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南宋诗人，一代名臣，又称至能，因身后得谥号“文穆”，遂后世又称他为范文穆。

如今我们说到范成大，首先想到的莫不是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四时田园、农家景色，无一不让人心生向往，他从江西派入手，后学习中、晚唐诗，继承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或许大多数人都认为范成大只是一个醉心山水的田园诗人。

纵观范成大一生，也算是跌宕起伏，他生于金宋频繁交战的年代，南宋偏安一隅，范成大注定要面对一个风雨飘摇的朝堂。在当时，大批的文人因生不逢时而面临大不幸，怀才难遇，大多湮没在乱世的尘埃之中。而范成大是幸运的，入仕之后，得到宋孝宗的赏识，尤其是顺利出使金国修改已签条约，忠肝义胆，美名传遍天下。三十余年宦途沉浮，心境愈加开阔，也变得更加从容，终于在晚年，放下一切，回归田园，历经世事，再回首，才知道平平淡淡也是人生的真谛，“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应通此理。

范成大是谁的儿子（范成大是谁写的）

1126年，范成大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曾祖父范泽赠太子少保，祖父范师尹赠太子少傅，父亲范雩，官至左奉议郎、秘书郎，赠少师，良好的家庭条件使得范成大在幼年时候得到了很好的教育。

不幸的是，范成大的父辈入仕为官时，正逢金人南侵，北宋灭亡之际，和大多数当时的北宋遗臣一样，范雩带着一家老小，随着逃亡的人群南下回到了故乡昆山。

虽生于一个官宦世家，却也在少年时，便经历了家庭的变故，过上了清贫的生活。

范成大天资聪慧，十二岁时便遍读经史，十四岁时开始创作诗文。

1142年，宋高宗生母显仁皇后从金国回朝，17岁的范成大应试献赋颂，名列前茅，一时之间，声名鹊起。

次年，父亲病故，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加贫寒，还未及冠的范成大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一边抚养弟妹和母亲，一边在昆山坚严资福禅寺读书，寒窗苦读，十年如一日。

范成大早早涉世，又因家庭变故，久居农村，对农家艰辛生活感触颇深，二十多岁，便写下诸多诗篇：

在《大暑舟行含山道中》一诗里，他便表现了“遥怜老农苦”的情感：

在《乐神曲》中，写的是农民为丰年有粮交租、免受鞭笞而感到侥幸：

在《缲丝行》写姑嫂煮茧、缲丝、卖丝的繁忙劳动：

在《催租行》描述农民输租完毕后，吏胥上门勒索的情景：

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之心在范成大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二十多岁，便在当时文坛，颇有些诗名。

经过十年苦读，1154年，28岁的范成大擢进士第。

1156年，除任徽州司户参军，外职小官，范成大一做就是五年。

他的基本政治理想是儒家的“仁政”和“民本”思想,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要想富国强兵,必先安民,“省徭役、薄赋敛、蠲其疾苦”（《论邦本疏》）。在一些奏札中，他力劝孝宗要节省人力、国力，珍惜时间，整顿军纪，训练士卒，慎用刑罚，打击贪吏，以强兵复国为大志。在为地方官时，或尽力铲除弊端、整顿军备，或救灾赈济、兴修水利，为减轻农民负担、解除士兵疾苦作了努力。与此相应，他的忧国恤民的一贯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徽州为官时，他写下了著名的《后催租行》，诗作对南宋赋敛之重、官吏煎逼之酷和百姓受难之深作了形象的描绘：

其惨烈景象在诗中尽显，忧民之心可见一斑。

后来，因为洪适的荐举，范成大被召入杭，监太平惠民和剂局，历任馆职。

1163年，隆兴元年，南宋朝廷为了收复失地采取军事行动，北上中原，向金国不宣而战，史称隆兴北伐。

然而，铩羽而归，大败，第二年年底，南宋朝廷便和金国和谈，签订和议结束了这场较量，称为《隆兴和议》。

金宋两国竟以叔侄相称，明面为和，却多少有些屈辱。

可这次和议还有两件事情没有解决，让宋孝宗如鲠在喉，难以释怀。

第一件事，金国占领了北方，北宋皇帝们在河南开封的陵寝地在金国手里没有归还。

第二件事，南宋皇帝接受金国国书的礼仪。作为南宋君王，要起身去接金国递交的国书。

悬而未决的两件事为范成大出使金国埋下了伏笔，而此时的范成大，却刚刚上任秘书省正字。

三四年间，范成大在仕途上虽有罢免，也无太大的建树，却也小功累累，直到1169年，范成大任起居舍人兼侍讲，任兼实录院检讨官。

宋孝宗签完《隆兴和议》，几年间越想越后悔，越想越憋屈，心里的两块石头始终没有落地，但事情总要解决，而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派使者去金国谈判。

朝堂之上，紧张的气息弥漫开来。人们都畏畏缩缩，要么反对要么受命而不敢应。左相陈俊卿因力主暂缓遣使而去位，吏部侍郎陈良祐因论不应遣使而罢官责居筠州，李焘惧而不敢行。

1170年，宋孝宗想起了范成大，临行前，他任命范成大为起居郎、代理资政殿大学士、丹阳郡开国公，充任祈请国信使，胆小的宋孝宗害怕惹恼金国，只在国书上写了索求北宋诸帝陵寝之地的请求，却没有写更定受书之仪的请求。

范成大请并载受书一事，孝宗不许。临行前他对范成大说：

早将生死置于度外的范成大，向孝宗坚定的表示，他将以苏武为榜样，不会给国家丢脸，于是带着两个任务慨然而行，当时金国的迎接使者仰慕范成大的名声，以致效仿他戴巾帻。

三个月的时间，范成大安全返宋，金国没有答应南宋的请求，只是许可南宋奉迁陵寝。

虽然此次出使未能达到孝宗期许，但范成大能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凭借胆识，入虎狼之穴而据理力争，保全气节，一介文弱书生，使金国上下都为之震撼，着实让天下人佩服。

而更为后世称道的是，范成大此次使金之行，将见闻写成旅行日记一卷，名为《揽辔录》，还在途中写成的72首绝句，汇成《北征小集》。其诗文成就也在这出使的途中，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个时期，范成大的诗作中多有爱国思想：

这些诗篇通过题咏沦陷区的山川古迹，谴责了宋朝统治者的昏庸误国，为中原父老传达了盼望收复失地的心声，有的诗篇还记载了金国贵族统治下的人民的悲惨遭遇。

而这种爱国思想，也贯穿了他的大半生。

为官桂林时，他在《癸水亭落成》诗中写道：“愿挽江流接河汉，为君直北洗□枪。”更体现了他对祖国统一、收复失地的信心和远大志向。

直至晚年重病之时，他还在《题张戡蕃马射猎图》诗里抒发了他对金人的痛恨；《题夫差庙》中，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耽于享乐、残害忠良表示不满，关心国运、盼望统一的心情之切。

回朝之后，范成大得到了孝宗的重用，任命为中书舍人，可又因为太过刚直而被外调。

从此，范成大又开启了另一种人生。

从风景如画的富春江到衢江，登滕王阁入赣江，他一路游历一路记录，感悟都放在了文字中。

几年的游历，打开了范成大的心胸和视野，旅行中的风物改变了他的心境，使得他更加的从容。

为官桂林和成都时期，由于饱览山川之神秀壮美，其诗境界开阔、诗藻华赡，以清峻瑰丽为特色，五言诗尤为突出，期间与众多文人尤其是陆游交游甚多，堪称莫逆之交。

1177年，范成大沿岷江入长江，然后一路过三峡，经湖北、江西入江苏，从镇江转常州、苏州。此行有游记二卷，取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之意命名为《吴船录》。

1186年，因疾患困扰的范成大多次请辞不成，只得暂时闲居石湖。

范成大终于过上了“归田园，带月荷锄，得遂此生矣”的生活。

这一次他将注意力放到辛劳的农民身上，以石湖农村为背景写下了著名的组诗《田园四时杂兴六十首》。60首七言绝句分别描绘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田园景色，将农家的生活环境、季节气候、风土民俗、耕织、收获以及痛苦与欢乐，真实生动地展示出来，超越了以往同类题材的诗作，对南宋以后的田园诗产生很大影响。

此时，和之前不同，范成大晚年时工七言诗，诗风渐趋温丽秀婉、圆润优美。

在他的这组诗中，有春日的生机：

有夏日的辛劳：

有面对苛捐杂税的无奈：

也有自力更生的喜悦：

范成大大半生的仕途生活，大都漂泊不定，而回家无疑是他最大的念想，回到家的范成大如愿以偿的过起了闲适的生活。

这一时期的范成大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目光灵动的看着故乡的一切，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不就正是孩童时的场景吗。

那童年时的“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范成大终其一生，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1193年，范成大的夫人魏氏去世。病中的范成大将自己的诗文集编好，让儿子向老同学杨万里求《序》。而后，病重请辞。这一年秋天，终于成功致仕途，操劳一生的范成大没有过几年恬淡的日子，便匆匆病逝。

有人说，范成大之诗词，气韵不足，略欠浑成，且格局稍隘，显然有些片面了。

范成大留在世上最出名的两组诗，一组是见证着国家大事的使金纪行诗，另一组则是描绘田家生活的小诗。

而更难得的是，范成大在晚年时不为仕途名利所累，转身田园，活得自在。

经历的越多越能明白自己的需要，并不是只有始终热烈的才是人生。

曲曲折折后，再回首时，平平淡淡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