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桅杆

二十九军：29军源自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蒋氏的嫡系军对阵冯玉祥和阎锡山反蒋联军。双方140万大军在中原地区摆开战场，杀得天昏地暗。战至9月，交战双方已成疲态，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反蒋联军顿时兵败如山倒，30万西北军只剩下6万多人。在宋哲元等人的带领下，西北军余部退入山西，1931年1月被张学良收编，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29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辖冯治安的37师，张自忠的38师。29军寄食山西，军费无着，穷困潦倒。1932年8月，经张学良推荐，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省虽地贫人稀，但29军从此有了落脚之地。

到1937年时，29军已经扩编为4个师，新编的2个师分别为赵登禹的132师，刘汝明的143师，总兵力达到10万多人。由此可见，宋哲元等人的带兵能力是很强的。29军参加了长城抗战。在喜峰口战斗中，防线虽经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并歼敌五千。长城抗战中，29军伤亡逾万，虽是惨胜，却是唯一守住阵地的部队。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日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尤其是第29军大刀队，更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至今仍被传唱。29军上下有着比较强烈的反日情绪。

宋哲元和韩复渠谁地位高（宋哲元29军大刀队）

华北自治：日军迫使南京方面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推动“华北自治”，工作重点在29军和宋哲元。日本人又打又拉，一方面挑起丰台、香河、冀东等事件和冲突，不断给29军施加军事压力；一方面频频频抛出诱饵，拉拢争取29军高层。1935年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引诱宋哲元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限20日前宣布。宋哲元无力独自抵抗日本，孤立无援，又不想当汉奸，因而态度暧昧，犹豫不决。25日，见宋哲元没有动静，土肥原转而策动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南京方面。日军还同时采取种种手段，对南京方面和宋哲元施加压力，并策动阎锡山（山西省主席）、韩复榘（山东省主席）等，筹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

12月18日，南京方面在日军的压力下妥协，被迫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成立具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方面，实际上成为日本所希望的地方自治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认为通过华北自治以全面控制华北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随即调整对华北的政策，暂停了军事行动，也不再制造事端，而是着力从政、经、军等领域控制冀察当局，采取“拉”的一手。但“打”的一手也时时准备着。

物极必反，华北事变等一系列日本侵略行径，终于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抗。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示威活动，并迅速扩大，形成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受此影响，本来就不甘当傀儡的宋哲元逐步采取一些措施，对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行径进行抵制。这样一来，日本变华北为“张作霖时代的东北”的企图就难以得逞。

百般周旋：长城抗战后，宋哲元处在日本人和南京方面的夹缝中，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左右不讨好。1935年6月，因日本人挑起的察东事件，南京方面迫于压力，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主席职务，被迫离开察哈尔去天津休养。此事令29军高层非常愤怒，宋哲元临行在张家口火车站公开说：“谁再相信蒋氏抗战，谁就是傻瓜。”在天津期间，有传言说南京方面要调29军南下“围剿”红军。这使宋哲元更加相信蒋氏要对29军开刀。日本人对这种微妙关系洞若观火，认为有机可乘，派出大批说客登门拜访，劝说其投靠日本。

宋哲元此时身处两难，有所动摇，派人与土肥原贤二秘密接触，静观形势，做两手准备。当时有风声，只要征调29军南下的命令下达，宋哲元就准备公开投日。可“何梅协定”以后，嫡系军和东北军被迫全部撤出了河北，平津及周边地区的中国军队只剩下29军，南调传言自然平息，投日之事也就不了了之。此事也说明：宋哲元虽然也有一定的气节，在长城抗战中也毫不含糊，但毕竟是军阀本性，在团体利益（实质是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是保全小团体利益。

宋哲元

历史有时候真的让人匪夷所思：日本人制造事端、千方百计排挤中央势力的本意，是想培植宋哲元为其代理人，结果却挽救了宋哲元和29军的名节。进入1937年，华北局势相对稳定，日本林铣十郎内阁上台后，宣扬“不尚武”政策，显示对华友好。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与29军改善关系，破天荒地赠送了10多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和张自忠等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自己不愿去，便安排张自忠率团访日，还公开谈论中日友好。当时的中国，民众反日情绪很高，宋哲元的言行自然遭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这种周旋于两端、左右不讨好的境况，让宋哲元也苦恼万分，心生厌倦，于是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回山东乐陵老家休养去了。就在宋哲元在家乡享受短暂清静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山雨欲来：实际上，日本所谓的对华友好，完全是一种假象，是为即将到来的重大行动做掩护。1937年春，日本关东军大批调入关内，平津地区的日军增加到3万多人。4月下旬，华北驻屯军开始在平津地区频繁进行战斗演习，并以卢沟桥和宛平城为目标，重点展开进攻演习。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正在加紧备战，为一场重大行动做准备。在平津地区，29军与日军对峙已经有2年，虽然双方冲突不断，但最终都得以化解，与九一八之前东北的情况非常相似。同时，29军官兵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即使增兵后也就3万多人，而29军有10万之众，日军根本不是对手。因此，29军从上到下轻敌麻痹，忽视日军的备战行动。

根据《辛丑条约》和《塘沽协定》，日军在平津地区占据了很多要地，双方阵地犬牙交错，29军眼睁睁地看着日军频繁调动，并占据有利攻击位置。当时，北平已成孤岛，北、东、南三面均被日军控制，西边的宛平城和卢沟桥方向是北平唯一的对外通道。日军如果占领这一要地，北平与南方的通道就被截断，冀察当局和29军就可以被牢牢控制，就可以迫使其俯首听命，实现华北地区的“东北化”。这就是日本人一直紧盯着宛平城和卢沟桥并多次开展进攻演习的用意所在。此时，华北上空黑云压城，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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