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舶司遗址（泉州市舶司遗址简介）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政府机构，市舶司在特定港口遵照朝廷指令，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其主要官员及其下属由朝廷任命。自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至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近400年间，泉州市舶司管理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检查、征税等事宜，同时兼有海关、外贸、港务等部门的职能，为泉州港乃至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古代航海和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鼎盛时期泉州市舶司所交的税金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1/10，这与泉州港贸易的繁荣及市舶司的有效管理是分不开的。

一、艰难的泉州市舶司设立经过

泉州市舶司设立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比广东、两浙市舶司的设立晚了一百年左右。提及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就不能不提及时任泉州知府的陈偁。陈偁就任泉州府前曾任广东惠州知府，参与过广州市舶司的工作，因此对市舶司的工作有所了解。陈偁就任泉州知府后的熙宁、元丰年间，由于王安石变法，泉州的海外贸易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元丰三年（1080年）新修订的“广州市舶条”规定去南洋经商的商人，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领取公凭，方许出国；归国时，又需到广州市舶司抽解，若违反此规定，货、财将被没收。在这个市舶法施行的数年里，商人们因要远绕海路，耗时多，成本高，故偷溜回家者占大半，每年落罪者众多。当时新修订的市舶官制在福建设立了“觉察拘栏”一职，类似于今天的海关缉私局，它的任务是：调查经过海岸的船只，检查是否持有征税证明和公文等，若有可疑的船只，将其带到市舶司去。福建转运判官王于京于元丰三年被任命为觉察拘栏来到泉州。陈偁和王子京之间围绕着贸易的经营方式发生了严重的对立。

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航路的开辟，泉州东出台湾南下菲律宾新航线的开通使得泉州始发的船舶到广州报关的弊端更为突出。陈偁实事求是地认为，船舶要借助季侯风行驶，为了不耽误行程，只要明确登记货物的名称和数量后即准许放行贸易。而王子京与陈偁意见不同却加剧搜捕商人。有的商人因为怕被逮捕烧毁了高价钱的香药。王子京以搜刮民脂民膏为目的，对商人的取缔和没收财货是非常严厉的，据记载，因此死于狱中者达十八人，没收的财货更是数以万计。正因为深深了解新政的弊端，所以陈偁向朝廷请愿设立泉州市舶司。“从泉州出发到海外，大约一年之内可往返一次，若绕道到广州，要过二冬，头尾大约三年才能返回。并且通往广州的海路上多有礁石、浅滩、险恶的难关。而且费用增多、利润减少。如果南行的船只日益变少，那么在广州的征税可随之减少。加上觉察拘栏有弊病，民众益发无法忍受。若把市舶司设在泉州，弊病将会消失”。但当时由于王子京为首的福建转运使强烈反对，广州市舶司出于地方保护主义也强烈反对导致泉州市舶司未获批。直到元丰八年三月，实行变法的宋神宗去世，继位的哲宗取消变法后，元祐二年（1087年），在时任吏部尚书兼侍读学士的泉州人苏颂和户部尚书李常的努力下，宋廷终于接受陈偁的建议，下旨设立泉州市舶司。从此泉州港开辟了辉煌的“东方第一大港”的时代。

泉州市舶司的设立，不仅大幅缩短了贸易往来的时间，节约了大笔成本，而且减少了航路风险，极大地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而陈偁为报七年前泉州百姓的解救之恩，在泉州留下了一段佳话。

陈偁曾两度出任泉州知府，第一次是北宋熙宁八年，在任期间，陈偁目睹百姓因遭受大旱，庄稼歉收的悲苦。陈偁教农民用牛车汲水灌入东湖，使东湖的水常满，有效地灌溉了周围40多顷的良田，保证农业收成。泉州的老百姓非常感激陈偁。不料，陈偁在前开封府任上（1070年）爱民心切曾动用官帑济民，造成府库亏损50万缗一事被继任开封府官员告发。陈偁虽然为官多年，但一直清廉律己，两袖清风，根本无法拿出银两来填补府库的这笔亏空。因此，他被朝廷革职查办。泉州市民闻讯后，3天之内自发集资50万缗，替陈偁还清亏空的钱；并且联名向派来调查此事的户部使者上书，请求赦免陈偁。户部使者被民众真情感动，如实向朝廷转达了民情民意；因此，陈偁被免于处分。元丰二年（1079年），陈偁再度出任泉州知州。“泉民思慕既久，闻公复来，老稚抃叫，争走逆旁郡，至有灼臂于马前者，曰：复见公矣。”情景异常热烈，足见泉州市民对陈偁的爱戴。元丰五年，为了报答七年前泉州百姓解救之情，陈偁再一次向朝廷上疏请求在泉州设置市舶司。最终在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接受了陈偁的建议在泉州设置市舶司。这是泉州海交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以后，外商到泉州愈来愈多。泉州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元丰八年，陈偁因病辞官居泉州。元祐元年（1086年）七月，陈偁卒于泉州。泉州市民深切悼念，商贾停市，以示哀悼。其子陈瑾后为北宋的著名谏官，父子并祀泉州先贤祠。

二、惩治腐败，革除弊政

由于外贸利润之丰厚，泉州历史上曾经出现不少贪赃受贿的官员，导致蕃舶不至，外贸急剧下降。嘉定十年（1217年）赵崇度出任泉州市舶司提举。到任前的泉州市舶司与州税务极其腐败，竟然在首次蕃舶抽分、和市后，私下再事刮取“额外”的抽解和买，结果是“大半”之后再刮“大半”。“克剥太过”，令蕃商“惮于此来”。问题非常严重。因此，赵崇度和时任知州真德秀携手“同心划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实施弭弊振衰的改革。不但税额下调，而且严禁官吏直接向蕃商购物，政府衙门“台委倅属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只有经报州核准始可行事，因而取得明显绩效。在他们的努力下，泉州海外贸易又走上繁荣发展“逾年舶至三倍”，“遂岁增三十六艘”。来泉蕃舶第二年增一倍，第三年增三倍。以至真德秀第一次离任时，“蕃商拥通攀送”，第二次“知泉州。知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这是何等感人的情景。

嘉泰二年，郭子仪第十三世孙郭晞宗出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郭晞宗在任上处理市舶弊病，而且收效显著，外国人来者众多。当时舶司积弊，到任前的市舶官员对于海商盘剥，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等。南宋自绍兴后，泉州市舶官员有不少不廉的记载，如“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八日，诏大理寺正潘景珪前往泉州根勘提举市舶陆沅不法公事，以沅在任，赃污狼藉故也。”、“淳熙十四年正月十一日，提举福建市舶潘冠英放罢。言者按其苛敛诛求，诱致无术，蕃商海舶畏避不来，故有是命。”、“开禧三年正月七日，前知南雄州聂周臣言：‘泉、广各置舶司以通蕃商，比年蕃船抵岸，既有抽解，合许从便货卖。今所隶官司择其精者，售以低价，诸司官属复相嘱托，名曰和买。获利既薄，怨望愈深，所以比年蕃船颇疏，征税暗损。乞申饬泉、广市舶司，照条抽解和。’”，据廖大珂的论证：“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是海商资本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海外贸易每况愈下，日益凋敝，同时大批海商因经营亏损，走上破产之路。”郭晞宗在泉州市舶提举任上非常努力地处理了许多泉州市舶司积累的弊端，所以来泉州的外国商人不断增多。

嘉熙三年（1239年），赵涯莅职泉州知州兼舶，他以唐代好官元结为治政偶像，下车伊始，即重拳惩贪除恶，“职曹与舶属，时号大驵侩。两疏劾四凶，人喜如爬疥。州胥富盖藏，至则系以械。曰此其渠魁，岂止为罥絓。县官庇黠胥，期限稍宽解，山判吁可惊，即日命追解”。一时吏治为之一清。洁身自好型的清官，如陈梦庚任添差通判，在当时贪贿浊流中，“屹立如冰霜”，“人目为古老通判”。赵彦侯摄郡兼舶，“化以廉平”，吏以例行习惯送他舶琛，便被笞责。

此外，绍定年间（1228-1233年），孙梦观知泉州兼权提举市舶，“重名节，蠲租省罚，有循良之誉”。刘克逊淳祐三年（1243年）提举泉州市舶，“莅琛台，以清禁官吏强买，明谕贾胡以宽征意，风樯鳞集，舶计骤增”。绍兴年间（1131-1162年），泉州提举市舶何俌“约束奸吏甚严”，傅自修“绍兴中监泉市舶务，宿弊十去八九。后蕃商为贪吏所困，号泣思之。闻于朝，仍命就原职，蕃商相贺。”淳熙元年（1174年），虞仲房任泉州市舶提举，“引身闽山接商舶”“贾胡钦仰清节高”。宝祐六年（1258年）至景定元年（1260年），方澄孙知泉州兼权提举市舶，“剔除蠹弊，黥籍舞文之吏不得逞”。

众多廉洁奉公的泉州市舶司提举敢于革除时弊，惩治贪官，促使蕃商放心来泉贸易，为泉州海外贸易的良性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三、招徕远舶，优抚蕃商

泉州市舶司设置伊始，就十分大胆奏请派员到海外“招商”，崇宁二年（1103年）宋廷批复同意后，泉州市舶司即遣刘著赴占城（今越南中部）、罗斛（今泰国境内）“说谕招纳”，果然不虚此行，“不曾入贡”的罗斛国也“前来进奉”。此后，海外招商风气不绝。到了元代，更是将“通道外国，抚宣诸夷”作为大事，频繁遣使至南海诸国招谕。这种派遣使团亲赴外国招商的活动，受到南海诸国的积极回应，纷纷遣使前来朝贡，从而建立起双向互动的密切贸易关系。

为适应海外贡使和蕃商不断增加的需要，自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泉州市舶司就设立来远驿并拟定《犒设馈送则例》，作为官方接待场所，所拟迎送礼仪极为隆重，并严格规定不论对方所在国家、地区或部落面积大小，人口多少，文化高低，均一视同仁，充分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文明之邦的地方海事机构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好客风度，这一新例，一经报送立即得到宋廷的批准。

宋室南迁之后，刺桐港地位迅速提升更为宋廷倚重，对外政策更加优惠。绍兴元年（1136年），宋廷批准泉州奏请，凡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5万贯、10万贯者，补官有差”。当年八月，大食蕃客浦罗辛运载乳香到泉州抽解三十万缗，宋廷授予“承信郎”；年末，八年招诱舶货抽解累计九十八万缗的福建纲首（船长）蔡景芳也授“承信郎”，蒲寿庚之父蒲开宗购运抽解净利更大，被授官高一级的“承节郎”。

同时，南宋政府对亏损蕃商物价而影响海外贸易的市舶官员，给予降职处分，对违法抑买者，允许外商越诉，犯者计赃坐罪。这些奖惩分明的治理市舶措施，有力保护了外商的利益。

这种感人的情景还出现在泉州市舶司每年在九日山下通远王祠的两次祁凤仪典。这种将民间信仰演变为官方祁风制度的过程，并非来自朝廷礼仪的影响，而是作为官方服务海外贸易事业的仪式崇拜。以现代人眼光看，这实际上是为刺桐港繁荣广而告之的盛典。在祁风同时，如遣发舶之际，官方每年支出官费三百贯，排办筵席，由市舶司提举和州官“犒设诸国蕃商”，以从优奖掖。如今，当我们登临九日山，读着那些从北宋到南宋的祁风纪事摩崖石刻，怎能不为七八百年前两宋官员们那种礼待蕃商之热情、开放活跃之思想、登高望远之浪漫而感慨呢。

南宋末年的咸淳十年（1274年），阿拉伯人蒲寿庚由于荡平海寇有功，被宋廷授予泉州市舶司提举一职，宋末至元代，蒲寿庚及其子蒲师文先后出任泉州市舶司提举，主导泉州海外贸易近三十年，期间利用其自身扩展海外邦交所需的亲缘、教缘、商缘、文缘诸种优势，“通道外国，抚宣诸夷”，开创了泉州港“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鼎盛时代。

四、赵汝适与《诸蕃志》

说起南宋时期泉州的海上交通，有一本地理名著不能不提，那就是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赵汝适出身于赵宋宗室，是宋太宗赵炅八世孙。他并非泉州人，却与泉州有着极深的缘分。嘉定十七年(1224年)九月，赵汝适以朝奉大夫的身份来泉州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市舶司设在泉州）；宝庆元年(1225年）九月，兼权知泉州；同年十一月，兼知南外宗正事。身兼三职，且每一个职位都与泉州息息相关，可见当时的他与泉州的联系有多么紧密了。

赵汝适在泉州期间，正是泉州海外通商贸易迈向鼎盛之时，各国商人、传教士、旅行家成群结队来泉。赵汝适在掌管泉州市舶司时，勤理舶务，与亚非蕃商友好交往，利用闲暇，遍访当时侨居泉州的蕃商，参考有关图籍，蒐集资料，询问寻证来泉经商的胡贾，完成泉州海交史专著一书二卷，并于宝庆元年（1225年）结集付梓，并题书名《诸蕃志》。《诸蕃志》分上、下两卷，上卷志国，下卷志物。上卷记载了东自日本、朝鲜，东南自菲律宾，南至印尼群岛，西达非洲之摩洛哥、意大利西西里岛，北溯中亚共58个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下卷记载各国物产计有香药29种，宝物及动物11种，水果3种，其他物产4种，共47种。香药有：脑子（即龙脑）、乳香、没药、血碣、全颜香、笃耨香、苏合油香、安息香、沉香、箋香、速暂香、黄熟香、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真香、麝香木等。该书对各种贸易品的产地、采制方法、品质辨别等记载详细，同时记述了不同国家的贸易方式、手段、途径和贸易货币，各种进口商品和各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情况，是研究宋代海外贸易史的重要著作。全书颇具史料价值，迄今仍常为史地学家所借鉴、引用。《四库全书提要》记为《诸蕃志》“叙述详核，为史家之所依据”。

《诸蕃志》的出版，为我们充分展示了泉州市舶司官员在中古时代就具有无与伦比的国际视野。

五、自由贸易港的有益尝试

公元1271年8月到1272年2月间，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纳来泉贸易，在泉州居住了5个月，写下了《光明之城》一书，为我们展示了南宋末年泉州港的繁荣景象。

雅各于咸淳七年（1271年）抵达刺桐港时发现“这是一座极大的贸易城市，商人在此可以赚取巨额利润，作为自由国家的城市和港口，所有的商人均免除交纳各种额外的贡赋和税收。.......他们所征的城市税和居住税的款项巨大，足以填平甚至超过蛮子（指中国）在经营布匹、香料等生意中所可能受到的损失。”

其实，泉州港“免税”，早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颜师鲁任泉州知州兼市舶司提举时便已实施：“始至即蠲（免除）海舶诸税，诸商贾胡尤服其清。为政专以恤民为心，郡人塑像祀之。”

雅各在泉期间，时任泉州知州兼市舶司提举赵是斋（1271年）实行的“免税”并非其首创，亦是循其先任颜师鲁之前例罢了。市舶免税，蕃舶徒增，城之商税自然水涨船高。正如雅各所闻：“市场、商店以及客栈等供世界各地商人休憩的场所所获得的利润足以超过该城市因免去关税而受到的损失。”港口免税，舶商既无需行贿市舶官员也不必“漏舶”逃税，市舶官员自然政廉风清，一举两得，近悦远来，也就有了雅各所见到的刺桐港“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的盛况。

赵是斋上任后，为扭转“漏舶”之势、整饬吏治而采取“免税”等优惠政策深得蕃商拥戴，故有雅各所描述刺桐之繁荣。赵是斋继任者赵日起，知州兼提举市舶，仍依前例，故有“芾棠南国里”之誉。赵日起去世时，“遗民应巷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