之变曲在高杰，并自己出银补偿黄得功的马价，黄得功勉强接受。最终，高杰也受史可法劝说，送千金与黄母作寿，二人之间的仇怨才稍稍得释，但高、黄二部已是势不两立。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诸镇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他们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饷开支却极大，使得南明政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由此，江南百姓顿入水火之中，倍受压榨。

南明赋税倍增，百姓骨髓殆尽，家财粮食，全被政府搜刮，以奉养这些骄兵悍将。即使是丰年，江南一带的财赋仅仅六百万两白银，可四镇及左良玉的军队，竟然需要七百万两白银来养，所以，南明只得对江南百姓加征赋税，来满足军需。

清朝方面马不停蹄，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连连占有山东、山西大部分地区。由于弘光朝廷“借虏灭寇”的基本政策，南明军队上下醉生梦死，根本不向北方推进，任由山东、河南日渐成为清朝的稳固统治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十二日的怀庆战役，大顺军获得大胜，攻克沁阳，让多尔衮大惊，从而把所有重兵皆调入陕地，合击李自成余部。倘若弘光君臣审时度势，即使打最简单的人海战术，也能向北方跃进一大步，最差也能把防线推至黄河岸边。彼时，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等地，清军兵力空虚。

可笑的是，弘光君臣小人心态，存有坐山观虎斗的幸灾乐祸心理，谁也不懂在大乱之中设法保有第三种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任由清军放心大胆、倾注全部老本在陕西追围大顺军决战。

丧钟不仅仅为大顺军李自成而鸣，也将为南明弘光朝廷而鸣。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被清军追着打的李自成统大顺余部跑到襄阳，向汉川开进，在清河口大败左良玉部。

打不过李自成，左良玉部既不防“贼”也不击“虏”，反而借“北来太子案”，乘船蔽江而下，杀往南京要“清君侧”。

不久，李自成在湖北通山遇袭被杀。大顺政权领袖人物的死亡，也宣告了这个政权的落幕。

清廷的注意力，立刻全部指向了南京。

（来源|《南明：流亡的悲歌》作者|梅毅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