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禅让制度下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花了十三年的时间终于平治了水患，让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禹的事迹成为了中华民族道德观念的典范，但正是这位头顶光环的帝王，却标志着原始部落禅让制度的终结。

有关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说，最早也最完整的记载见之于《尚书》，其《尧典》与《虞书》中有关于尧舜禹问帝位禅让过程的详细记载。

但尧舜禹禅让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我国最古老历史著作《春秋》，它除了对近世的内禅有过简单的记载外，对远古时代的禅让几乎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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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汉前中期，司马迁撰写《史记》五帝本纪时，才让我们看到了至今所能看到关于尧舜禹禅让经过的最详尽的记载。

从司马迁所记载的尧舜禹相禅内容与过程可以看出，禅让涉及到三方面的人物，一是在位帝王，王帝未来的接班人，三为议会贵族。至于候选人，则是帝君之子与议会贵族的推荐人。后世学者对于禅让事件，产生了“选举说”与“争夺说”的分派界定，并引起激烈的辩论。

一般来说，禅让分内禅和外禅。内禅是在同一朝代前提下王位的正当交替，禅者与受禅者都属于同一王族内的成员，禅让后王朝依然如故，不会发生改朝换代。外禅一般指在不同姓氏之间进行的以禅让为形式的政权转移，如刘汉与曹魏，曹魏与司马晋之间的政权替代。

外禅在封建社会经常发生，这样新的统治者就能在权力交替时，可以保证其合法性，大幅度的缓和政治压力和反抗，所以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禅让主要是指是外禅。

然而在尧舜禹禅让的事件中，却不能把禅让用内禅和外禅简单地作出区分。尧舜禹相禅是同一政权下的帝位转让，同时他们是黄帝的后代，属于发生在同一家族不同分支间的权力过渡，正常来说应该是内禅。

但这显然不是发生在父子、叔侄、堂兄弟之间，甚至尧在选定舜作为继承人之前对舜一无所知，而不同的姓氏似乎也可以将这样的权力继承看作为外禅。

部落联盟是人类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演变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像黄帝与炎帝联手击败蚩尤，成为中原地区的共主，通过某种议会的方式，产生出自己的领袖，而这种方式类似于推举制度，属于当时的政治特色。

然而这种部落联盟有着天然的缺陷，即使掌权者有着优秀的领导才能，依然无法避免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甚至伴随着激烈的冲突和斗争。

无论是孔子，还是其他的诸子百家，在叙述中都不太关心部落联盟禅让的过程，只在乎尧舜禹禅让的合法性，经过大肆粉饰后，借以极力推销自己政治主张。

在司马迁记述的内容来看，尧舜禹相禅的实质更有点像民主选举，但这种的选举权力只适用于贵族议会内部，与现今的大众普选不一样。

尧舜禹的时代正处于原始禅让制度的晚期，议会各贵族以及掌权者都积累了大量的私有财富，这开始让最初的“选贤”流于形式。当时的民主选举，其实是在位君主的家族势力与议会贵族在背后的政治角逐。

按照诸子百家的说法，如果说舜和禹得民心而顺利继承王位，益因失民心而失天下。但当时所谓的民心，却是天下诸侯的投票，即是贵族间相互角力较量后，得出的较普遍的意志或结果。

出于对财产私有化的本能和追逐，在位的君主和议会产生的激烈碰撞，便出现了两种结果：

1、最终导致当时的最高权力向在位君主集团的逐渐倾斜。因为在位君主都是经过严格的德行标准与长期的处事考验选拔出来的，君主强大的人格魅力在民众心里播下了对君主及其子嗣的偏爱的种子，其强大的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也有利于君主家族势力集团的形成，帝君之子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王维继承人，就是这种情况下慢慢形成为制度习惯的。

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尽管在与候选人虞舜、大禹争夺王位相继败北，但大禹之子启终于击败了候选人益，让世袭制取代了民主选举的禅让制。

2、侥幸取胜的受禅者对君主世袭势力集团形式上的妥协，假如前代君主的后人即使继位不成，也能享受名誉上或物质上的优待。

在权利演变交替的过程中，大禹以自身的卓越功绩，为其传位于儿子的意图提供了可能性。当启篡位成功并建立了夏朝之后，世袭制度也从夏朝开始并被后世沿用了近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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