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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谈论中美缓和经过的研究，都肯定，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直到1978年卡特政府下决心与中国建交之前，中美缓和的进程遭遇了一段“停滞”和“曲折”。

阮文绍朗诺（阮文绍尼克松）

而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做一深刻剖析。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之战发生后，毛主席在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的威胁下，考虑国际格局时曾经满腹忧虑地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国家的利益促使他必须寻找能够联手抗击强敌——至少是利用的伙伴，集中力量对付另一个主要敌人苏联。毛主席决定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分析起来，大致上来源于三方面的考量。

首先，苏联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近代史上，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东北、西北大量领土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承认了历史造成的基本状况，但中苏两国7400公里长的边界线上还存在着许多争议地区，双方之间领土归属边界事件的频繁发生和不断升级，给了苏联以“保卫领土”而发动战争的充分口实。

1960年代起苏联在中苏边界地区陈兵百万，苏军机械化部队几个小时就可以像当年进攻日本关东军那样占领中国东北，或者由中国内蒙古经张家口长驱直入北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国防体系，基本是建立在以苏联为后方依托的设计蓝图上的，苏联军事专家通过指导中国的国防建设，对中国的国防重点和防御设施了如指掌。1950年代初期，中国的沿海边疆地区空防，一度由苏联航空兵师直接负责。

至少，苏联军队进攻并占领中国部分地区的威胁，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从海上攻击中国的威胁要大得多，也更为现实。至于美国升级越南战争对中国南部安全环境的威胁，已由中美两国达成的美国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中国的地面作战部队也就不参战的默契而基本化解。另外，就中国的传统军事战略而言：战国时代秦国统一中国时所使用的远交近攻军事谋略的成功，也为把苏联当作主要敌人的战略提供了支持。

其次，苏联对中国最具现实意义的政权替代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与苏联是同盟关系，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仿效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1950年代中国曾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得到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中国也曾大张旗鼓地学习苏联经验、宣传中苏友谊，中国的大批干部是受苏联专家培训和经在苏联留学培养出来的。

随着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苏共的社会主义理论被指摘为“修正主义”思潮，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动摇，但是长期以来具有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国际共运旗手形象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基础相同的中国仍然很容易找到感情市场。而美国则不同，经过建国以来的思想教育和朝鲜战争，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妖魔感”大大加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势如水火、泾渭分明，即使中美关系实现缓和，也不可能使中国人公开接受资本主义理念。

由此毛主席认为，苏联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具有更大的欺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事实上，苏联1968年8月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建立傀儡政权的情况，已使中国感受到了政权的威胁实实在在地就来自于这个强大的邻国。1969年9月16日，有苏联高层背景、常作为其代言人的西方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星期六晚邮报》上即曾披露说：

这种扶植反动政权的警示，无疑将在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

再次，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分歧，使中苏敌对关系比中美关系更难以修复。

中国和苏联同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常理，共同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该使他们至少比与美国更容易接近。但是，由于中苏两党的重新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共同的规律，以谁为领袖的大势。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地联聚到了一起。当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时，两党分裂的命运也就难以扭转。

伴随着中苏两党1960年代中期那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意识形态大论战而来的是，国际共运的严重分裂和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这一死结，已很难用单纯的改善国家关系的外交政策来化解了。

根据在国际上也把苏联当作比美国更危险的主要敌人，提出了“反帝必先反修”的口号。

以上考虑，长期影响着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使中国从1960年代末期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甚至1980年代初期止，始终奉行把苏联作为外交和国防上的主要敌人的外交战略。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准战争状态：苏联继续向苏中、蒙中边界地区增兵达100万以上，战略核武器部队也将战略导弹的目标指向了中国。

中国方面则以苏联为主要假想敌，以抵抗苏联入侵为战略防的主要目标，扩充了乌鲁木齐军区，加强了内蒙古军区，并把战备的一线地区由沿海地区扩大到“三北”地区(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将在甘肃、内蒙古的国防基地撤离到内地。

对美和解的政策对中国外交关系所带来的收获，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因为美国改变态度，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终于投票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这一年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4个。1972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7个。其中尤以欧美日本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与中国建交者为多。这种情况明显地使过去在军事上和统战问题上惯用“各个击破”策略的毛主席产生了一种奇想，即能不能利用美国和中国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共同的担心，建立起从欧洲、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到中国、日本和美国这样一条针对苏联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一大片国家，来首先击垮苏联呢?

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毛主席说：

把对美和解政策，进一步发展到“联美制苏”，说到底，仍是毛主席策略思想的一种运用。还在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就曾明确提出：

针对这个时候中美正式宣布将互设联络处和毛主席提出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策略主张，外交部很快就作出了具体的解释。2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认可并转发了这一解释意见。

外交部所作的解释是：

注意到周恩来1970年6月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解释中国当时为什么突然又高唱反对美帝的疑问时所说：“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也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可知这种解释在中共中央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外交部的上述解释固然符合毛主席“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和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的一贯策略思想，但是，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毛主席的做法的。

这时，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大批过去追随中国反帝反修的革命党及其各种左派组织，纷纷开始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发出强烈的质疑。

而尤其让毛主席这时感到恼火的是，他批准采取对美和解政策和设想“联美制苏”策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他坚信美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妥协与勾结，因此中国有充分的可能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1970年代初世界形势最大的变化，就是越南战争的结束。中国在这个进程中采取的态度，一方面是继续支持越南进行战争，另一方面是劝说越南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做出让步，给美国以脱身机会。毛主席从1968年起逐步改变了完全用战争手段解决越南战争问题的设想。在中国领导人看来，通过谈判让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战争，实际将有利于越南以后的统一战争。

1968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会见越南理范文同时说：

由此，中国一方面继续保持中美之间的接触，同时抗议美国在越南北方的野蛮军事行为；另一方面又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同时劝告越南放弃过高条件，适时地结束战争。正如在中国支持下北越坚持了越南战争的前半段一样，后半段的美越边谈边打也是在中国的影响下进行的。

美国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考虑中，解决越战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尼克松政府期望通过中美和解为美国提供外交上的机会，直接由中国对越南施加压力，使美国尽快脱离战争的泥淖。因而，在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议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越南战争。

1972年3月底，越南军队在越南南方战场发起全面进攻后，尼克松政府一方面采取报复行动，大规模恢复对越南北方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布雷：一方面向苏联和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希望苏中两国能迫使越南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方面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同时不介入和谈问题的立场。

4月3日，基辛格秘密致函中国，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越战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提醒说，美国在印度支那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1973年1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美国、南越阮文绍政府四方在巴黎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持续十年的越南战争走向结束。3月，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春，北越军队控制了越南南方全境，越南实现了统一，北越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美国对中国的主要依赖也就消失，再加上美苏关系的急剧缓和，更加让美国在中美关系上不再那么热心。

然而，就在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之后不久，他就改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人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双方承诺“不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谋求单方面的优势”。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又应邀访问了华盛顿，美苏再度签署了《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以及《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13个文件，使美苏缓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这种情况显然让毛主席深感被动。

美苏首脑不断互访和接连签订各种条约的现实，使毛主席感到丧气，而且从基辛格这一年里两度来访的谈话当中，毛主席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出，随着美国从越南这个泥潭中拔出脚来，它在中苏之间已经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不那么需要打中国这张牌了。

其实，美国人居高临下的这种态度，还在一年多以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性安排时，就曾经表露无遗。

当时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看法说，苏联正在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美国决心帮助维持中国的生存。

毛主席听到这一说法时，当即发怒道：

为此，毛主席要求周恩来等一定要给美国人一点颜色，主张把原来公报草案里面的“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说：“他们就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如果因此谈吹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还是要来的。”

消息传到上海之后，负责接待黑格一行的上海方面，马上就采取了“菜无好菜”、“脸无好脸”的接待降温措施，弄得美国人一度莫名所以，十分困扰。

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双方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美苏接近的趋向引起了中国的警惕，下决心进一步缓和中美关系，以防止美苏联合对付中国。越南战争的结束，是一个机遇，使中国从有限地联合苏联支援越南的立场，转变为有限地联合美国，共同抵正在日益崛起而对中国威胁更大的苏联霸权主义。

在世界上形成的新的不平衡大国三角关系中，美国、苏联各为势均力敌的一方，而作为第三方的中国，就其实力而言，显然还达不足以独立对抗另两方中的任何一方。但是，如果中国支持某一方，则会使美苏抗衡的天平发生倾斜变化。

1973年2月15日至22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等同基辛格进行了四次会谈，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基辛格表示，美国设想在尼克松第二任的头两年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后两年用类似日本方式建立外交关系，但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他再次强调美中双方面临的共同威胁是苏联。

但是，尽管中国这一时期对没有建交的美国给予了很大热情，由于美国不愿意彻底割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隔26日至28日，邓小平和基辛格连续举行会谈，基辛格提出：

因此：

(1)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

(2)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基辛格这番话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却有后退。

邓小平当即指出：

1975年10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再次来中国访问，为接替尼克松的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做准备工作。邓小平在会谈中指出：

此后，12月1日，福特总统访华，与毛主席就国际问题进行了谈话。毛主席说，两国关系应该继续。我看现在我们两国之尚没多少事，今年明年，后年没有事，以后可能会要好一些。

福特表示：

邓小平与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福特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到197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后再仿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他重申“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针对美国在会谈中采取拖延的方针，邓小平明确指出：

12月7日，福特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发表讲话，提出了被称之为“新太平洋主义”的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六点政策纲领，强调了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并重申在亚太地区及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对苏搞“绥靖主义”的批评。

但是，由于美国始终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加上1976年邓小平失去了主管外交的权力，周恩来、毛主席又相继去世，福特也在同年11月的总统竞选中失利，致使中美关系处在原地踏步的状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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